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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诗词证史的理论与实践 陈寅恪极力发掘诗词的史料价值，并在史学研究中大量运用，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即“以诗证史”“援诗入史”或“以诗释史”的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研究的结晶。陈寅恪的元白诗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7年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就用了元白诗的典故“连昌旧苑”和“曾聆法曲侍瑶宫”。1933年在《清华学报》8卷发表《连昌宫词质疑(附印故宫博物院所藏连昌宫词图)》一文。大致在1934年，在清华中文系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课形式的“元白诗”课程。1941年，写出《读〈莺莺传〉》一文[14]。抗战时期，《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在成都完成[15](P131)，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正式刊行。1954年前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元白诗证史”课程，系统讲述中国诗歌特别是唐诗和元白诗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因。 陈寅恪将中国古诗与外国诗对比，解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因。他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如唐诗三百首中有的诗短短二十余字耳……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16](P483)他之所以对唐诗史料价值的阐述和运用相当多，不仅是因为隋唐史是其史学研究的重点，还因为唐代是中国诗歌最盛的时代，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学者说，陈寅恪之所以认为唐诗的史料价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二千余人，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反映各阶层社会之生活与思想[17]。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原因是武则天对科举制的改革，把它改为进士科与明经科，“帖括是完全靠记忆的，不用思想。因之，为高才者所不喜欢。武则天注重进士科，那便不管是什么人，也不分地域，只要能做诗，做文章，尤其是诗，便可到洛阳考进士。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会做诗，而爬到最高的地位。门阀的制度被推翻，社会的关系也由此而扩大，因之唐诗便成为对于历史很有关系的材料”[18](P476-477)。又说，唐诗之所以包括许多史料，“一、因为高宗、武则天重词科、进士科。二、选取的人不限门第高低。女人、和尚都有能做诗的。如贾岛本名无本，也能做诗。阶层已扩大，诗中包括的史料，也就多了”[18](P482)。唐诗有五方面的史料价值：一、纠正错误；二、说明真相；三、别备异说；四、互相证发；五、增补缺漏[18](P479-480)。在唐诗中，陈寅恪特别看重元白诗，很早就注意并系统研究元白诗及其史料价值，并撰写出《元白诗笺证稿》。有学者说：“早年清华中文系曾开一系列之‘中国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寅恪专授‘元稹白居易’，可见其研究元白，历有年数。”[15](P131)元白诗为何有如此高的史料价值？他说：“一、时代关系。如李太白在前而李商隐在后，元白之诗正在中唐时代，说上说下皆可。二、唐人诗中看社会风俗最好。元白诗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杜甫、李白的诗则政治方面较多。三、又以元白诗留传者较多。”[16](P484)可见，元白诗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那么，如何以诗特别是以元白诗证史和释史呢？陈寅恪说，由于中国诗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与历史发生了关系，故唐人有本事诗，宋人亦有唐诗纪事，但叙事无系统无组织。“本事诗只说到一个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为诗。即使是某人之年谱附诗，也不过把某一个人之事记下来而已，对于整个历史关系而言则远不够。”“有两点不综合：此诗即一件事与别事不综合，地方空间不综合，于历史上不完备。作者个人与前后之人不综合，作品亦与别人之关系不综合。”因此，要以诗证史就必须用新方法，“将各种诗结合起来，证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16](P483-484)。至于以元白诗证史，他说：“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元白诗证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首先要了解唐朝整体局面情况，然后才能解释。二、历史总是在变动的，看诗犹如看活动电影之变动，需看其前后之变迁。若仅就单单一片材料扩大之则不可，必须看到事物前后的变迁。”[16](P484) 陈寅恪以唐诗证史和释史不仅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还解决了唐史研究的诸多问题。如关于唐代官吏俸料制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的记载很不完备，而元白诗则有相当多的记述，但不精密。他认为以《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会昌时百官俸钱定额，“与元白诗之涉及俸钱者，互相比证，以资推论，盖元白著作与此二时代相距最近故也”[19](P67)。通过以诗释史和诗史互证，其结论是：“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期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19](P76)这对中晚唐行政制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再如，以唐诗证释唐代杂种胡的确切含义及与《新唐书》九种胡的关系问题。他说：“此杂虏即杂种之互称也。总括言之，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旧唐书》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词句。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20](P58)陈寅恪引唐诗证史极为广泛，如《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一书所引唐代诗人除元稹和白居易外，还有杜甫、杜牧、卢纶、张祜、李德裕、徐凝、韩愈、贾岛和王建等诗人的诗句。在他的唐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引唐诗来证史和释史之文。 至于其晚年以明清及唐宋诗词等与明清史籍互证互释写成《柳如是别传》这部经典之作，直接原因是柳如是生平事迹或因清廷之禁毁多已亡佚，或因记载简略错误和抄袭雷同，或因有意讳饰诋诬和虚妄揣测，“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故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21](P4)。其旨趣则是通过写钱柳姻缘及“复明运动”来表彰柳如是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簿者所厚诬之人哉！”[21](P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