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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小说证史的理论与实践 小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体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诸子十家中的最末一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22](P1377)此后“小说家”的内涵不断丰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将小说分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23](P3560)当代学术界一般将古代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和琐闻等，亦称笔记小说。陈寅恪对小说的史料价值也有较充分的阐述，并大量引用此类史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来证释历史。 在陈寅恪看来，小说主要有四方面的史料价值。第一，小说在历史研究中可与正史文献互补，因为官修史书存在讳饰失实的弊病，私家小说则没有。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韩愈之《顺宗实录》者，朝廷史官撰进之国史也。李复言之《续玄怪录》者，江湖举子投献之行卷也。两书之品质绝不类似，然其所纪元和一代，宪宗与阄宦始终隐秘之关系，转可互相发明。”[24](P81)文中所说《续玄怪录》是传奇小说集，属私家撰著。他称此书对唐后期新旧君主替嬗事变的记录比《顺宗实录》要真实，“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4](P88)第二，小说对史事的记载可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如他考订唐代宰相李德裕卒年时引用新、旧《唐书》和《续定录》等小说类材料相互参证，说：“《续前定录》及《补录》记传所言，皆属于小说家文学想像之范围，不可视同史学家考信征实之材料，与之斤斤辨论也。但据此可知关于德裕享年之数，当时社会即有六十三及六十四不同之二说。”[25](P25)可见，这两部小说对李德裕卒年的记载弥补了官书的不足。第三，有些小说史料价值很高，堪称实录。他谈到元稹所撰《茑茑传》时说，“至于传中所载诸事迹经王性之考证者外”，其它若普救寺等事迹取《续高僧传》和《旧唐书》诸条参校之，“信为实录。然则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已也”[26](P116)。第四，小说对古代社会史研究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正史偏重政治、军事及统治者历史的记载，对社会生活史记载不多，而小说有关社会史的记载正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引用《剧谈录》后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27](P82) 那么，陈寅恪是如何运用笔记和小说等来证史呢？下举两例说明。一是研究中晚唐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及政治影响时，他引用《剧谈录》所记故事，即以明经擢第的元稹遭李贺轻视，后来元稹以制策登第做了礼部郎中，遂诋毁参加进士考试的李贺未避父讳致使李贺未能参加进士考试之事，说：“《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27](P82)在他看来，小说描述的事实固与具体的人和事有出入，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即“通性之真实”，因此能与正史互证互补。二是用唐代小说研究唐后期皇帝与阉党的政治斗争。宦官弄权是导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官修史书对这类史实多有讳饰以致记载不详，为此，他将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和李复言的小说《续玄怪录》互相证释来研究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与阄宦权力斗争的隐秘关系，最终揭示出历史真相，即：“可知前言永贞内禅即新故君主替嬗之事变，实不过当日宫禁中阉人两党竞争之结局，其说诚不诬矣。夫顺宪二宗帝王父子且为其牺牲品及傀儡子，何况朝臣若王伾、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之徒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有关宫禁诸条虽能得其真相，却为宦官所恶；加上宦官胁迫顺宗拥立宪宗之事本不欲外廷知之，宪宗为宦官所弑，闱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莫能详述，“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闱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4] 陈寅恪对以小说证史释史作了重要发展，提出“通性之真实”和“个性之真实”两个重要概念，指出小说作为史料具有“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的特点。因为小说记录和描绘的人和事未必存在，即便存在也未必真实，但是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风气习俗。他曾对学生说，“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此即“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还举《红楼梦》为例，“说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28](P157)。其治史大量运用小说便充分说明了该方法的重要。他提出小说“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不仅深刻揭示了小说的史料价值特点，也划定了小说作为史料使用的边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他能以小说证史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说，《读莺莺传》在历史视野和论证技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他的博学和精思，使此文成了从小说发现历史的样板”，“凭借一双深达幽微的慧眼，他透过蒲州普救寺的风流韵事，展示了一部唐代中期的士习民风史，堪称嘉惠后学的博识宏文”[29](P243、2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