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离去已经一年有余，他的为人和治学，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留下了辉光灿然的一页。刘先生的学术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入耳难忘，发人深省。刘先生诸多的、成系统的学术观点之中，蕴含着深彻的思考和鲜明的个性。凡接触过刘先生的学人，无论来往多少、情缘亲疏，都会感受到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气场。我于1978年入读南开大学历史系，直至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南开大学工作几十年，与刘先生的联系起始很晚，又断断续续，但一幕幕往事影像，时时在心中映现。刘先生仙逝之后，这种回忆愈加浓烈、越发觉得珍贵，并且值得与朋友们分享。 一、单向相识中的学习与获益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学业期间，我从刘泽华先生的课程、讲座、讲话中获益匪浅，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刘先生的气质、精神、学问及人格。但刘先生对我则一无所知，并无印像，即在近乎三年的时间，处于单向相识的状况。这不能归结为学术地位不同的天然间隔，因为同样是初读本科的一些同学，与刘先生已多有结识和沟通。 我上中学时偏科数理化，尤其不喜欢历史课程。但因为只读过初中，高中数理化毕竟未曾系统学习，在1978年的高考时报了文科，就此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虽然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不错，但自己心内深知历史知识多有缺欠，于是抓紧时间“恶补”，其他活动甚少参加。那些年，大学校园里是一片蓬勃、活跃的气象。不仅大多同学都在分秒必争地用功读书，而且教师也积极举办学术讲座，将课程中讲不到的知识和自己新的学术见解传布给学生。这些讲座都是自愿的、无报酬的义务活动，然而许多教师乐此不疲，同学们更是积极参与，藉听讲后的提问、讨论，既增长见识又能够接触名师。还有许多同学，独自一人或三两结伴，到心仪的教师家中拜访，当然访谈的主要内容还是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问题。多数中年以下的教师对此也颇为欢迎。总之，大学校园内师生融洽，学风浓正，和谐活跃，成为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线。 刘泽华先生是举办学术讲座较多的教师之一，也是许多同学最爱访谈的教师，无论授课、讲座还是与人交谈，思想火花随时迸射，能够给人以莫大启发，对于当时多数初读历史学本科的同学，颇有振聋发聩、打开学术视野之效。同时，刘先生也格外欢迎同学的到访，喜欢与历史学的年轻学子畅谈，时常拜访刘先生的同学，在数量上也超乎一般。我本是积极聆听刘先生讲座、认真学习刘先生课程的学生，但本科阶段却从未拜访过刘先生，这是因为禀性不善于交往，也不愿意随便打扰任何一位先生的工作。虽然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思路很合自己的兴趣，但经过斟酌，还是打算研习隋唐史专业。于是，从选课程、听讲座以及从同学间议论中，我对刘泽华先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刘先生对我应当是毫无印像，甚或根本不知道南开历史系有个叫作乔治忠的学生。 刘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研习产生显著影响，至迟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即1979年上半年。这一年3月底，刘先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史学工作规划会议，会议主旨是总结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和制定今后发展的方向及措施，会议提交的论文，颇有冲破以往治史模式之作，讨论历史研究的开新问题，更富于开拓性思考。刘先生于1979年5月9日和6月初两次做学术报告，不仅介绍会议的各种见解和活跃状况，更以独到的思考，积极鼓励同学们投入历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予以深切的开导。在1979年5月9日的讲座中，刘先生着重宣讲成都会议显示出的学术气象，介绍了王戎生、戴逸以及刘先生与王连升合写的文章。王戎生质疑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论点。戴逸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应将之片面化、绝对化，不应脱离生产、经济发展而突出阶级斗争。刘先生与王连升的文章，明确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不仅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可以直接对上层建筑发挥作用，有些上层建筑例如教育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起到决定作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不是平行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阶级，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会最终消灭阶级，因此，生产力对历史发展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  刘先生于1979年5月9日讲座笔记 这些观点，与之前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大不相同，体现出一个新的史学思想潮流正在兴起。在相关文章尚未公开发表之时，刘先生即将之传达给南开学子，其精神震撼和启沃心智的效果之大，不言而喻。而在6月初接续的讲座中，刘先生介绍了成都会议讨论的中国史研究现状和薄弱环节，规划出今后研究与著述的努力方向，足可为有心投入史学事业的学人作为参考。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讲座中，刘先生着重论说了“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问题”，这里所谓“方法问题”不是如何做笔记、做卡片之类的技能，而是根本的治学方向、治学理路。40年之后再来阅看当年记录的听讲笔记，仍然感觉是字字珠玑，对史学界青年学子的开导和鼓舞作用历久弥新，充满深切、激昂的学术魅力，例如： “我们的思想应解放，不要找个现成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依据……要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各个不同观点的要点，要善于抓住要点、要害。至于自己同意谁、不同意谁是次要的，应该先搞清各个观点，掌握资料，把问题推进。” “不要局限于为了考试，要从应付考试中解放出来。至于偏科，还是要偏的，但选择的方向则不能轻易决定……选科要考虑，究竟从职业上考虑还是从专业上考虑？我认为要有事业心。抓好方向要持之以恒地搞下去，不能见异思迁。” “搞历史的要学好哲学，哲学（内容）是丰富的，其他学科也是那样，不能光顾一点。” “独立工作能力要从笔头上表现，要善于写作，组织自己的思维，思维是要练的，要有思维的深度、广度。考试的卷面不是写作，它构不成思维体系。写作是大关，只有多练才行。” “检查自己的成绩不应看课堂笔记，应看自己独立的读书笔记，看自己考虑了多少问题，有多少看法，写了多少文章，水平如何。” “要下苦功夫攻破写作关，手千万别懒，要写！我三番五次疾呼：要写！要有勇气参加讨论。” “个人要有个写作规划，开动机器，思考一些问题。常思考问题才能触类旁通，从各方面得到启发。” “思想解放问题：千万别被‘名家’压住，要有自信心，不要自己剥夺自己的发言权，要自己多思考。尊重名家，只承认其做出了贡献，但不能认为其达到了绝对真理……迷信权威的思想是错误的，青年人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文章总要注入自己的感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是常有的。历史不能都是考据学，总是要有理论的。”  刘先生于1979年6月初讲座笔记 这些论断，凝聚了刘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体验，谨记而加以思考和践行，则可以受惠终生。其中疾呼“要下苦功夫攻破写作关，手千万别懒，要写”！当即就引起我的思考，因为曾经听得学界不少耆旧告诫年轻学者：不要急于撰写论著，应该先打好牢固、深厚的知识基础。刘先生的说法却恰恰相反，那么孰是孰非呢？应当说两种主张各有千秋，知识基础不大深厚，写出的论著可能多有纰漏，但是从多思考、多练的角度勇于学术写作，而不是追求过早地发表，多思考和多练习，却也会达到较早发表学术文章的结果，此即青年学子研习历史学的辩证进程。刘先生认为，学者“可以发展自己观点，改变自己观点”的主张，勉励大学生“个人要有写作规划”的呼吁，因为即是发表过的学术观点，以后随着见识的进步，也可以做出放弃和改变。当然，也有早年发表一种史学见解，主体的议论并不正确，但却总是死命维护，全然不顾学理上站不住脚的事实。这种现象违背历史学求真、求是的准则，应当批判和遏止。如此看来，勇于放弃先前的讹误，改变自己的历史认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美德了。 刘先生发表学术见解从不迂回隐讳，绝不作艰涩的语句和闪烁其词，而是观点鲜明、表达清澈，容易被人了解和理解。我在暗自敬佩刘先生的学术见地中获得知识和启发，这个进程仍在继续。似这样不为刘先生所知，却从刘先生教学中大有获益的同学们，应当是南开历史系学子中的绝大多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