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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与“名从主人” 中国独一无二的民族识别，除了灵活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还需要对民族历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称等进行追溯和研究。民族历史作为识别依据，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费孝通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 费孝通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后在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1935年，费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调查，在瑶山迷路，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遭受如此打击，他仍坚持走遍了中国广大的民族地区。1950年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时，了解到贵州自报民族3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与周围汉族基本相同，但要求获批少数民族身份。这10多个自报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约有20多万人。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派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教授王静如和讲师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们过去使用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叫“老辈子话”。费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从语言调查分析入手，结果发现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这种语言实际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它确实和贵州通行的汉语不同，但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 不过，“老辈子话”属于汉语方言，并不能就此断定穿青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因为使用汉语的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费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贵州地区的历史。原来，明代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时，经过贵州，随后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强迫随军服役而迁来的汉人。这些汉人社会身份低，不得不给当地彝族当佃户，受剥削，但他们的经济文化也没有被彝族同化，后来多定居在乡间。和这批移民差不多同时或更晚，又不断有外来做官或经商的汉人在此地落籍，他们大多住在城镇街场，经济、政治条件相对优越。如此，这个地区就有了两部分汉人，早期迁来的被称为“穿青”，后者被称为“穿蓝”，而当地少数民族则叫穿青人为“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新中国成立前，两者彼此对立，“穿蓝”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户的“穿青”。 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的一部分，进入贵州后也没有和汉族隔离，没有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据此，费孝通等认为穿青人不是少数民族。 前文提到的海南苗族，也是通过追溯历史发现，他们原是400年前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同样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到海南后更认同自己是苗族。 最后如何认定他们的民族成分？这就不得不提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名从主人”。“通俗地讲，就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民族名称不是政府行政命令强制的，而是由本民族自愿决定。”索文清解释说。考虑到不影响各民族团结，且海南苗族自己意愿强烈，最后就把他们正式认定为了苗族。 除了海南苗族，许多其他少数民族的族称，都是根据“名从主人”原则确定的。索文清说：“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之后，施联朱先生等就基本确定了畲民是单一少数民族，但是关于畲民的族称一直有争议，直到1956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意才正式被确认。”对此，曾在浙江省民族事务处工作的畲族干部雷关贤回忆：“既然是一个民族定族称的大事，就需要得到本民族特别是本民族的上层人士的理解支持和拥护……1956年10月15日至20日召开了省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还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通过这次座谈会，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一致同意‘畲族’为族称。” 又如，东北原有“索伦人”“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三个族体，调查后发现“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都是他称，这三部分人的自称其实都是“鄂温克”， 因此将他们统一认定为鄂温克族。 此外，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的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用语，尊重少数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国家还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结束后，陆续更改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比如，1963年将卡佤族中具有奴隶之意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为佤族。“僮”字有仆人之意，1965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强壮的“壮”，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壮族人民的赞同，于是正式将僮族改名为壮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