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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建国和扩张的过程中曾与西戎发生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关系，考古工作者可以从双方城址、墓葬和出土器物中发现多种文化交融的现象。西戎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考古学家对这些半牧半农的人群却知之甚少，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的发掘逐步揭开了西戎一支的神秘面纱。自2006年开始发掘以来，马家塬墓地迄今已发现66座墓、2座祭祀坑，墓地中心是M6，其余中小型墓葬在其北部和东西两侧呈半月形分布。马家塬墓地葬俗和随葬品包含了欧亚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因素。本文结合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发现，从秦霸西戎的角度，探讨马家塬墓葬文化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以及蕴含的历史意义。 秦霸西戎为长期过程 秦人最初可能来自东方，先后为商周两朝出力。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别封于秦，秦邑可能在今天陕西宝鸡陈仓一带，为秦人直接的祖先。在西周厉王末年，约公元前841年，西戎灭大骆。西周宣王时，秦庄公收复西犬丘，从此，以西垂为都，代替骆嬴一支，作西垂大夫。 秦国统治的区域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地区，自陇以西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游离于商周的势力边缘或者范围之外，直到秦孝公时能号令的还有“戎狄九十二国”。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居通婚，各个方面有很多互动，在周秦统治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区都有戎狄文化因素发现。秦国西部的西戎，既是可以良性互动，吸取骑射技术和人力资源，获得牧业产品和远方信息的朋友，也是威胁秦国生存，牵制秦国扩张的敌人。秦国主要通过长期多次军政途径整合这个地区的人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霸西戎”是最为有名的一次。秦霸西戎无论对于秦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历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秦霸西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秦霸西戎巩固了西北大后方，从而能较为从容地东向与诸侯争霸，而且在周边地区导致了很多连锁的反应，为东向攻灭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秦霸西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考古发现的现象和文物进行佐证和充实。战国中晚期的马家塬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从考古视野了解这个过程晚期阶段的特点提供了生动的实物例证。 马家塬高等级墓缺乏整套显示威权和身份的游牧人武器 在欧亚草原地区游牧人群的高等级墓葬中，一般都会有武器、马具和动物风格艺术三个要素。随着等级的提高，器物制作和装饰的材质中黄金、银、宝石的比重增加。 马家塬战国墓地属于西戎一支应当没有问题。戎人一般认为属于牧业人群，至少也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社会，观察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发现这些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根据已经公布的马家塬战国墓地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有一些武器的发现，但和同时期草原地带首领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相比，缺少短剑等武器为代表的威权物，特别是在整装成套、人群属性和材质贵重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根据迄今公布的材料发现，矛在马家塬墓地中显得比较突出，各类武器作为随葬品在马家塬高等级的墓葬中不太普遍和平衡，而且没有金银装饰的短剑和管銎武器，特别是没有极具身份象征意义的短剑。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国晚期这个地区的西戎首领可能已经为秦国所羁縻，其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马家塬西戎墓地受到秦楚为代表的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区域与秦国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加上秦国对这些戎人的有效统治，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秦国文化的影响。马家塬墓地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首先是秦国的铜鼎、铜壶、铜茧形壶、铜甗、铜戈和灰陶罐等。从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动物艺术风格来看，较多文雅柔和的特点。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尚武、尚神精神的衰落。 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几乎都受到中原青铜礼器文化的影响。马家塬墓葬中虽然出土了很多类的青铜器，甚至有自身特点的铲足铜鬲，但盛酒、储酒之用的壶才是最重要的铜容器。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晚期，游牧已经在欧亚草原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和生活方式，草原人群从原来各类的陶器中，筛选出壶作为最主要的多用途容器，各种材质的壶成为北方草原地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容器。壶这种器物当然有其自身久远的草原文化背景，也有甘青彩陶壶影响的渊源，但作为中原青铜礼器之一的铜壶的文化影响力，也可能是中原战国秦汉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广泛使用这种器物的原因。 车马传入中国后，自殷周以来，在中原文化中长盛不衰。马家塬战国墓葬随葬不同等级和用途的车马的习俗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车的基本形制和中原地区的相似，但是整车与墓主一起在同一墓室埋葬的方式和这个时期中原使用单独车马坑的葬法又不一样。马家塬战国墓葬几乎每座高等级墓中都埋葬车马。1号、3号墓内各有5乘车，装饰极尽奢侈，表明墓葬极高规格，车的结构虽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对车辆奢华浓烈的装饰则是西戎文化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车辆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源和复杂工艺，西戎统治阶级拥有的这些车辆，可能得到秦国官方作坊力量的支持。 马家塬墓地发现的铜敦、车辆上的漆绘花纹等是受楚文化影响的产物，这可能是通过秦人的中介而来。秦楚传统上一直有联姻关系。楚地的高级产品，比如丝织品、漆器、铜器以及相关的技术和审美观等就会进入秦国。 这些被秦采取和戎政策以后的西戎人群可能为秦国修路、屯垦、移民、戍边。同时发挥牧业人群的优势，为秦国提供马匹、牛羊毛皮，甚至奶制品、肉食资源等，甚至作为雇佣军。另外，西戎在秦楚与欧亚草原腹地人群之间，扮演了一个很好的中间角色，他们可能利用其熟悉的草原交通网络，发挥他们草原人群的长处，输出丝绸、漆料等，为秦国搜罗远方的马匹、皮毛和奇珍异物，承担了贸易交换的任务。 综上所述，从马家塬墓葬迄今发现的迹象以及器物看，戎人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还是比较显著，但本来应当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迹象，另外其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诸国文化的因素。由于和秦国的密切关系，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西戎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中作为礼制文化构成的器物。经过长期的互动，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这支戎人已经深受秦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秦国一个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力量，为秦国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以后秦汉最终把西戎统治的广大区域纳入华夏文化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