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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骏曾三次受封“将军”称号。一是太宁二年（324），原晋愍帝司马邺的使者史淑以晋室名义，拜张骏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二是太兴二年（319），东晋元帝司马睿拜张骏为镇西大将军，因驿道不通，直到咸和八年（333），张骏才受诏。三是咸和九年（334），东晋成帝司马衍派使者进骏大将军。 第三，张骏墓被盗的历史记载与雷台1号墓现场情况吻合。《二酉堂丛书·凉州记》有一条资料说：“吕纂咸宁二年（400年——引者注），胡安璩等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二酉堂丛书》编者张澎按：“《后凉录》胡安璩作胡璩，一作胡安枚。纂诛璩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雷台1号墓中室盗洞曾作过修补，用原墓砖填砌，略较原壁凹入，与此记载相符合。因为张骏墓内有如此多奇珍异宝，所以盗墓者对那些铜器才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这个解释也很合理。 第四，贴金铁伞橑股饰有獬豸形鎏金铜华蚤，符合张骏以诸侯国王自居的做派。华蚤为天子车盖四周所附的金花。张骏称臣于东晋，而使用西晋年号，“舞六佾，建豹尾”，追求诸侯国王的生活方式，后称“假凉王”。 第五，铜壶刻文“臣李锺”，可反证张骏事实上的国主身份。《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将墓中出土一铜壶上腹正面篆文阴刻三字铭文识为“巨李锺”，张朋川认为，“巨”应识为“臣”，“臣”指“家臣”。（《雷台墓考古思辨录》，《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根据《晋书·张骏传》“境内皆称之为王”以及“二府官僚莫不称臣”之类的记载，“臣”为“朝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六，铜车马队伍中有一匹汗血马，而西域也曾向张骏进贡汗血马。“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晋书·张骏传》）这匹汗血马在队伍中格外醒目。它高51厘米、身长41.5厘米，尺寸明显大于其他马匹，气势上也更胜一筹。《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和《武威雷台汉墓》称其为“主骥”或“主骑”。 综上，雷台汉墓实为前凉王陵。至于铜马刻文中的“左骑千人”官职为东汉所独有。笔者认为，首先，刻文并非断代根据。刻文中提到的人数，与入葬人数不符。此墓的营建规模及众多的随葬陈设, 绝非相当于县级的比三四百石的官吏所能拥有。刻有铭文的铜马与配套的铜车，附属的御奴、从婢等, 应为赙赠的随葬物。它们与其余铜车马人俑是否为同批铸造，尚可继续研究（初世宾、张朋川先生主张分为甲型、乙型）。其次，随着断代问题上的突破，这一证据已经无关紧要。张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官职中是不是也包括“左骑千人”，尚可继续考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