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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亲”原型与普适的情感认知 母亲原型作为一种最具有影响力的集体无意识，被代代相传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成为少数民族电影中常常出现的一种原型。荣格在分析原型的时候曾提到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比较常见的母亲原型，这一原型代表着保护、救助和滋养，从西方神话之始“女性的善良、温存、柔和、爱顾、亲切、母性无声的勤劳和自我牺牲就存在于神(上帝)的本性之中。(12)”在影片《永生羊》中故事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结构，但它的深层却是“母亲”原型的隐喻结构，这个结构是通过影片中“母亲”的人物形象以及动物中的母羊与小羊、母骆驼与小骆驼等关系反复折射出的。比如说影片中对因改嫁而失去对两个孩子抚养权的乌库芭拉的“母亲”形象的表现就集中在其“母性”的天性展现：千方百计挽救因为雪灾而失去母亲嗷嗷待哺的小羊羔，听到小骆驼哀鸣时的悲伤，看到母骆驼寻子并付出生命代价后的动容，对“寻子”的内心挣扎和毅然踏上寻子之路，种种的描写对“母亲”原型的深入刻画，跨越族群的界限唤醒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普适情感。 同时，影片也利用“母亲”原型来展现草原上哈萨克女性的典型形象。从乌库芭拉身上可以看到莎拉的前半生——能歌善舞，年轻守寡，为了孩子没有再婚；从莎拉的现在可以看到乌库芭拉的未来——无法平息骨肉分离的痛苦，为了孩子可以放弃现在的幸福。(13)作为哈萨克族女性的化身，利用乌库芭拉与莎拉身上呈现出的伟大母性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从而使得影片的普世价值得到更广泛认同。对伟大母性的宣扬常常是少数民族影片竭力追求的一个方向，也是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永生羊》这部影片中，看起来是在讲两个少数民族母亲的故事，事实上正是因为对母亲原型的成功调用，电影才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获得认可。 (二)“家”的原型隐喻与身份认同的寻根 “家”与“家乡”自古就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情感的凝结，而“家”、“国”的同构也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家”的原型的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国家认同的实现。展现蒙古族现实生活的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家=水草丰茂的地方”的等值关系就借用“家”的原型隐喻而被不断地强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他们(兄弟俩)的家，有幸福快乐的生活，有成群结队的牛羊，有阿妈做的香香的饭，还有阿爸宽厚的胸膛。无论在什么地方，天堂或炼狱，再恶劣的环境，只要有水，就能安家，就能顽强地生长，繁衍生息。“家”的原型存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此运用“家”的原型能够更易于受众接受少数民族影片中所传递的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寻根与认同。对“家”的热爱因此被嵌入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之中，由于家国一体同命使得少数民族民众由此产生了对本民族的归属和认同，在少数民族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沉淀的认同被唤醒并释放。 通过“家”的原型的借用与再现顺利地引起了观众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从“家”的原型出发，各种与之相关联的象征性表述也被广泛采用，以引发读者的共鸣。比如说“母亲”、“兄弟”、“姐妹”等，这些象征被与“家”相配合，其目的就是从“家国同构”出发将对“家”的情感引申到“国”之上。通过将祖国比喻为温暖的大家庭、祖国就是母亲、每个成员都是兄弟姐妹的说法，这些意象拉近了国家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国家认同由此成为民众的社会心理需要。通过“家”的原型类比以及其在影像中的反复再现，不仅拉近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暗示着国家认同。 (三)“民族团结”隐喻下的“家国一体” 中国人历来有着“家”的眷恋，在少数民族电影中通过对“家”的再现和情感复制有助于顺利的引发受众的共鸣，将受众对于“家”的眷恋和归属引申到国家的层面上，实现从“家”到“国”的情感认同的转换，国家认同因此被顺利地建构。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方面对国民意识和国家领土观念的持续构建和强化，另一方面努力将“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的理念从历史中延续到现在。在这一过程中，和谐的民族关系的传递被视为重要的政治原则贯彻到了少数民族电影中。 电影《伊犁河》讲述的是伊犁河岸边一户养蜂的回族人家几十年情感守望的故事。通过讲述回族妈妈发图麦用超越血脉、民族的人间大爱将弃婴阿尔萨抚养长大成人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各族人民相濡以沫、相互团结、和谐共处、共建美好幸福生活的景象和良好精神风貌。从电影故事角度深入人性层面去探讨不同民族间的和睦共处，他们之间不事张扬、自然常态化的情感关系更能说明不同民族之间的亲密无间。蒙古族影片《天上草原》中，自小缺乏家庭关爱的汉族孩子虎子由于心理受到了伤害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蒙古族妇女宝日玛的关爱与细心照顾下，虎子终于解开了心结，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影片的叙事不仅展现了蒙古民族像草原一样辽阔的民族气质，还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互帮互助的友善关系。 怎样通过建立共同的认同来将个体成员联系在一起使得其形成共同的心理意识，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采取行动来强化这种共同意识，是民族国家政治建设和国家整合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对个体而言认同的建构过程包含了相关的整体文化基础之上的意义建构，并且认同建构的过程必须基于个体的内化，认同建构因此也是个体将意义内化的过程。(14)因此，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也应该是在基于其民族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通过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文化符号和叙事原型的建构，不仅有助于少数民族寻找到自身的民族身份，同时也有助于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