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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证据的应用 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在阐释了历史证据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历史证据的应用。“应用乃是理解本身必具的成分……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的统一”(23)是必不可少的。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思想兼顾理论与实践，而且其本人多年来从事具体历史研究，历史证据的应用问题已纳入其视野。而且，在实践中，任何事物若是只有在历史思维中才可被当作历史证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单选择某些事物作为关于某一历史画卷的历史证据，而放弃其他事物呢?某些事物的优先权是如何获得的呢?这类问题多是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也必须要予以解决。柯林武德本人以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其历史证据观念的应用。 约翰·道埃案件是他所给出的一个例证。(24)在英国某处乡村，一个叫约翰·道埃的恶棍多年来敲诈某位修道院院长并试图侮辱院长妻子，但某日道埃被谋杀了，院长女儿自述是她本人杀死了约翰·道埃，但詹金斯侦探长最终发现实际上院长才是凶手。我们不想讨论是否道埃该死或院长是否要被同情等等伦理问题，要直面的是案件真相为何。乡村警官在办案之初，根据院长女儿的不真实陈述，推断她撒了谎，提问为什么这个姑娘要这样做，判断她要包庇某人，而某人有嫌疑她才需要去包庇。从而，乡村警官回答了“这个姑娘怀疑谁”的问题，但这不是最终的问题。詹金斯侦探长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了“是谁杀死了约翰·道埃”才是根本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柯林武德通过问答逻辑的方法来应用历史证据，他“希望使读者熟悉……有关提问题的活动的论点。它们在历史学中乃是主导的因素，正像它在一切科学工作中一样”。(25)唯有探究者积极主动地去提问，方可活跃认识。而“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它是每一次活塞冲程的动力。……凡是对方法有所掌握的人，没有人会始终在问同一个问题‘是谁杀死了约翰·道埃’?每一次它都问一个新问题。准备一份包括必须要提问的全部问题的目录，而且或早或迟地要问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包括所有的根据仍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是以正当的秩序来问答。”(26)柯林武德明确地把提问视作获得真知的主导因素，“证据只有被充作某些问题的回答时才是证据；历史学家心灵的提问活动使得某些事物成为证据”。(27)更重要的，这种连续提问的方式规范了问答逻辑的技术应用要点，通过案例，以活生生的推理过程来表明具体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严格程序，具体分析，使得作为历史认知框架的问答逻辑被技术化、程序化，从而可以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被广泛应用，而不是一种学理上对认识的解释。传统实在论把证据视作方法或程序的产物，而柯林武德则把程序置于一种情境中，把实在论所认为的证据作为问答逻辑的一部分(答)。 显然，从证据获得角度来看，“科学历史学根本就不包括任何现成的陈述。把一种现成的陈述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整体之中的行动，对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乃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28)院长女儿的陈述，在未被批判之前，不具有任何意义。由之，在历史学中，对于命题陈述——他人的问与答——就不能简单地考虑为真或假，接受或不接受了，而应探寻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这些，我们有着我们真正要问的主题这一点是不能忘却的，那么“这个人做出了这种陈述的这一事实，对于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主题投射了什么光明呢?……这可以换一种说法，即科学的历史学家并不把陈述当作陈述而是当作证据：即不是作为对它们所号称是在叙述着的那些事实的或真或假的叙述，而是作为另外的事实——如果他懂得对它们提问正当的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对这些事实投射一道光明。”(29)这样一来，相关叙述的事实就可能是对我们有用的一种事实，只要我们对之提出正确的问题。命题陈述不是我们可接受的正面信息，因为我们在没有确定之前是不接受它们的，它们是第二手的。“一位历史学家所听到的一个陈述，或者说他所读到的一个陈述，却不是一种现成的陈述。如果他向自己说‘我现在正在读或听一个陈述，大意是如此如此’，那么它就是自己正在做出一个陈述；但它并不是一种第二手的陈述，它是自律的。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权威做出这个陈述的。而正是这种自律的陈述，就成为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出发点。”(30)因而，在约翰·道埃案件中，警官进行推论的证据，“并不是她的这一陈述‘我杀死了约翰·道埃’，而是他自己的这一陈述，‘院长的女儿告诉我说，她杀死了约翰·道埃’。”(31)这种信息，或者说是自律性的陈述，不是依靠他人的陈述(命题)做出的。 柯林武德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靠诉之原则而解决了一种争论……这是坚持历史学最终依赖于‘书面资料’的那些人和坚持历史学也可以从‘非书面的资料’中构造出来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32)“书面资料”是包含现成陈述或命题的东西，而“非书面的资料”是什么呢?他认为是与同一个主题有关的材料，它们不是现成陈述，而是需要我们提问方可得出真知的东西，这在实践中被柯林武德称为“证据”。柯林武德认为，“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他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能知道有什么东西作为证据将会是有用的。”(33)那么证据对于历史学的提问意味着什么呢?证据是我们所要问的东西的载体，自律性的陈述使得历史学中真知可以获得，但没有证据，我们将失去问的可能，否则我们将被迫接受现成的陈述这类意见，证据是提问的基石。这样一来，就使得任何人只要严格地按照问答逻辑的指示，都可以获得别无二致完全一样的真知。真知具有普适性。那么在历史研究中，“每一次历史学家问一个问题，他之所以问都是因为他认为他能回答它”，(34)换言之，“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对于他将可能使用的证据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和试探性的观念了”，(35)这样提问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以进行科学的提问。“要提问你看不出有回答指望的问题，乃是科学上的大罪，就像是在政治上下达你认为不会被人服从的命令，或者在宗教上祈求你认为上帝所不会给你的东西。问题和证据，在历史学中是互相关联的。任何事物都是能使你回答你的那个问题的证据，——即你现在正在问的问题的证据。一个明智的问题(即一个有科学能力的人将会问的唯一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你认为你必须有/或者将要有做出回答的证据的问题。”(36) 应该说，柯林武德通过问答逻辑有效地把历史证据观念应用于具体实践中。约翰·道埃案例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应用说明，而在真正的实践中，他也做出了不凡的成就。在他长期的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实践中，他提出“负责发掘的人必须明确知道他为什么要发掘它，他必须首先确定他想要发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要确定什么样类型的发掘点可能挖出他想要的东西。”(37)换言之，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在指引着历史学家去寻找着什么可被认为是证据。1921年，他发表了《哈德良城墙：一部问题的历史》和《罗马墙的目的》两文，充分展示了历史学家如何通过提问，构造出历史认识的证据，从而获得历史知识的。哈德良城墙据说是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下令修筑的，目的在于“防御那些居住在现今苏格兰的‘蛮族’的侵入”。(38)柯林武德回顾了相关历史记述与研究概况，并从实际发掘角度批判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认识，认为他们把前人陈述作为证据却不加分析和实地考察，人云亦云，从而没有获得真知。他认为新的研究结论不仅要解释罗马墙成因，而且要说明人们何以如此错误认识，而他的研究“令人满意地首次应允了所有这类问题”。(39)在实践中，他要求“发现任何东西都必须问：‘它是用来干什么的?’由之接着发问，‘对于这个目的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其中的目的它是成功地蕴含着的呢?还是不成功地蕴含着的?’。”(40)通过这种问答，他认为罗马墙是保护士兵防止偷袭的巡逻道，而且，同样的巡逻道一定会延伸，以便监视海港，而海港因不存在偷袭问题则会有相应的具有监视功能的替代物，问题是它们存在吗?柯林武德把确定的外在事物作为证据载体，根据问答逻辑，把罗马墙视作罗马人心中某个问题的回答，推演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而要验证他的认识，只要发现相关遗迹即可。确实，在1928年的地面勘查中，人们找到了作为功能替代物的堡垒，并注意到此前已经发现的但被人忽视的堡垒，这种新发现的遗迹反过来又可作为证据，强化人们的新历史认识。不过，正如柯林武德所言，由于一切都可以说是历史，则随着时代的变迁，问答依然会继续，认知框架会不断调整，从而证据也会相应变化，但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历史认知过程中，历史证据才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也才得以深化。 总之，在柯林武德看来，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人们采用不同的证据观念，指称不同的外在事物为证据。证据只在内心中，外在事物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有成为证据载体的可能性，而这有赖于历史学家的认知框架。问答逻辑是人们认知的普遍形式，尽管不同的时代、地域和个人所提问的问题与所得的答案是不同的，但人们(在认知中与生活中)始终处于问与答的境地。被当做历史证据的外在事物，其本身首先是以往人类问答的结果之痕迹。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学家能够通过它(外在事物或痕迹)，在历史思维中以先验想象构造出一幅统一的历史画卷。他认为只有针对具体的问题，才能有具体的证据，具体的证据是历史中行动者自我提问的结果，以外在事物的形式表现为遗迹。最重要的，这一切本身都是历史性的，从而永久性的确定某事物为证据，或者坚持某某类别的证据观念，很可能会忽视证据概念的历史性，把片面的历史认识当做普适性的。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情境中，才能有效地认识并使用证据及其相关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