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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仪式与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再现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现过程中，仪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按照视觉实践的语境论观点，视觉意义的生成依赖于既定的语境结构和意义框架，⑧而仪式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语境框架。仪式不仅是共享文化的表演过程，同时也是以表达意义达成共识为最终目的的活动。詹姆斯·凯瑞在1975年首次提出“传播仪式观”的概念。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凯瑞认为传播本身应该被看作是参加一次神圣的仪式活动，传播是共享文化的过程，社会成员通过分享共同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聚集在一起，通过共享某种神圣的文化仪式，传播得以建构和维护一个有序的、有意义的文化共同体。 对少数民族文化仪式意义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放在整体图景中，通过与它关联的具体“情境”来分析，许多仪式场景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仪式所呈现的那些民族历史故事所蕴含的“历史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在表述这些历史故事中所采用的叙事与仪式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构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就是以神话的方式喻示着“另一种真实”。仪式行为维系社会系统的整体，同时还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增进集体情感、加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它是构建与维护建立人类共同体的纽带，也是确认价值和信仰，巩固自身的重要手段。仪式天然具有表演的性质与特征，在仪式过程中，少数民族电影通过姿势、动作、舞蹈、歌唱等表演活动和服饰、头饰、妆容等物件精心编排构建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仪式场景，并在这样的场景中少数民族成员能够重温和体验这些文化仪式带给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 在仪式的展演中，通常利用民族文化符号作为重要的中介，哈萨克族影片《永生羊》中就通过乌库芭拉的再婚仪式展示了“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在哈萨克族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客人中年岁最高的老人位坐于上座，其他的人按照地位与身份分别坐在老人两旁，羊肉、羊腿等较好的部位用来招待客人，羊头则朝向客人中的年长者。这种秩序的展现一方面是喻示着哈萨克族文化中人们彼此之间的秩序的重要性，并强化人们对秩序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宰羊“献祭”等重要仪式来体现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通过仪式的象征意义来表示少数民族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并强化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电影的整个仪式过程展现中“羊”的符号不仅体现了哈萨克族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同时“羊”的符号寓意着哈萨克族的群体标识，个体通过认知和理解这些文化符号而得到了对自己所属的民族群体的归属，而群体本身则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对自己作出解释，从而建立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稳定的情感纽带，并形成与这些文化仪式相关联的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 (四)民族语言符号的强调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 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开始尝试采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进行拍摄和放映，通过民族语言加上字幕的方式不仅鲜明地表现了对本民族语言的文化自觉，同时也通过民族语言的使用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划定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边界。“语言，特别是发展成熟的语言，才是自我认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条无形的、比地域性更少专横性、比种族性更少排外性的民族边界的要素。”⑨在少数民族电影《碧罗雪山》的放映现场，尽管对大部分不熟悉傈僳族语言的观众来说，他们听到的是自己不熟悉的，甚至是完全陌生的民族语言，必须借助银幕下方的汉语字幕才能看懂影片的对白，但是少数民族母语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完全自足的文化姿态。语言与图像的“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互文关系。⑩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就能够更有效地烘托出少数民族电影中民族文化的氛围，展现了对民族身份的自觉，不仅唤起了本民族观众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同时向其他民族的观众展现了本民族的存在。 在电影中，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每出现一次，其第二层次的意义便能够在接受者心中强化一次。存在于文化符号与使用者、文化符号与迷思和隐含意义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11)孤立地看待这些符号，它们有明晰的能指和所指，我们很难将其与少数民族的身份相联接。但少数民族文化的驱动力，已然将这些符号重新序列组合，形成了传达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符码。服饰、语言、饮食等异于观者生活经验的符号反复出现，从而在影片中出现的少数形象的召唤之下悬置了自身，为观者呈现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与身份。 社会交往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社会交往的目的是通过社会群体中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来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社会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往往会被用来传达特定的社会形象或者地位，人们会选择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语言符号来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获得身份认同。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不同身份的人主要通过语言表达来和他人进行比较与识别，从而形成自我的身份意识，并获得身份认同。在电影中，由于人物身份的不同，选择的语言表达也不同。语言是身份的表征，什么身份说什么语言，语言有助于身份得到认同。正如霍尔所言，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个体不断认同本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过程，在个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少数民族语言的背后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文化植入、个体获得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 二、集体记忆与原型隐喻：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内在动员 无论是在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还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对民族历史记忆的认识和了解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个体作为特定的群体的一员，当他认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之后就会对群体的内在的文化和记忆产生认同，这种群体有时候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有时候是基于地域的共同体，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民族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记忆的公众性，记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载体才能存在，并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共享得以被记录和保存。“集体记忆”对于一个民族群体来说，能够让其成员具有心理上的归属感。就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共同体中的集体记忆越是深刻就会产生越强烈的群体凝聚力，群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也会越强烈。在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凝结过程中，原型成为了重要的中介。 在荣格看来，原型作为早期人类生活所遗留下来的产物，对于所有的人类群体成员而言都是能够共通的。原型是人类心理活动过程中基本的范式结构，是那些被一代代人们重复了无数次的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所以原型决定了人们的认知模式、情感反应和想象。很多时候，原型是与特定的情境密切相关的。原型的领悟模式对原型再现非常重要，在相似的情景出现的时候人们对于某种意象的感知就会被唤醒，与此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也会被唤醒。这种特定的精神活动过程与文化符号之间的关联性不仅属于某个个体，也是能够被群体成员所共享的，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会对文化符号产生相似的情感反应。原型最重要的特征是其中介性，通过原型向上可以通向集体无意识，向下可以达到具体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原型常常是潜伏在意识深处的，难以被观察和确认，所以只有人们深入到无意识中时，原型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原型在电影中需要通过与一定的场景或意识相结合而生成“活的体验”。由于原型作为人们意识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在少数民族电影中依托原型进行叙事将会有助于少数民族电影在更大范围得到观众们的接受，因为少数民族影片内容从本质上来讲与受众已有的集体无意识是一致的。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们总是在挑选和制作传播内容的时候试图寻求尽可能大的覆盖面的信息，信息的传播范围越大，覆盖人群越多，少数民族电影的传播影响力也就越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少数民族电影从内容设计上必须要符合尽可能多的受众的心理，而原型正是符合了这一种要求的最佳选择。通过原型的套用，信息能够最快地找到大众共同的兴奋点，解决受众对于信息的心理接受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