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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识缺失的社会 法国中央集权化的进程，摧毁了传统自由赖以支撑的中间阶层，使社会沦为君主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子化状态，彼此疏离、漠不关心，缺乏公共意识，每个等级、每个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一己之私。这种看法，不仅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力论述的一个主题，而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里，泰纳也以恨铁不成钢的笔调进行了长篇描述。那些本应该代表民族的法律和精神权威，都只是为了自己，每一种权威的运用都只是为了自己。(13) 社会“中间组织”的扫除，公共意识的缺乏，使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社会有秩序地运转的唯一动力。因此，当政府权威在1787-1789年的一系列危机冲击下崩溃后，社会旋即陷入原子化状态，重组异常艰难。杨敏锐地观察到专制政府一旦失去权威的混乱和无能状态：“在这些天的政府危机中，我听到的只有不安。其实这时候是最尴尬的，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承认这里已经不存在政府机构了，王后都宣称自己属于太子党，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着疑惑，王国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做出对的事，但是没有那些决策机构帮助他处理危机，他显得手忙脚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危机。”(14) 社会精英阶层面对冲击与动荡同样手足无措：“法国的贵族在遭到人民攻击的时候，根本不懂得反抗，只是像绵羊一样地忍受，根本没有做出一点努力来还击。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手中差不多掌握15万人的军队，即使有部分士兵不听从他们的指挥，大多数还是听的。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智慧，懂得联合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败涂地。”(15)结合英国的经验现实，杨认为法国贵族的悲惨结局主要源于他们长期对“公共人”的模糊性认识，“一方面他们过多地诉求自然权利，想法太理想化；另一方面他们对保障人民生活没有任何稳定的计划。在与大部分地主和贵族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仍不愿意放弃原有的权力，也不让位于自由，支持平等地交税”。(16)杨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等级制的法国社会中，等级与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残存的等级特权成为身份地位的唯一标志，因此，他们愈发恼怒地躺在这些特权上不肯作丝毫让步，乃至在三级会议召开后、革命爆发前夕，贵族等级仍然在衣饰和队列次序等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杨没有提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国君主制中央集权的进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参与权力，使他们失去了获得处理复杂政治事务所需的经验。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和泰纳非常敏锐犀利地洞悉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是造成现代法兰西民族苦难历史的重要根源之一。 法国旧制度中央集权体制独断的运作机制——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哪怕是最微末的事务也须经过官僚机构拖沓冗长的审批，毁灭了市民社会生成的可能性，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关系。杨的观察突出地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在旅行的过程，法国人常常会对杨的农业调研感到诧异，他们弄不明白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调研：“到达贝尔格(Berg)，一群士兵将我包围起来，拷问各种问题，他们认为我很有嫌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来一个萨克福农民会走到这里，更不明白竟然有人会奔赴万里只是为了进行农业调查。这样的旅行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英国经验和法国游历，两种体验使杨清晰地认识到公民自由带来的创造性。“在英国，如果你愿意申请资助，政府对于任何农业调研和农业计划都愿意给出资助，无论是辉格党还是保守党执政都没什么差别，因为农业利益群体从来都不站在这两党的任何一方。”(17)而在法国的专制政府体制下，公共事务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推动公共事业的唯一动力来源，民间没有自主性，因此也就难以生成公共意识和创造性。“私人在没有公家出资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奔走，法国人没有这样的观念”，而“在英国，任何事情都做得好好的，那些由公帑资助的事情除外”。(18) 法国漫长的集权主义统治留下的后遗症，在革命重组的进程中显露了出来。无论上层还是下层，法国人缺乏政治经验，不知道如何在妥协的基础上有秩序地组织公共事务。1789年6月15日，代表们就三级会议是否改名为国民议会展开了讨论，杨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整个过程中，有两种氛围是比较缺乏的：一是严肃的议会氛围。坐在会议大厅观众席上的人可以通过鼓掌打断发言人，也可以通过其他引人注目的和嘈杂的方式表示对方案的赞许，这是不得体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们被赋予表达赞同的权利，他们也应该有表达反对观点的权利，这就有点喧宾夺主了，进而干涉到整个会议讨论的进程。二是井然有序的氛围。会议厅的人很多，主讲人往往很难维持秩序。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对不同的提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样就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7月26日，他来到山林密布的外省小镇鲍姆勒达姆(Baume Les Dames)，由于未戴象征第三等级的帽徽，他被一群怀疑他是逃跑的领主的乡民围住。在喧嚣混乱中，他向民众讲述了英国的税收制度，借此证明自己是一个英国旅行者，而不是伪装逃跑的领主。“教区神甫先生刚才说，缴纳捐税必须像以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捐税是肯定要交纳的，但并不是像从前那样，必须像英国那样交纳税款。我们有很多你们所没有的税项，但是人民不需要交纳，各种税款必须由富人承担。在英国，人们依据窗户的多少来交税，但是房子窗户不足6个的家庭就不用交税；领主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小土地所有者不纳分文，富人要为他的车马、仆人纳税，小资产者与所有捐税一概无关。不仅如此，我们英国还有一项税是由富人缴纳用来救济穷人的。”(19)本来行为很不友好的民众听到他这番有利于第三等级的话，遂对他友好起来，给了他拥抱和新的帽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