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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粟特人 关于粟特人进入中古中国的路线及其聚落分布，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荣新江依据出土墓志、文书以及史籍记载，勾画出了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的东迁之路与聚落遗迹，他们经由塔里木盆地到达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北方，沿途形成大小不一的胡人聚落，在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均有分布。张小贵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唐宋以来祆祠的分布情形与功能变化，指出祆祠分布区域“不再局限于丝路沿线”[19]38，到了唐末宋代，“祆祠更出现在宋都开封以及经济发达的江南镇江等地”[19]27。而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粟特人及其祆教信仰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的趋向。 东京汴梁作为北宋都城，商业繁荣，文化发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定会吸引不少粟特商人来此经商贸易。唐代谷神子、薛用弱《集异记》载：“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既抵维扬，寓目其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35]62此记载不仅表明商丘、扬州两地均有胡商活动，而且在开封和扬州之间也存在一条商贩道路，这必然更有利于胡人入汴经营。从晚唐到北宋，汴梁城中仍有祆祠数座：董逌《广川画跋》所记“祆神祠”在开宝寺文殊院内；张邦基《墨庄漫录》载“东京城北有祆庙”[36]11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两所祆庙，一在“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37]18；一在“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37]20。祆祠是入华粟特人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北宋都城既存在数座祆教寺庙，则说明当时尚有大量粟特人聚居于此。据宋人王瓘《北道刊误》记载，开封府下辖的祥符县也有祆神庙。而祥符县又与山东曹县毗邻，清雍正十三年（1735）即由祥符县拨入曹县辛安里22村[38]。因此，粟特人完全有可能前往曹县地区经商贸易，甚至迁居此地。 1971年，山东青州（益都）傅家村发现了一座石室墓，该墓出土时已受到不小的损坏，“墓志被压于大坝底基，墓主人姓氏已无法查考，仅知卒葬于北齐‘武平四年’（573年）”[39]49。不过，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仍从该墓葬中收集整理出了数十件石刻图像，根据图像内容来看，这是一组带有粟特美术风格的石棺石屏。虽然墓主人的面貌与服饰不是粟特人，“而是一鲜卑人或汉人”[40]85，但其上的粟特商胡形象非常明显，并且，石屏上所见忍冬纹、颈上系绶带的鸟，在虞弘、安阳、Miho等粟特系统的石棺上均可见到，似乎表明粟特人已经进入山东地区。另据姜伯勤先生对这组画像石的深入解读，指出上述颈上系绶带的鸟，即为《阿维斯陀》中所记神鸟Sēnmurv的形象，“这一发现说明，当时中国的山东滨海地区……业已传入了‘图像上的《阿维斯陀》’”[18]67。由此可见北齐山东地区祆教氛围之浓重。同时，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上出现的胡人形象亦可说明此点。晚唐大中十年（856）所撰《大唐康公夫人墓志铭并序》载：“公讳叔卿，其先卫人也。夫人清河傅氏，其先清河人也。……其年遂迁窆于淄川县万年乡之西北三里孝水之西原。”[41]2347表明这个粟特康国后裔早先居住在卫州，后来又迁往河南道淄川县。结合青州出土的带有粟特祆教艺术风格的石棺石屏，我们可以推测，在山东青州、淄博一带应当存在粟特聚落，所以康叔卿墓才会迁至此地。 另外，与山东西南毗邻的河南、河北曾有不少粟特移民，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胡人聚落，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必然会影响到邻近地区，因此，考察冀、豫两地的粟特人仍有相当必要。据荣新江考证，粟特人之东迁幽州，即从洛阳东行北上，经卫、相、魏、邢、恒、定诸州而至[42]，即东北穿过河南、河北两省而达幽州。在河南境内，除东都洛阳、东京汴梁有粟特聚落外，魏州（新乡）、焦作、相州（安阳）等地均有粟特人居住。上引《集异记》中也提到睢阳（商丘）曾有波斯籍胡人经商贸易。而河北地区又是粟特人聚集的一个重要城镇，魏州、邢州、恒州、定州等地皆有粟特人著籍。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大量粟特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32]，因此在恒州获鹿县、瀛洲寿乐县都出现了新设立的祆祠。不难看出，上举地区均分布在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带，据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粟特民族的商业特性，从而推测鲁西南地区曾经有粟特人活动，以及其习俗受到祆教信仰的影响，也是完全顺理成章的。除此之外，唐调露调元年（679）所设置的六胡州之胡人中，有不少是来自“中亚、信奉祆教的粟特人”[43]92。而在开元十年（722）[x]平定康待宾叛乱后，唐政府为防止胡人再次聚众起事，遂“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44]6752，即今河南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地，说明粟特人已经遍及河南大部分地区。而这些有粟特人聚居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火神信仰和火神庙会，并且在其祭祀仪式中明显带有某些祆教习俗[9]。 综上所述，山东、河南、河北三地皆有粟特人居止，并建有宗教活动场所——祆祠。每逢重要节日，祆教徒们纷纷聚集在祆祠之中，举行祈祭祆神的仪式活动，并对着圣火祈祷祭祀。这一“拜火”习俗，则是祆神与中国传统火神产生联系的基础。《墨庄漫录》“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36]110的记载，正是这种联系的明确表达。 五、讨论和结论 从魏晋到隋唐时期，粟特人出于商业目的以及民族迁徙而大量进入中国社会，其文化、宗教、艺术等精神文明也随之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交流与融合。本文以山东曹县的火神信仰为例，通过对火神与祆神之形象、祭祀时间、摆供习俗等方面的考察，并结合粟特人在山东、河南、河北的聚落分布，证明祆神与火神确实存在密切联系，即现在的火神是祆神与中国传统火神信仰相融合的结果。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祆神作为一个外来神祇，如何与中国火神发生联系与融合？ 首先，这要归因于火神与祆神的功能相似。火神作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祇之一，其起源颇多，一般以祝融、吴回、阏伯等为火神。对于火神的社会功能，史籍记载相当明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郑国发生火灾，子产命人“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曰：“玄冥，水神。回禄，火神。”[45]1550可见在春秋时期，回禄也是火神，其功能与玄冥一样，即通过祈祷祭祀以禳火灾。由于两宋王朝的推崇而大为盛行的火神阏伯，对他的崇拜祭祀除与国运相配外，也是为了达到禳除火灾的目的。仁宗康定元年（1040），南京（商丘）鸿庆宫神御殿发生火灾，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胡宿认为这应当是由于阏伯之祀未受到重视所致，遂请“修火祀”，以禳避火灾[46]。明清方志中也多有修建火神庙以禳火灾的记载。《青浦县志》卷三载：“火神庙，在城内。万历二十四年，卓侯钿以时多火灾，捐俸建立，为祈禳之所。”[47]224《夔州府志》序记：“夔旧多火灾，民病甚。太守东亭李公至，思为民福地，则立庙祀火神。”[48]2841由此可见，火神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便是消弭、禳除火灾。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祆神庙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祈求降雨。敦煌文献《安城祆咏》有记：“板筑安城日，神祠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49]209所描绘的即是在祆神庙中祈雨的情形，“雩祭”便是求雨之祭。到了宋代，祆庙祈雨更是被纳入到官方祭礼之中，《宋会要辑稿》载：“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京城……五龙堂、城隍庙、祆祠……以上并敕建遣官……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如闻近岁命官祈雨……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中祠例，祆祠、城隍用羊，八笾，八豆。”[46]733-736这充分说明了祆神具有祈雨降水的功能。根据水克火的传统五行观念，则祈雨降水的祆神也能达到禳除火灾的目的。由是，火神与祆神都有消弭火灾的功能，加上两者“事火”的外在表现，便极有可能发生联系与融合。而火神庙也因此成为祈雨之地，在今河南安阳、平顶山等地就有在火神庙中求雨的说法。同时，这也能解释在黄河泛滥的曹县地区，为何会出现“火神治水”的信仰现象。 其次，两宋王朝“火神”之祀的推动。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归德军节度使，节制宋州（商丘），后于960年立国，遂以“宋”为国号，国运承周为“火德”。同时，根据古代星象分野学说，宋正与天上的大火星相对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45]1544大辰，即心宿，又称大火。对此，时人认为宋朝开国有所谓“天地人之冥契”：“今上于前朝作镇睢阳，洎开国，号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按，天文心星为帝王，实宋分野。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罕有。”[50]34正是在这种巧合下，两宋朝廷遂将火神与国运火德相联系，从而引发了对火神的顶礼膜拜，并在各地修建火神庙，“以顺火性”。建中靖国元年（1101），建阳德观以祀荧惑；崇宁三年（1104），翰林学士张康国奏：“乞应天下崇宁观于空便处，并修火德真君殿，依阳德观。”[46]758而政和年间（1111-1117）定《五礼新仪》，将荧惑之祀、火德真君之祀、应天府祀大火增列为“大祀”，宋廷的“火神”之祀由此进入高潮[51]。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事件后，粟特人及其祆教信仰汉化日深，到宋代时，祆神崇拜俨然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之一个组成部分[11]。因此，在两宋王朝崇尚火德的社会背景下，祆神凭借其与火神相似的功能和拜火表现，极易融入中国传统火神信仰。 最后，祆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形态。关于此点，已有不少学者有过详细的论证，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祆教作为一个完整或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实际只局限在胡人移民中流行，但其体系中祆神崇拜这一外表形式，作为一种西域胡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所吸收，成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之一[11]。也就是说，祆教是以民俗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社会，并产生影响。正因如此，祆神更容易被中国民众所接受，也更易与中国传统火神发生关系。 总之，通过以上的考察与论证可知，祆教信仰在传入中国社会以后，以民俗的方式向汉人传播，从而进入中国民间信仰的万神殿，并最终与中国传统火神信仰发生联系与融合，这是文化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的结果。中古时期，粟特人沿丝绸之路经商贸易，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透过这种交融，我们也可以窥见活跃在丝路上的粟特人以及他们为中国社会所作出的文化贡献。 （原文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