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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协作中难得的历练 做“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学术开拓性。按刘先生规划，首先拟定一个可以替代史学研究法课程的教学提纲，设想在刘泽华学术主导下，加上张国刚、叶振华、乔治忠等共四人分章节讲授。为此，在刘先生的家中进行过多次讨论，同时分头撰写相关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中提高认识，再返回教学设计中修订，最后撰成系统的学术著作。这无疑是将学术研究、历史教学和系统论著结合一起的综合工程，探索深且体量大。运作之中，无论四人的一同讨论，还是撰写专文中起草者与刘先生的反复讨论，都有不同见解的论辩与切磋，好处是每个人皆加强了历史理论的学习，锻炼、提高了理论思维的能力，但花费较多的时间，进度不能很快。  初拟讲授提纲及讨论修改的部分痕迹 我与刘先生合作的《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其撰写、修改以及发表的过程相当艰难，刘先生指示：撰写初稿不怕字数多，开导脑筋，凡是能够想到观点和材料都要有条理地堆上去，然后再删改。1986年中，我草成初稿，近2万字，而随后的删改又多次与刘先生共同研讨和斟酌。刘先生审读文章，逐字逐句，从篇章结构到具体表述，皆有中肯的建议。例如原初稿第一部分是“抽象性认识的一般特点”，在刘先生提议下最终完全撤消，其他部分的构成也大加调整。初稿中写有“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刘先生关照说，应当是没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添上这三个字，顿觉论述的严谨性跃居到更高层次，这一论断表述之事，刘先生可能是随手拈来，不假思索，但在我心中则造成震撼，以至于时时想起，永难忘却。  交刘先生审阅的论文初稿 刘先生认为这篇《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十分适于在《红旗》杂志发表，即联系该刊编辑，很快得到回应。编辑写信给刘先生，认为总体上可议采用，但对文中的一些观点、提法，表示了质疑或否定，要求做出解释和修改。因版面受限，稿件要求删去3千字左右，近乎全稿的四分之一。大幅度的删缩很费斟酌，而且一定会造成留存部分也须修改，以保持内容的全面和论述的连贯，刘先生与我几次讨论，思考裁定，最终与《红旗》杂志编辑取得一致修改意见。例如：我们的文章论述了历史人物或事物可以有不同侧面的本质，也可以有深浅不同的本质，尽管举出很确凿的例证来分析，《红旗》杂志要求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为据。我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深刻的本质深化的无限过程”，是一个“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608页），遂将此段语录补入正文，于是得到认可。我们提出对历史的几类抽象性认识，存在深浅不同的层次，这些论述经过讨论都得以保留。那时，只用能邮送信函的方式沟通，以来一往，需要数日，耗时费力，但得到的锻炼和促进读书学习之效，则收获颇丰。  论文打印稿以及我写在底面的修订说明 最后，这篇论文以万字的篇幅，刊载于《红旗》杂志1988年第11期，当时影响颇大，传扬范围不止于学界。但若干年后的状况则不尽人意，原因是本文发表于《红旗》，而《红旗》杂志不久又改为《求是》，办刊栏目也有所调整。后来的学术综述文章以及论文目录有所遗漏。实际上，这篇论文有许多创新见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事例结合的逻辑缜密性。例如：在“归类式抽象”一节，指出这种抽象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其局限性，即这种抽象仅仅依据事物的外在状态和外在结果，可能导致认识的浮浅与狭隘，甚或干扰对于本质的认识。如所谓“文化形态史观”就是按预设概念进行的归类式抽象，处于抽象性认识的最低层，不足为训。“本质的抽象”一节，第一次提出“本质具有各个不同侧面的多样性”和“具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多样性”，这对于历史评论可以起到松绑的作用，在评论历代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之时，也要求深化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在“必然性抽象”中，提出“社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方法，指出世界事物构成许多大小不同的系统，大的系统之发展规律制约较小系统的发展规律，甚至可以打断其发展进程，较强系统也可以干预或打断较弱系统的发展进程。这就为学术界当时正在争论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提供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辩证思路。诸如此类的新见解，不一而足。  《红旗》1988年第11期目录 继续合作撰写新论文的工作因各种原因渐渐停滞，刘先生全盘的历史认识论研究规划，最终未能完成。刘先生本人抚今思古，重新将全面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置于首要位置，其他成员也各自承担繁重的学术任务。1993年10月间，刘先生邀我参与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撰写其中清朝皇帝之政治思想一章。我年底前即交了初稿，次年夏季修订成稿，经协商题为“清朝前期诸帝维护绝对君权的政治思想”。刘先生对拙稿十分满意，不仅收入本书，后来又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删节后录入。2014 年面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再次采用，文字有所订正，内容有所补充。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 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是这门学科的扛鼎之作，由刘先生任总主编，刘先生本人撰写的分量也居于首位，其余组织了多名学者参与。在此书接近完成的2009年，专门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历史演进与社会”，邀我参加。我已多年未客串政治思想史的学术活动，决心认真撰写和提交一篇论文，以期得到指导和切磋，题为《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文章提出“政治历史观”的概念，意为中国古时以政治目的来论说历史、发展史学，而表述政治主张，又必以历史事例为论据，政治与历史就捆绑在一起。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论辩套路，是由三大环节组合的“三联套”：第一，“天人”比附；第二，引经据典；第三，以史论政。这三个环节循环相叩，相互配合。“三联套”的第三环“述史论证”，体现的就是“政治历史观”，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中最具理性思维的部分，它通过引述历史事实阐明经验、教训，提供解决同类政治问题的历史先例，给人以言之有据的印象。但是，其要害是笃信“以史为鉴”的政治家、思想家不出朝堂与书斋，凭借经、史典籍、附加天人之际的想象，就可以在思辩的“三联套”内推衍出一系列政治见解。这些见解也可能闪耀思想的火花，但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而不将研究当前的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这些论述，明显地把中国史学史知识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结合，颇具新意。 我与刘先生在学术上的共事，谨此两三件而已，但其间刘先生有过多少指点、多少鼓励、多少提携、多少启发，甚至有多少学术论辩，已经无法做全面的回忆。唯可以感觉到的是，刘先生在与我的相处和来往中，基本充当了无私奉献者，我则以小努力而得到大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