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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经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执掌政权、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推动因素，则来源于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乃至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正代表工农劳苦群众的新型的人民政权，但共产国际也因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在指导中国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进而使中国革命的发展遭受挫折。 关 键 词：共产国际/中国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17FD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显家(1974- )，男，河南新县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政体问题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自1927年首个地方性苏维埃政权出现，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再到1937年9月苏维埃政权正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历经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执掌政权、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转型无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息息相关。学界一直以来对此问题较为关注，研究成果颇丰[1]。有鉴于此，笔者力避既有研究成果的框架和观点影响，拟通过分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动因和独特作用，分析共产国际经验对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深远影响，进而验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必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成功。 一、中国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发展与共产国际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首个“党纲”明确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但在中国大革命早期，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并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反对宣传苏维埃思想，认为“在这一阶段上，试图通过‘宣布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强行建立苏维埃’，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是不适当的”[3]。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以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为指导，帮助中共制定了统一战线策略，即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仍旧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等同于“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4]；加之，受苏俄东方战略及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为使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军队留在反帝联合阵线内，他们要求中共对国民党让步[5]，反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争夺领导权。因此，这一时期不仅苏维埃政权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中断了，而且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也完全放弃了对政权的要求[6]105-106。 大革命失败之初，共产国际并没有立即指导中共打出自己的旗帜，实行苏维埃斗争，而是要求中共“应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基层的工作”[7]，继续维持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作为旗帜的政策[6]183。但形势急转直下，尤其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清党”，国民党左派是分崩离析，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斗争策略。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下，中共在汉口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8]。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的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313。从此，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建立：由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到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由地方小块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客观而言，其发挥的独特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没有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9]。 但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重大问题，共产国际的指导也难辞其咎。中国苏维埃政权初建之时，正是共产国际政治上全面“左”倾、组织制度日益集权的时期，受其影响，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贯彻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始终，这也是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理论根源。特别是博古、李德、王明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将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和模式化，生搬硬套“移植”苏联经验，完全不顾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使得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等联合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绞杀，遭遇严重挫折，导致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被断送。随着中央红军长征，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始了马背上的艰难历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伺机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不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而且日本勾结德意法西斯共同反对共产国际，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严重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同时针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指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合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10]。这对中共策略的转变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1]。虽然只改变两个字，但意义重大。这个转变使苏维埃政权较之过去阶级基础更为广泛，其民主性更为开放，为苏维埃红色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奠定了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正式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2]。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9月17日又做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这样“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13]88，表明了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明确提出“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即只要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答应中共方面的五项条件，中共则保证：“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13]135这些决定加速了苏维埃共和国由“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国难当头，为抗战大局计，国共两党也加快了合作步伐。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翌日中共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就“七七事变”发表谈话，表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认为“七七事变”能够扩大为中日战争，全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强调若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4]，加快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步伐。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10年的苏维埃运动被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运动所代替，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体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也从此宣告光荣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