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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的年代从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开始出现，历经大汶口、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到商周时期仍有延续，基本涵盖了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历史发展还比较原始的阶段，人类的思维模式普遍表现出受到互渗律的支配。研究表明，互渗思维及与之相关的交感巫术在先秦时期广泛存在，反映出一种神秘的、不受逻辑规律支配的原始思维方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反映在玉礼器制作上就是基于巫术和模仿的象形与转喻思维模式。目前出土的早期中国玉器约有四类是采用象形与转喻的思维模式创作的，它们分别是对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的象形与转喻。 一 对权杖斧钺的象形与转喻 斧钺是我国古代象征权力的重要物化载体，需要安装木柲而成为权杖。我国在距今约1万年前后出现原始农业，石斧这种用于开荒砍伐的重要农具逐渐普及开来，后来随着社会结构渐趋复杂，石斧也逐渐转化为上层贵族象征权力的玉石质钺或戚，从距今5000多年前开始的早期中国阶段，作为上层贵族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斧钺制度渐趋成熟。到商周时期，青铜钺逐渐取代玉石钺，并由斧钺实物发展出象形文字“王”字，斧钺象征军权乃至王权。 与这一社会发展进程相应的是，这时又出现了对斧钺权杖实物进行摹画和转喻的作品。如将这种斧钺权杖的外形加以概括形成象形文字“戉”，并通过把“戉”形刻在大口尊上，就把权杖的寓意转喻到了大口尊上，使大口尊成为标识贵族身份地位的另一种象征物。 还有一类象形和转喻的作品就是齿刃玉钺。这种齿刃玉钺应是由上述普通玉钺发展而来的，具体又有平顶、弧顶之别和两侧有无扉牙之别，或称为玉戚或璧戚，后由其装柄的外形演变出象形文字“戚”“我”。这种钺的最大特征是弧刃呈齿状突起，显然是不能实用于杀伐的。通过相关文献记载推测，这种齿刃玉钺装柲后应是专用于祭祀仪式上的乐舞，即通过把刃部做成齿状来喻指这种玉器不用在实用杀伐场合，而是用于祭祀场合演奏乐舞的。进言之，正是因为这一转喻的意义，才创作出齿刃玉钺这种新的器形。 二 对王者羽冠的象形与转喻 《礼记·冠义》载：“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冠。”冠冕是我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鸟羽制作的羽冠又是王室贵族标识身份等级的重要载体，其形成应在早期中国阶段。根据人类学家的经典研究，“装饰在最初大抵不只是作为装饰，他们具有神秘的性质，并且赋有巫术的力量。鹰羽使插戴它的人赋有鹰的力量，敏锐的视力和智慧等等”。以鹰等猛禽的羽毛制作羽冠戴于头上，是典型的交感巫术和模仿行为，企图获得鹰的神秘力量。 早期中国阶段出现了大批以象形和转喻手法创作的摹画和渲染羽冠的艺术品，其中就以玉器为主。最著名的即如反山M12大墓出土的玉“琮王”，四面刻饰着很繁缛的神人兽面纹，整体表现了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应该是良渚人的最高神灵。此外，良渚人还以片雕技法制作了大量摹画实物羽冠外形和纹饰的玉器，如牌饰、冠状饰、三叉形器等。这些玉器都应是实物羽冠的象形和转喻，用来渲染羽冠作为“王冠”的神圣性，换言之，这些玉器正是因为装饰了羽冠的摹画形象也变得神圣无比，进而也就神化了拥有这些玉器的墓主“国王”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断言，良渚文化王者羽冠为主题的象形和转喻玉器数量最多，良渚人也成了早期中国阶段针对王者羽冠的象形和转喻思维最发达者。 良渚晚期的神人兽面纹已经简化。进入到夏商时期，这种羽冠象形和转喻作品有所继承和发展。总体而言，三代时期由于青铜礼器的兴起，玉礼器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象形和转喻思维已转到青铜器上，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