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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地位与共产国际 从1927年至193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策略，也是根据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暂且撇开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不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始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新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大革命失败后，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也从此走上了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对当时全国的政治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如苏联某史学家指出：共产国际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方针，使中共得以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并开始建设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基地——根据地。这个方针为中共开辟了通向农民阶级——中国革命中的一支人数最多的力量的途径。这种评价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立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缺乏经验的。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已存在13年。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苏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已建立起一整套政权机构，形成较完整的政治制度，且在打败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克服严重困难、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等方面均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共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关于苏维埃组织、制度的思想，还在法律法规、政策策略制订的具体工作上给予很多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大量指示和直接帮助，就不会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红色政权也不可能在当时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迅速地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 第一，与以往的剥削政权相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全新政权，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奴役人民的剥削体制，广大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成为政权的真正主人。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农兵群众不分男女、种族和宗教，“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15]。它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愿望，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进步。 第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政权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在全国执政后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继续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的一页”，拉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也点亮了“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明灯”[16]。(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要求。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由人民代表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的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性文件，包涵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确认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指明了革命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为以后的民主建设和制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国与治国的第一次预演。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苏区政府在和国民党的“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开拓和发展了各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17]这些宝贵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与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思想。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初步总结和积累了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例如，发展民主政治，实现广大民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巩固政权稳定；开展廉政建设运动，克服政权中的腐败现象，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这些经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乃至今天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18]。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9]272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错误。譬如，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把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排除在政权之外，混淆了阶级关系，扩大了打击面；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其权威性没得到充分体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它未能通过民主表决的程序有效地防止和制止“左”倾错误在苏区的推行。在政权机构设置中，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导致苏区肃反严重扩大化；《劳动法》中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苏区的历史条件下其实也是无法实现的；党政关系上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偏差倾向，即“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许多事情“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党直接处理或代替政府处理了大量日常事务[20]。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对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失误，我们应该汲取历史教训，但不能因其存在失误而否定其历史功绩和地位。苏维埃政权在中华大地上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并以苏联革命经验为借鉴，但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多少可以转移腾挪的空间，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与探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与失误。总体而言，中国苏维埃政权坚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反帝反封建，坚持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体，坚持进行社会改革等，可以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尤其在分析“左”倾领导人错误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结合斗争环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运用到苏区政权建设，为创建全国苏维埃政权做出重要贡献。只有分清主次、辩证看待，才能客观认识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共产国际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才能客观评价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