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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独一无二 1953年，民族识别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为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决定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这就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查的困难，调查只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四项内容。不料，随着民族访问团将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开来，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踊跃报出自己的族称，调查结果出来，全国6亿多人口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有400多种，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这400多个自报的民族名称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索文清教授介绍说，“仅从表面看，就发现这些名称很混乱，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名称，有的名称竟然是特殊职业，比如云南世代以种甘蔗为生的‘蔗园’人”。从民族科学定义上看，这显然需要一番甄别。再者，从政治方面，即将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要体现民族平等，依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配代表名额，迫切需要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用施联朱教授的话说，“没有民族识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成了当时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 1953年6月，中央民委派出了施联朱任组长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的族别问题。同年，达斡尔族识别调查小组赴黑龙江、内蒙古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几乎与此同时，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方也陆续组建了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本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时之间，民族识别成了一件全国铺开的大事。 民族数量最多的云南，任务尤其繁重。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长达半年的工作，将云南的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成了22个，其中最复杂的要数对彝族支系的归并。时任调查组长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中写道：“讲彝语的各单位人口多，当时有300多万人，且支系繁杂，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云南就遇到数十个支系。” 如何判断这300多万人是单一民族还是彝族的一部分？索文清告诉记者，当时识别的基本依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论断：“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比如，林耀华在云南识别“土家”人（非今天的土家族）和“蒙化”人时，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将双方的语言与当地彝族（称为“罗罗”）进行分析。据对1000多个词汇进行的比较，“土家”语与“蒙化”语有76%相同或相近，“土家”语、“蒙化”语分别与“罗罗”彝语比较，各有61%相同或相近，三者在词汇方面有些不同，但语法结构完全一致，语言系统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土家”人和“蒙化”人的语言都属于彝语的方言。此外，“土家”人和“蒙化”人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与彝族也相差无几，比如都保留有氏族残余（族长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妇”婚俗、火葬遗迹、祖先灵台、多神崇拜、巫术等彝族普遍的特点。据此，认定“土家”人与“蒙化”人都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另外，前文提到的“蔗园”人，当时人口不足1000，以种甘蔗为生，他们到底是不是少数民族？根据林耀华等的考察发现，“蔗园”人实际是从广西迁到云南富宁县讲粤语的族体，其社会文化传统皆同于汉族，显然不能构成单一民族。 不过，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并没有成为教条。施联朱在2014年的访谈中就谈到，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人民共同体的特征，而我们识别的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完全套用的话，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符合。开始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怕被说反苏反共”，后来，还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情况，也要结合民族的情况。”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这才完成了施联朱口中“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民族识别工作。 实际上，我们在具体识别时，四个特征并非缺一不可。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施联朱举了例子： 锡伯族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东北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巩固充实西北边防，将一部分锡伯族从东北调往新疆塔城一带，不久又移驻伊犁河南岸，从而造成锡伯族人民分居东北和西北两地的状况。他们虽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共同地域的特征，但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仍保持着共同性，因此，他们仍然是同一个少数民族。 再比如，云南地区的彝族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却还保持着奴隶制。显然，两个不同聚居区的彝族谈不上共同经济生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彝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