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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顺从皇权专制 拜占庭帝国实行皇权专制，皇帝控制着社会政治、经济、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并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深入社会生活各方面。拜占庭知识分子不仅组成了效忠皇帝的庞大官僚系统的主体，而且作为皇权这一拜占庭社会公共权力最高代表的一部分，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种种特权。 拜占庭知识分子大多是皇家的御用文人和基督教思想家，他们始终努力论证皇帝专制政治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存在着“王”，皇帝就是人类的“王”，如同蜜蜂中的“蜂王”。(35)在拜占庭帝制最为强盛的6世纪和11世纪，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和安娜·科穆宁娜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歌颂皇帝的记载。(36)根据他们的说法，拜占庭帝国社会呈现合理的金字塔形政治结构：皇帝处在塔尖，其下有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官僚贵族集团，社会最低层是广大的城乡劳动者。据安娜的记载，皇帝“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都纳入其贵族精英阶层的最高等级，他们形成了皇帝周围最可靠的群体和治理帝国的团队，成为他最信赖的宠臣”。(37)在这个“家天下”皇权贵族之下聚集着大部分拜占庭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居在普通臣民和底层的劳动者之上。 为了维护皇帝这个拜占庭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拜占庭知识分子极力美化甚至神化皇帝，说明皇帝成为集政治、军事、宗教、司法等多种权力于一身的合理性。他们将皇帝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还按照皇帝的旨意设计了大量的典礼仪式，无论在军队、元老院，还是在公民中，让皇帝接受顶礼膜拜和山呼万岁。举凡体现皇帝特殊地位的花样都出自御用文人的创造，例如把皇帝的形象与太阳合并在一起，还在仪式中保持其种种庄严的行为举止。他们推崇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拥护皇帝召集宗教大会和任免高级官吏和教士的权力，并设法论证皇帝对教义的解释权和对宗教争端仲裁权的必要性。至于皇帝对其属下和臣民的人身财产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他们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普罗柯比在其《建筑》中便肉麻地吹捧查士丁尼皇帝是“伟大的立法者”“罗马帝国的保护人”“我们时代之主”“天道大王”“慈父领袖”等。(38) 拜占庭帝国皇权不断强化并非皇帝个人努力的结果，其中渗透着各级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他们帮助皇帝为首的统治贵族千方百计削弱其他贵族和下属的政治权力，以多种方式贬低曾在晚期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元老院，不仅剥夺了昔日权力最大、声誉最高的议事会和咨询机构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利，而且采取多项措施限制其权力，取消了元老院大部分行政功能。他们甚至设计出嘲弄侮辱贵族的方式，强迫元老像其他等级一样，在觐见皇帝时必须五体投地，对皇帝和皇后行“吻靴礼”大礼。(39)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执政官身上，其丧失行政职能并逐渐转变为荣誉称号这一事实表明，精明的拜占庭知识分子是如何巧妙地促使社会权力向皇权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拜占庭知识分子在皇帝的扶植下充任高级官吏，譬如控制朝政的总理大臣(或被翻译为“执事长官”)、大政区总督、军队司令和司法大臣等，他们晋升为御前会议伯爵，有的控制朝廷政务，有的指挥禁军团，有的作为稽查使监督各级官员，参与全国各级公路和驿站的监管，甚至主导外交活动，控制宫廷日常事务。当然，皇帝对他们也充满了戒心，总理大臣这个官职到7世纪时就被逐步剥夺了权力，最终仅保留官名，应景般参加宫廷仪式而已。(40)由于拜占庭帝国不断强化皇权，以及其知识分子秉承皇帝意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运行，拜占庭知识分子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些才智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帮助，查士丁尼皇帝是如何最终建立起所有官吏只对其个人负责的国家机构的，更无法设想这位铁腕皇帝是如何严密控制了高级军政贵族的任免权，并将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变成维持其统治工具的。(41) 拜占庭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是其他欧洲和西亚古代国家无法比拟的。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皇权，另一方面是完备高效的官僚系统，使得拜占庭帝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皇帝专制国家。作为皇帝推行专制统治工具的官僚臣属，其组织严紧，阶层复杂，体系完备，等级森严，他们全部来自于知识分子。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大体上分为行政(包括司法)、军事和教会三大系列，其中高级官员的任免权控制在皇帝手中。元老头衔被划分为“杰出者”“显赫者”和“辉煌者”等阶级，高级官吏包括大政区总督、执政官、首都市长、总理大臣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其下中央朝廷部门齐全，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部门是国库。6世纪拜占庭帝国财政管理被置于3个部门长官监管之下，即大政区总督、圣库伯爵和皇家私产长官：大政区总督掌管大政区金库，圣库伯爵主管10个财政部门，皇家私产长官主管8个司。(42)如此细密的官僚机构可保证按照皇帝意旨调配资源和搜刮财富。为确保官僚系统高效率的运行，通过严格的遴选制度，拜占庭知识分子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这也成为出身卑微的智力超群者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通道。为了保证这类“高级行政人员”来源充盈，拜占庭帝国通过完善的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出各级官员的后备人才。为了有效控制官僚集团势力，防止他们威胁皇权，每代皇帝都不断打乱调整官僚的等级。例如大政区总督原为军职，后来扩大为行政官职，《罗马民法大全》规定：“大区长官也由皇帝任命。并且皇帝赋予其在修改公共规章方面更广泛的权力。”(43)诸如税收、司法、公路、邮政驿站、公共建筑、食品供应、士兵征募、军械兵器生产、区内贸易、商品物价和国立高等教育、帝国最高法庭的审理、按照皇帝意旨起草和公布法规等复杂公务都由知识分子官员来完成。7世纪以后推行的军区制，只不过是皇帝适量下放地方权力以激发地方官员积极性的措施，到10世纪时再度强化中央集权而弱化军区权力，知识分子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4) 作为拜占庭官僚机构的成员或教会教职人员，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来自于大量农民和底层劳动者的劳作。拜占庭帝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是建立在皇帝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无论是皇产、教产还是农民或地主的私产，都自愿或被迫归属于皇帝，类似于我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皇帝可以将帝国土地赏赐臣属，也可以没收贵族的土地充公。以皇帝为首的拜占庭国家以纳税为条件将土地通过多种形式分配给个人使用，个人之间以地租为条件转换使用权，国家则始终保持对任何土地的税收和没收权力。(45)税收是皇帝行使其土地所有权的主要方式，因此拜占庭帝国拥有西方中古世界最完备的税收体制和训练有素的税收官僚队伍，保证了税收的完成。而以拜占庭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官僚们通过领取俸禄，享有下层民众的劳动成果。根据现存拜占庭文献可知，领取朝廷薪俸的官员包括所有官吏，直至医生和教师，他们都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国家干部”。(46) 总之，拜占庭帝国皇帝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决定了拜占庭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甘愿成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工具，积极参与涉及知识文化的帝国管理工作，服务于皇权，服从于皇权。即便有几个生活在帝国体制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也无法构成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偶尔出现的批评皇帝的声音也只是像普罗柯比一样秘而不宣，或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47) 综上所述，拜占庭知识分子具有以古典文化为其底蕴、坚持拜占庭东正教信仰和忠诚服从皇帝专制的三个主要特征，这是拜占庭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