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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文化符号的分析，研究试图破译少数民族影片中的叙事技巧和原型隐喻是如何建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一方面，少数民族影片通过景观、语言、仪式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来寻求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影片通过对隐藏在少数民族内心深处的原型隐喻和集体记忆的召唤来建构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在此过程中经由“母亲”、“家”到“国”的原型隐喻建构实现了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顺利过渡。 关 键 词：文化符号/原型隐喻/少数民族电影/身份认同 标题注释：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批准号：17ZDA290)。 电影作为特殊的大众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的载体反映和记录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在建构着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电影中的影像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并反映着民族的意识，通过电影影像的传播能够塑造影像观看者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电影的观众依据影片中的叙事来寻找自己的位置，辨认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轨迹，叙事也会指引个体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叙事和认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①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我国电影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用以记录急遽变迁着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其作为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通过影像再生产来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呈现以及对“一体化”国家认同的强化，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叙事的两个主要维度。②少数民族电影在叙事中经常会通过原型隐喻来传递意识和强化某种观念，因为原型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原型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并且还以不易被觉察的方式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不会明确地感知到原型的存在，但原型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个体的观念甚至行为产生影响。 荣格认为原型是指人的精神世界里的更深层结构，即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强调的最初、原始、先天，并最后归结到人类本身。原型的概念更多地被应用于神话的传说中，作为人的不同的展现形式，原型亦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被加以表达出来。很多时候原型通过活生生的可以触摸的人和附加在人身上的意义符号被展示，原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的前因，是共同性的要素。在视觉实践中，隐喻意味着图像意义生产的联想过程，③而原型隐喻则强调在文化原型维度上把握图像的意义体系。因此，文化符号是文化原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符号反映着在不同的国家区域、领域内不同原型的象征意义。 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原型隐喻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我们可以借助少数民族电影中对文化符号的分析作为切入，探讨文化符号如何展现文化意义和原型隐喻，以及如何影响着电影的观看者对于少数民族身份的认知，最终探究电影如何反映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并建构出新的认同。 一、景观、符号与仪式：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像展现 对于社会变革时代的电影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正当性是少数民族个体身份合法性的根源。新世纪出现了“一批以特定民族的族群记忆为中心，并呈现出相当明确的文化自觉的电影作品”④。这些影片通过不同的故事，塑造了迥异于前代的少数民族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试图建构具有多重文化认同的民族身份。少数民族电影扎根于真实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中，更突出地展现了对社会前进发展道路上的民族文化记忆的失落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模糊的反思。⑤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意义外显，也就是把自我的特征和意义加以揭示，在少数民族电影中透过外显的文化符号，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得以彰显。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到了两种关于“文化身份”的理解方式：一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真正的自我”，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些经验和符码给作为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摆脱历史影响的近似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二是文化身份不仅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由于历史的介入和影响，反映着共同历史经验的文化符码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文化身份不仅属于过去与也属于未来，差异存在于连续中并伴随着连续持续地存在。⑥文化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有关过去的那些记忆和叙事以不同的方式来标记现在的我们，我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和标记自己在历史叙事中的定位，通常我们以身份来界定这些不同的定位方式。 (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景观与文化象征 在少数民族电影里，其区别于其他电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景观，一般来说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就是指未经人工加工过，大自然自身形成的景观风景；人文景观主要是一些具有历史印迹的符号，是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或历史形成的景观，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当标志性景观在影片中出现时，观众能清楚知悉影片描述的异域空间，如极具代表性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沙漠；苗族的吊脚楼、哈萨克族的毡房等。在这里，景观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单一地为了构成视觉效果，更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来表现空间特征，是对所描述空间的一种意义表达。 为了展现民族原生态，少数民族电影一般以书写少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辅之以民族元素，将少数民族文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少数民族电影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服饰、风俗节日、民歌、特色民族建筑等。这些元素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影像就通过这些文化内容的展演来表现民族身份，再现民族文化，唤醒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认同。当影片中的少数民族说着自己的民族语言、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唱着自己的民族歌曲出现在极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或地域景观中时，少数民族群体在这些文化符号中寻找并发现自我，非少数民族群体也会通过这些明显的民族文化符号实现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想象，认识到一个与自己身处环境有所区别的异族文化空间。 影片《云上太阳》以贵州丹寨为主要拍摄地，以苗族歌曲为背景音乐，在一片高山云雾中，两个穿着苗族服饰的小孩担着柴走在山间拉开了整部电影的序幕。丹寨的山间瀑布、苗族传统民居、高高的石梯、层层叠叠的梯田以及漫天的云雾缭绕。通过对这些景观的描写，充分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貌及迤逦风光，服饰、歌曲、自然景观等文化符号为观众建构了一个陌生而充满吸引力的苗族文化空间，让观众犹如身置其中，流连忘返。 (二)文化符号的影像再现与文化身份认同 由于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身份”，其深层逻辑是流淌在文化逻辑中的某种一体感和连带性。因此文化符号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文化身份的建构途径，通过立足于一个民族集体共享的某种文化符号资源和文化符号形式来挖掘符号背后的共享意义，建构并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话语，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主体之间的一体感和连带性的建构，即“以符号的方式”实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是一种有效的话语方式和实践路径。 分析少数民族电影中有关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论述发现，其中常常通过对少数民族集体记忆所赖以依存的文化象征符号来进行不断的强调与重复，使这些文化符号成为各少数民族群体共同的记忆与认同，在得到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对这些象征符号的认同之后，反过来使得这些象征符号成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吐鲁番情歌》中妹妹阿娜尔汗与过世的姐姐曾经的恋人克里木最后走到了一起的情节就是对“妻姐妹婚”的古老民族文化的符号再现，传递着一种北方民族常见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观众内心缺乏对这种民俗的了解与认可，那么对影片的情节就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电影《云上太阳》中“锦鸡鸟图腾信仰”是整片的叙事核心，它起到展开故事、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作用。通过这一民俗文化的再现构成了整个影片叙事过程中的因果编码关系。与此同时，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古法造纸等民族文化奇观在展现当地少数民族生活风貌的同时，也展现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 文化符号所表现的意义和隐含的价值观念不仅为民族群体的成员所共享，也通过大众传媒不断的重复展演进一步延续和推动着这些文化符号在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内部的共享。《花腰新娘》中对彝族的婚嫁风俗的展现过程集中在“花腰带”这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上，利用婚俗仪式来展现彝族的文化精髓，通过“花腰带”的细节以“花腰新娘”命名，使得彝族文化身份得以充分展示。少数民族电影中所出现的文化符号不仅赋予了少数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想象，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形成一种经由对民族文化的想象而建构成的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在此，影片中所出现的各种符号“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符号，因为它并不传达某种超出他自身的意义，它所包含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意味，因此，仅仅是从一种特殊的和衍化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才称它是一种符号⑦。” 在《云上太阳》里，苗族服饰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从影片一开始两个穿着民族服饰的小孩一直到影片后半段的舞蹈场面中，我们会看到多种不同身份的苗族人身着不同花样的民族服饰。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苗族服饰种类繁多，或织或绣，或染或挑，花团锦簇，缤纷艳丽。因苗族服饰还有地区与年龄之间的差别，因此苗族服饰也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它好像会说话，穿在身上就告诉所有人我的身份。这种独具一格的民族装扮很容易将苗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或汉族区分开来，在视觉上形成极大效果的反差，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和认同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