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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基督教信仰 拜占庭帝国核心区所在的东地中海世界还是基督教萌发和快速崛起的温床，在其最初发展的几百年间，早期出现的“五大教区”中心(亚历山大、安条克、罗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中四个集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自君士坦丁大帝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后，基督教在帝国政府支持下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影响扩散、政治势力崛起，迅速演变为国教信仰。(22)拜占庭知识分子也因此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成为拜占庭东正教信仰的主要力量。 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和这一地区，井喷式地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传教演讲作品也在复杂激烈的宗教争论中成批涌现，充斥拜占庭大小图书馆，各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迅猛增加，借阅的信众趋之若鹜。知识分子“深陷关于三位一体、三个格位和圣子化质的性质这些宗教难题中……神学成为各种真理中的真理，与它相对比，社会和政治问题，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难题还是别的什么，虽然都很重要，但却必然退居第二位，成为神学的背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至于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所谓‘第二智者’时代”。(23)正是在这个思想变动极为活跃的时期，拜占庭知识分子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兼收并蓄古代西亚文化氛围中兴起的教义信仰，在帝国朝廷支持下，通过文史哲作品系统地接受了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思想和审美原则，形成了以“皇权神授”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拜占庭帝国正统信仰体系。(24)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能够满足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早期拜占庭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紧密结合。 圣像是最具拜占庭特点的艺术形式，这一造型艺术在拜占庭帝国获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神秘主义艺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拜占庭艺术家从关注自然景物向追求“通神”艺术转化，忽视作品的画面表现而注重艺术形象内在的情感，他们摒弃了绘画和雕刻中的真实感和构图和谐的平衡感，沉迷于追求“通神而忘形”，力求实现对上帝的笃信。(25)5世纪初拜占庭著名文人凯撒利亚的瓦西里，和他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同仁共同推动所谓“教父文学”的发展，其作品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热门书籍。而4世纪的尤西比乌斯撰写的《教会史》更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写作文体，成为当时作家们争相模仿的蓝本。据对现存史料的统计，仅撰写325年至439年间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就有5人之多，而同期世俗编年史既不连贯，数量又少。(26)拜占庭知识分子控制下的学校，大多由教会监管。皇帝福卡斯(602-610年在位)曾接受了大知识分子的建议，下令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同时将许多传授世俗知识的学校交由教会管理，其后的伊拉克略皇帝在重新任命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校长后，才恢复了该校的活动。(27)正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在自身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帮助皇帝完成了对帝国社会的基督教化工作。这一历史任务并非当时帝王的个人追求，而是拜占庭帝国臣民通过信仰获得共同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不仅给了教会迅猛发展的机会，也给以皇帝为首的世俗权力造成了新的挑战。在朝廷支持下的基督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济政治势力愈发强大，以至于在8世纪初对刚刚改朝换代的新王朝皇权构成了威胁。于是，在伊苏里亚王朝第一位皇帝利奥三世领导下，拜占庭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毁坏圣像运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拜占庭帝国世俗统治集团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目标直指教会，通过民众暴力斗争的方式，捣毁圣像，游斗教士，没收教产，焚烧反对派书籍和艺术品，使教会庞大的产业被消解，教会势力陷入消沉。(28)拜占庭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场皇权改造教会的斗争，成为皇帝塑造拜占庭东正教最有力的帮手。 事实上，自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皇帝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皇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和制度虽然在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受到教会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会知识分子始终服从皇权。在生存环境比较艰难、疾患随时随地会降临任何人的情况下，笃信基督教产生的“集体幻觉的力量”在拜占庭知识分子助推下稳步形成，“君权神授”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9)直到1389年，大教长安东尼奥斯(1389-1390年在任)还致信莫斯科大公，“圣洁的皇上占据教会的最高地位，他不像其他地方的君主王公。皇上从开始即为全世界确立并肯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召集宗教大会，还以法律使人们服从神圣教会法确定的真正信条和教会正宗生活的东西，基督教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30)毁坏圣像运动后，教、俗知识分子在拜占庭专制皇权控制下，进入了融合发展的阶段。拜占庭教、俗知识分子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存共容。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点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当教会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时，世俗君主就必然采取限制措施。同样，教会文化也不可能主宰世俗文化，不可能包揽知识的所有领域，主宰所有的学术分支，单靠教会知识分子难以满足拜占庭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例如，拜占庭帝国各级官吏都被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所有法官必须修满规定的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准从事法律工作。(31)同时，教会对神职人员资格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教会文化长期发展的外在需求。较高的社会文化要求使拜占庭帝国教、俗文化得以并存发展。 拜占庭知识分子在融合教俗两界学问的工作中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在开放的教育体系中，巧妙地将基督教神学和世俗知识变为不可缺少的教育资源，学生们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是高级教育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和教会高级僧侣均被要求具有教、俗两方面的文化修养，例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806-815年)就是师从于世俗学者后就读于教会学院，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学者。(32)而在重新建立的国立大学中，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包括以“哲学家”为绰号的利奥、杰出的编年史家约翰和百科全书式学者普塞罗斯，他们均具有博大精深的世俗学问和全面的基督教知识。大学者普塞罗斯撰写的多卷本《编年史》既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同期教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33)直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名垂青史的学者都是精通教、俗文化的人物，只知神学的教士或对宗教问题无知的作家都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许多高官显贵和政治家也是教、俗知识兼通的学者。由此可见，教、俗两大主流知识分子群体在拜占庭帝国不是对立存在的，他们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的游走于教、俗两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 教俗文化的融合使得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独领风骚，通过宗教活动和神学争论影响拜占庭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而世俗文化则在传统的文史哲、语言和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两界知识分子作为拜占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骨干，支撑着帝国大厦的精神生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伊苏里亚王朝对教会势力的打击使皇权再度严格控制了帝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皇帝们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其文化政策，使拜占庭文化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治烙印。总之，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文化人都不可能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这一点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 很明显，拜占庭知识分子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化、改造塑造拜占庭东正教和融汇教会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帝国精神文化生活中既培养了自身，坚定了信仰，也作为帝国皇权的助手，努力履行着职责。他们在宗教信仰的框架内思考现实问题，使拜占庭民众获得了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便走上了“神权政治”道路，是拜占庭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宗教化的决定性因素。(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