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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清王朝遭受英国枪炮的侵凌并被迫向外国敞开大门之后，在19世纪中叶，现代中国诞生了。尽管在外国列强的一再打击下，中国古代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其封闭而完整的文明也开始动摇，但却没有立刻崩溃。在中国的小说作品里，可以窥见古老传统变异衰退的缓渐过程。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的头20年，中国的长篇叙事小说仍保持章回体结构。在笔记小说中，外国的影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相对现代欧洲世界而言中国的弊端渐成为突出的主题，并出现了两部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随着鸦片的引入和在诸如上海等新的条约口岸骄奢淫逸之风的渐长，达官贵人堕落更甚。在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里，如《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浪漫小说里高洁的爱情（如《红楼梦》）堕降为与娼妓的肮脏戏狎，鸦片的香味代替了花香。另一方面，粗通文字的人和穷人则热衷于武侠小说。人们深受外国船坚炮利之害，对昏庸的法庭和腐败的官场深恶痛绝，因此，那些描写英雄侠客以功夫绝技除恶扬善、仗义行侠的故事便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有时这类小说中民间起源的类型和主题多于前一类小说，但它们当中却鲜有基于庞大的中国民间传统之上的故事，这个传统仍吸引着一些西方学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巨大的口头文学遗产的发现，是在中国彻底抛弃旧的文学范式之后。只要坚持认为一种虽然文雅却僵死的语言对社会进步是不可缺少的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一般民间的口头语言表达方式通常就会遭到蔑视。1919年的五四运动，抨击声讨了中国许多旧制度，为认识被忽视的农民传统打下了基础。这次运动的内在动力当然是政治上的原因：日本的凶残铁蹄使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仅是渐被瓜分，而是立刻要亡国了。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最强烈的自然是学术界和文学界。在传统小说方面，他们强调学习和模仿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小说。传统的中国小说通常结构松散，但决不超出儒、佛、道世界观界域之外，现在也不得不给更切题、更果敢的现实主义小说以一席之地，写作也开始使用白话文。最具才华、最早的先驱之一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使读者感受注意到了新与旧之间突然而富于戏剧性的决裂。其他一些新小说的作者与传统的路子稍相接近，但他们都希望去反映20世纪的问题。因而，较之他们的前辈，他们更少依赖本国的民间传统。 另一方面，很明显，西方的影响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尊重和记录民众的口头文学作品。中国古史专家顾颉刚注意到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统治者与西方神话中的文化英雄有相似之处，便号召他的同代人研究神话和传说。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北大变成了研究民歌的中心。另一位五四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胡适，在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中，指出了古代典籍和口头传统间的密切联系，并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讨论了白话文学的发展。左翼作家的领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再三强调了神话、传说以及中国古代专业故事讲述人所留遗产的重要性。如同很多外语初学者所做的那样，对外国民间故事原文的阅读，深深触动了中国的的读者，激发了人们去记录自己的民间故事。据我所知，最早用白话文出版的民间故事集，是唐小圃的《京语童话》（1918年）。值得注意的是，它由3篇中国的故事和3篇翻译的外国民间故事组成。首先刊登真正的民间故事的刊物是《妇女杂志》第4卷，在其“娱乐”栏目里发表中国和外国的故事。某些外国民俗学者，如埃德勒·费尔德（Adele Fielde），在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方面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也许还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短短几年内，不仅主要读者为少年儿童的杂志（如《小朋友》、《儿童世界》）以大量的篇幅刊载民间文学，而且许多重要的成人刊物也开始这样做了。郑振铎在1923~1931年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刊登了有关文章及口头文学的改写本。在周作人的影响下，层次更高的文学刊物《语丝》在1925~1928年间亦刊载了类似的材料。当时，大多数民间传统的热情支持者都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北大的重要刊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以大量篇幅登载民间文学的记录和研究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至1930年，认识、承认口头传统的运动已告成功，胡怀深（又名胡济琛）文章的成功便是例证。这篇研究5个著名民间故事的文章，被1918年《小说世界》拒绝刊载，而在1922年却毫不迟疑地发表了。1931年，这家杂志以专号形式发表了他搜集的25个故事和传说。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伟大阶段是1927~1937这10年。新出现的中心是广东的中山大学，该校创办了《民间文艺》（1927~1928），由钟敬文主编，后由《民俗》（1928~1933，1936）取而代之。与早期从文学方面进行探讨不同，学者们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侧重于研究物质民俗，并开始采用人类学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的中心是杭州，1931~1933年在那里创办了《民间月刊》（1937年复刊），由陶茂康、娄子匡和钟敬文联合编辑，它着重于口头文学，尤其是笑话。中国东部的其他一些刊物，如《艺风》（1933~1936）和《妇女与儿童》（1935）等，都出版了民间文学的专号。民间文学作品的单独集子也很快接连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林兰编辑的故事集，1928~1934年期间，共出了35本，其中许多是围绕某一体裁精选而成，如传说（《鬼的故事》《吕洞宾的故事》《民间传说》等）、童话（《金田鸡》《瓜王》《渔夫的情人》等）、笑话（《呆女婿的故事》《民间故事新集》《徐文长故事集》等）。流传在特定城镇和地区的作品集子也不断问世，较突出的有孙家讯的《娃娃石》，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谢云声的《福建故事》，郑辜生的《中国民间故事集》，谷万川的《大黑狼的故事》等。 这个阶段的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物，与19世纪欧洲、印度等地的出版物相比，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大多数主要的搜集者都有意识地投入到对正在消失的材料的“及时抢救”活动中。最有影响的学派很明显是进化论的人类学派——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英语在中国是最被通晓的外国语。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记录身边大量的民间故事。一些文献研究和大量民间习俗、迷信的记叙也出现了。从民间故事研究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学者当是钟敬文。除了研究洪水故事、蛇丈夫故事、天鹅处女故事等有价值的论文外，他还参照某些19世纪英国民俗学者的方法，试图对中国的民间故事进行分类，为艾伯华的《中国民间童话类型》提供了样板。故事的记录方法使人联想起19世纪欧洲的方法：其记录通常是基于作者的记忆，或是记录城镇居民从前在农村听到的故事。与民歌不同，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努力却未获得相应的裨益。缺乏有组织的活动和资金，赴偏远农村地区的艰难险阻，均阻碍了广泛的田野搜集工作。因而，当《民间》准备出《老虎外婆》的异文专号时，编辑便写信向中国其他地区的同行求助。娄子匡在搜集巧女和蠢妇故事时，不得不求助各地负责教育的官员。在行文上，1920年以前出版的版本大都半文半白，甚至完全用古文。尽管白话文后来开始流行，但方言土语的运用仍很有限。年轻的投稿者常用文学语言修饰记录稿，通常要对这些稿子进行删除。不同的细节通常在注释中指出而不独立成篇。如果说这一切较之现代西方民俗学者是落后的，我们必须记住：中国记录民间文学仅仅才起步，大多数搜集者并无西方民俗学者具备的专业知识，或不知道何种材料是必需的。例如，投稿者和编辑只希望读者知道故事的出处，而不注意故事的流传地域。讲述者的姓名、背景、年龄和职业都很少提及，最负责者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注上“我奶奶”“我小时候的保姆”“一个老头”之类。 这个时期的其他不足之处也是不难理解的。由于这些中心均位于太平洋沿岸，大多数故事的搜集和出版都集中于少数沿海省份，特别是浙江和广东。广大的内地几乎是搜集工作的空白地区，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民间传统的丰富宝藏几乎没有得到清晰的反映。故事来源是辗转相传而来，或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许多出版物上的民间故事是情节的简单堆砌。大多数传说仅是关于文人的传说，故事中也有颇为文雅的诗句，它们在当时可能流传于粗通文墨的农民中间，却未见得能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另外，由于进化论人类学的影响，似乎导致了人们过于重视传统的故事。重印笔记小说，重讲古代文学中的故事风行一时，但“当代民间文学”却乏人问津。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这个时期记录的民间故事还是可靠的，大部分与外国民俗学者的记录相应一致。另外，这些丰富材料搜集者们对这项工作极为热爱、兴趣盎然，又无外来压力，不会无端弄虚作假。可以料到，当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壮大这一事业，定会收获更丰，并掌握更好的方法。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由于主要的大学迁往后方内地，出版物的内容让位于更紧迫的事件，加之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成果斐然的阶段遂告一段落。 有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散布在中国西部腹地的少数民族上面，主要计有：庄学本在藏族和西康彝族地区的记录，岑光电搜集的彝族故事和关德栋关于新疆少数民族故事、歌谣的专著（它们大都在战争期间写就，直至战后才出版）。在日寇占领区，北平未受影响的辅仁大学于1942年开始出版《民俗研究》，继续进行中山大学曾采用过的人类学派方法的研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又爆发内战，急剧的政治动荡影响了文化活动的恢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人们期待民间文学研究的复兴。许多1937年以前“到民间去”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毛泽东亦号召热爱和学习工农兵的文学表现方法。中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后不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相应成立，作家郭沫若任主席，另一位著名作家老舍、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任副主席。同年11月该会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出版了3期，1951年9月停刊。1955年4月，创办了主要刊物《民间文学》，持续了近11年，刊载民间文学的精华，并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信息。同时，由中国其他地区文学工作者编辑的数量可观的文学刊物也登载民间文学作品，甚至有时每期都有——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天山》（乌鲁木齐出版）和《山花》（贵阳出版）。各地的作品集迅速问世，连起步较晚的青海省也出版了1卷。在汉族故事方面，不仅诸如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仍注意搜集，而且其他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如山东和四川，也大量搜集出版。只有广阔的东北地区未能充分开展搜集工作。较大的少数民族的故事，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故事被挖掘出来，美不胜收，特别是藏族、苗族、壮族和维吾尔族的迷人的、讲述得很好的故事。就数目而言，中国1954~1965年间出版的集子远远多于1937年以前。早期的集子数以十计，第二个阶段的集子虽然一般版式较小，却数以百计，尽管少数集子被外国图书馆购去，但仔细检索中国图书目录，可以证明此言不妄。一些有价值的工具书，如古代笑话集、汉族神话、白蛇传说、孟姜女故事和梁祝故事等，也使书市增色不少。显而易见，1955~1965这10年，堪称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与早期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在重点和种类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这几年公诸于世的少数民族文学确是学术研究的福音。有些材料是自西南边陲搜集而来，它们常常成为联结汉族和印欧传统的桥梁，例如灰姑娘的故事（AT510A），我在拙作《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中阐述了其作用。又如，AT408、462、707型故事的部分情节毫无疑问在中国流传已久，但在汉族文本中却零碎不全且变异严重。但如果考察在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故事（藏族的408型、傣族的462型、藏族和达斡尔族的707型），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境内存在这些类型更完美形式的确切证据。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记录到的神话亦具有巨大的价值，人们从中发现许多流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母题，而且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汉族通常被认为缺少神话，但长期以来与这些少数民族相邻而居，亦可能有血缘的关系，会不会也曾保存有类似的神话，尽管由于古代学界普遍存在的不可知论和唯理主义而没有记录它们？类似的还有颂扬爱情和战争的长篇叙事诗的发现，其主题与儒家思想是相悖的。中国的民俗学者十分热衷于研究它们，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曾被称为没有史诗的大陆。据说中国是在诗歌中用韵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因此史诗和另一些短诗的用韵设计对于研究文学史的学者同样是有价值的。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好的选集，人们大概会列出下述几本：《云南各族民间故事选》《苗族民间故事选》《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和《广西壮族文学》中的相关部分。 至于汉族的民间故事，这个时期虽没有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但也开拓了一些一直被忽视的领域。例如动物故事，长期以来在中国流传，古代文学作品里也有记载。但直到这个时期前，没有几部故事集子重视它，这时却大量问世。许多由瓷器匠、纺织工、采参人、木匠、泥瓦匠等讲述的传说也大量出现。这些传说在中国多年来为喜好者津津乐道，但只有关于恶毒的泥瓦匠施计的传说引起过有关方面的注意。根据规划，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反映农民生活和问题的故事，以及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和事件的传说。由于搜集者大多是深入农民间生活的年轻教师和大学生，十分熟悉讲述者的情况，所以搜集来的故事有时（但比以前要经常些）附有讲述者姓名、年龄，偶尔还有背景等资料。在文体上，汉语地区搜集来的故事保留了方言俗语，使人联想起故事讲述的实际场面。广东、福建等省过去记录故事一般用难懂的当地方言，现在则大多用标准的汉语。较好的汉族故事集子有：赵景深的《龙灯》，董均伦、江源的《找姑鸟》，田海燕的《三峡民间故事》和高玉爽的《鲁班学艺》。 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关于去除封建统治阶级糟粕、汲取民间文化中优秀传统因素（或本质上多少具有民主性、革命性因素）的观点，有关方面决定，不仅要搜集、保存和研究民间文艺，而且要改造加工，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见《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第9页）。由于其语词的模糊性，民间文学的搜集者和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们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口头文本必须十分忠实地加以记录。《民间文艺集刊》强调，所有稿件必须保持原有面貌，不能有任何改动。《民间文学》要求所有进行改动的供稿者应同时提供原始记录稿。至于“在本质上多少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优秀成分，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参加或支持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日寇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战斗，自然创造了许多符合此标准的歌谣和传说。讽刺腐败官府的笑话，抱怨苦难生活的歌谣等等，也是民间传统的一部分。在共和国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外国评论家存有疑问的农民斗地主的机智故事，甚至颂扬诸如太平天国这样有争论的运动的传说，也被一些可信赖的历史学家信以为真，因为这样的造反起义是有利于老百姓的。除去“糟粕”，似乎没有形成难题，因为在中国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中对于淫秽的东西向来是严加限制的。中日战争彻底动摇了包括佛、道在内的各种中国的传统信仰。有关报应、转世或八仙传说的缺乏，有可能未引起注意。那些歌颂封建制度——如在科举考试中得状元——的故事，随着多年前科考制度的废除而相应失色，很容易被疏略。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选择性。“好的”故事大量发表，“不好的”则剔除，这样一来，读者只能接触到民间生活方式和传统的某些方面而非全部，这当然是欠妥的。 在讨论那些表面看来既无“糟粕”又无“革命”因素，以及那些有些许“封建”成分的传统民间故事时，爆发了一场争论。那几年卷入争论的人物，依照其言论，我认为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庸派，他们尊重、了解传统，且无意背弃之。这些人一般年岁较长，地位较高，“加工”只意味着把口头讲述付诸文字时所必需的轻度修饰。面对反对者施加的压力和抨击，他们撰写序言等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政论文，阐明传统故事中的“进步”因素，或偶尔在情节上做一些轻微的语义学改动，如把恶棍和地主相提并论等。他们的反对者或走极端者，没有历史的观点，惯于用一些革命的术语和简单的社会科学概念去评论一切事物（《民间文艺集刊》第2集第20页）。尽管他们无甚贡献，但其势力不容小觑，因为后来成了他们领导人的江青这时已经活跃于所有文化活动中。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大量的学习中文的大学生，他们在搜集工作中确实贡献甚多。他们没有走极端者的诸多顾虑，有时因其他原因仍对原材料进行改动。总的来说，他们深深迷恋于民间文学的趣味和活力，但他们所受的文人文学的熏陶又诱使他们修饰拔高原材料，如同早期阶段年轻的民俗学者曾做过的那样。另外，残缺零碎的故事异文也使他们颇感不解和苦恼。在公开决裂之前，由于苏联在中国有很高的威望，这也导致他们采用A·托尔斯泰的技巧，即：从大量特征显著的最好的异文中挑选一部分作为发表的基础，然后以其他讲述得好的异文中选出的东西润饰之，或增添生动的细节，当然万变不得离其宗，须与原作主旨一致。遵循这种方法，他们强调描写，强调故事应显示意义，而这些在民间文学中是鲜见的。这些搜集者经常为他们的缺乏经验辩解，而且，像老一辈的中庸者一样，几乎始终允诺要保持基本情节的完整性。 任何观察者均不难发现，这些年轻人的弱点在于他们缺乏科学的态度和训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口头传统的旺盛活力，竟成了他们这一缺陷的主要遁词。正如一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记录所示，大多数年轻人认识到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存在，但他们无意完全遵循之，认为逐字的记录稿对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来说是不公正的。按照《民间文学》的编辑方针，其领导显然希望遏制这种倾向，但终因年轻人的普遍反对而未能奏效。 这一时期出版的无数故事是不可靠的吗？在编著我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我把它们同早期出版的以及外国民俗学者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比较，发现：尽管它们中有的外加了不当的开头，有的故事改动了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个别故事是与其他故事粘合而成，但正如其编者所宣称的，大部分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实的。1937年前在中国未发现的故事类型当然不是杜撰的，因为这些故事类型与国际类型相似或一致，1937年前中国故事只有少数片断曾被考察。此外，中国搜集者在其注解和讨论中的坦率是很有用的，因为揭示了其偏见所在，使我们得以追根溯源。无论如何，他们拒绝极端主义者的主张，致力于保护中国遗产的片断，因而较之同行的批评来他们更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感谢。尽管他们做出辩解和让步，但其对手显然是不会原谅他们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民间文学的出版物首先停刊。这样，又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伟大时期被迫终结了。 尽管只有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当代中国民间故事的记录，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以民间故事为例，确立一个类型或亚类型需要3个故事异文，我发现了843个类型和亚类型，其中268个类型可能是中国独有的，也可能是整个中国文化区独有的。其中，140个是动物故事，它们大部分少于10种异文——这个特点可能是由于不完全的记录所致，因为其中有些故事在儿童中流传甚广。同其他国家的同类故事相比较，中国的故事群显示出两个特征：它对鸟及鸟故事的兴趣和它包括据认为是东欧的故事类型（例如51***）。不出所料，许多动物故事与寓言相似，伊索（Aesop）的搜集又为中国故事补充了诸多的类型（如155、156、285D）。但流传最广的故事——一个AT126和78的结合体，显然不是为教育而是为娱乐消遣目的而讲述。其他经常讲述的故事，可能是这两个目的兼而有之（如105和106），或仅仅是为了娱乐玩笑（如177、210、275）。 当人们接触奇异的故事时，便会发现相反的情形：尽管发现了大量的具有零星异文的国际类型，对于类型之多而言中国的童话并无特异之处，但有几个类型可以声称有100多种异文——这是一个由于缺少系统的研究和搜集而导致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其原因可能是这样一种倾向——特定的流传甚广的故事类型吸纳了不甚流行的故事。这大概是为什么AT300在中国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文本，而同AT300情节类似的AT301和它的亚类型在中国却比比皆是的原因。另一个很相似的AT类型是313A1。与类似的欧洲故事相比，两个类型都包括关于主人公承担差事的长而奇异的情节，有些异文还描述了夫妻的逃亡。关于奇迹的同一情节显示了中国AT330A异文的特点，它较之众多已出版的异文更为人所熟知，而且通常显示出更多的活力和幽默。超自然的神鬼基本上是用来吓唬儿童。中国最重要的“唬人的故事”是“老虎外婆”，它的异文在日本和朝鲜也流传很广。 谈到超自然的夫妻和情人，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甚多。但具有AT400特点母题的和可按此型归类的口头异文总数肯定没有200个，AT425也非常少见。两个远东的类型“母亲从猴子中救出女儿”和“蛇丈夫”似乎吸引了许多此型故事的爱好者，尤其是后者，它是AT425和408的复合体。“蛙王”以一个奇特的异文形式在中国流传，故事中的青蛙（或其他外形相似的小动物）通过复杂的冒险赢得了一位新娘。苛刻的岳父和贫穷而倔强的主人公仍在AT461的开端部分占重要地位，尽管在AT461A中不是如此。在一个皇上和官员可以任意抢男霸女的地方，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对丈夫来说并非幸事，因此，大量的AT465型故事出现了，其中一些是中国故事里最为美丽和动人的篇章。 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奇异故事，另一个有关的农民生活中的因素是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敌对。与西方故事不同，其一般特点是两兄弟；相同之处是：最年幼的往往是最勇敢的、最可能获得成功的。这些类型包括“狗耕田”（在日本也很流行），AT511及其亚类型，AT551，AT613及其亚类型等等。姑娘和姐妹间竞争的故事并无太多类型，虽然AT403、480和510A在中国也有流传，但范围并不广。中国与西方邻居的关系意味着中国有众多的500型故事，正如我们可以猜测的，其中最丰富的是那些有着长期历史的类型：AT513和560。但中国人显然强调中庸的观念，即使是对一个幸运者。因而，尽管AT555的流传地域极为有限，围绕同一观念的中国类型（“太阳升起的地方”“吐金子的雕像”等）仍为人们所熟知。按照地方上的迷信，龙王通常是满足人们冀望的主要施主，因而魔物（有法力的物件）常常是来自龙王或龙太子，这个主题体现在许多类型之中。 必须指出，许多国际童话故事类型在中国发生了变异。古代中国文化是如此封闭完备，以至于不可能不在外来的民间故事上留下其独有的痕迹。当然，基于西方观念的宗教故事亦不可能穿透这个文化屏障，因而反映基督教观念的故事在中国并未发现。另一方面，那些反映佛教和道教训诫的故事，诸如有关命运和正当的财产所有权的故事（如AT745A、834、834A）却未遇到类似的困难。一个真正优秀的故事通常可以越过文化的界沟，所以中国亦有类似希腊神话里能点石成金的梅达斯故事，还有不乏幽默却没有宗教因素的洪水故事异文，在中国可谓俯拾皆是。 至于短篇故事，人们所有的期望都不会落空。漫长的煌煌文明历史，使中国拥有最丰富的、美丽而可以合理阐释的故事的宝库。它拥有大量850~990型间的故事类型，每个类型都有充足而完美的文本。这些故事展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有许多复杂而奇妙的巧女和巧妇的故事（AT875、876及其亚类型）。这些故事，加上赞扬忠实妇女的大量故事，清晰地显示了中国民间文学中提高妇女地位的倾向。第二，尽管中国并不缺乏褒扬男子聪明机智的类型（AT921、922及其亚类型），但赞颂最甚的是具有这种品才的、掌握老百姓命运的清官。因而，较之其他已被系统考察的国家来，中国拥有更多的AT926的亚类型。第三，众所周知，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命运和机遇，这种信仰在许多故事中得到了反映。AT923B的一个异文在中国是最受喜爱的故事之一，AT967型故事也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最后，多愁善感的爱情悲叹，恋人们的婚姻悲剧，见于许多流传甚广的故事和传说中。例如AT970和它的中国异文，故事中死去恋人的灵魂化为不再分离的一对鸟、鱼，等等。有人说中国是没有浪漫传奇的土地，事实却相反，它产生了无数浪漫动人的故事。 中国经历的漫长文明，也许可以解释中国相对缺少愚蠢魔鬼故事的原因，尽管如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魔鬼的受害者已经变成了人。另外，仅有很少量的1004~1184型故事，通常与其他故事混合讲述。另一方面，作为理性思考副产品的笑话则非常丰富。尽管在第二个时期对幽默的兴趣有所下降，但记录的故事总数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笑话。其中，赞扬妇女的倾向更为明显。愚蠢的妇女、不忠实的妻子都不多见，也很难找到嫁不出去的女子。西方嘲笑妇女的故事，如AT1384和1387，在中国转变为嘲笑男子。丈夫通常拙笨糊涂，如各种傻新郎故事所描述的情形，而且，如同AT1375的亚类型——这个类型在出版物中还不多见——所描述的那样，他也非常害怕自己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在AT1696和其众多的异文中，中国的男孩常因其口拙舌笨而受到嘲弄，这类故事甚至比其他国家还多，比较起来，姑娘们则大都伶牙俐齿。年老的、更值得尊重的男人也未能幸免，他们因为尖酸刻薄（AT1305、1704）、目光短浅和缺乏心计（AT687）而饱受讥讽。当然，也有聪明的男人，但他们通常是小偷（AT1525）或徐文长式的不怀好意的、缺德的恶作剧者。而按照有关故事的说法，徐文长自己最后也被一位妇女击败。有时聪明人是一个仆人或农夫，他利用主人的自作聪明，将计就计击败之。有时聪明人是一个学童，他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是老师、父亲或者叔叔——这都是旧中国颇受尊敬的人物。下层人物的反抗，还表现在对社会上的势利小人和昏官庸吏的巧妙讽刺上，其中有些故事在老百姓中流传很广。然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的笑话并不是完全由其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有些确实热闹有趣、富于民间幽默的国际故事类型，在中国亦有流传，有时甚至比典型的中国笑话更受欢迎。其中最重要的是AT1535、1539、1641及其亚类型。甚至“佩克的诡计”这样的故事（AT1642）在中国也有一席之地。吹牛者的故事亦有许多类型（AT1920和它的亚类型、AT1962A等等），从而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 至于神话和传说，进行如上民间故事式的全景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一个索引。无论如何，两者在现代阶段均未受到重视，甚至在第二个时期，佛教神话和传说也很少被讲述。在道教的神仙中，吕洞宾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其传说中带着固有的讽喻和美好的因素。鬼的传说，尤其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仍在被讲述，但古典文学中的狐妖故事却几乎未留下踪迹。一些古代皇帝的传说仍然流传，特别是明代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皇帝的传说，前者是因其传奇般的起义，后者是因其悲剧命运。有关可能做过皇帝的罗隐的奇异传说，也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至于神话，有关太阳、月亮、死亡等起源的民间解释，有时被记录下来，其中占卜仍是一个重要的母题。在第二个时期，鬼的传说被破除迷信的传说所取代，占卜也显然失去了可信性。佛道及其他神怪传说销声匿迹，某些农民起义的传说占据了中心位置。但各种地方传说，使主人成为大画家的神笔的传说仍像过去一样出版。一些汉族神话，如后羿、嫦娥、二郎神、大禹的神话，仍令人惊讶地被出版。最为生动地记录下来的是少数民族的神话，它们记载了创世、洪水、山河、动物的起源等内容，并与本民族的历史糅杂在一起。 简而言之，中国民间的口头传统是格外丰富多彩和富有生命力的。尽管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出版，但已是卷帙浩繁，意义重大。可以预计，随着国内文化环境的改善，搜集和出版中国巨大的口头文学遗产的工作指日可待，中西方民间文学界的对话交流也会越来越多。这个人口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国度蕴藏着大宗口头文学有待记录、研究和分析，不同的国家间当然也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特别是在这种理解可以增加我们学界知识的时候。 原文刊于《民间故事百科全书》2集5册，1979年版。译文原载李扬译著：《西方民俗学译论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