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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动因与“我们自己的责任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任何简单化的评价或标签化的认识，都容易陷入片面化的历史陷阱。共产国际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形势下指导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无论是指导政策的动机，还是指导方式；无论是共产国际指导和参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所经历的复杂过程，还是在建设苏维埃政权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担负的责任，都非常复杂，都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效果，进行更加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方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 (一)动机问题分析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国际依托苏维埃俄罗斯，第一次有了革命运动的物质基础。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看来，俄国革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是“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21]。为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最终“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就是以“世界共产党”为组织载体来推进世界革命的。在当时的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中，由于俄国革命所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俄不能不承担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务。“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确实“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持世界革命[22]。不可否认，苏联作为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且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有不断实化和强化的趋势。但是，客观地说，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且即使是为维护苏联利益，有时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基地和中心的苏联稳固，对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才最为有利。 (二)指导方式问题分析 共产国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经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是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严格遵循经典作家的理论与俄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功模式和经验，即使在中国革命力量严重受挫、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也没有根本改变对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模式的坚定信念。但是，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拘泥于以俄国革命经验为蓝本的“三阶段论”。二是在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集中制，长期搞“一个中心”，各国党之间缺乏独立自主、民主平等的原则。三是“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从而误判革命形势[23]。这一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而产生的。 (三)复杂的历史过程 早期的共产国际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把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限定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并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24]。1927年“七一五清党”后，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队伍，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313。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转变。 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依然遵循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把革命希望寄托在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暴动方式上。然而，各地接连遭到失败的城市暴动表明，在中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苏维埃革命运动胜利的苏俄模式是行不通的。但斯大林在1930年5月与周恩来等人谈话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意义。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历史演变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地纠正错误，改变策略。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虽然有错误，但并非知错不改。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共产国际给予充分肯定，并从此以后将毛泽东视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加以支持[25]。 (四)“我们自己的责任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盛行。在中央苏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也是导致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中错误频出、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王明等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缺乏深刻地理解，生搬硬套地照搬苏联政权建设方法和模式，所提出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等教条主义错误路线[26]，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毛泽东、周恩来曾深刻地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27]例如，“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28]因此，某些中国同志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是其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所在。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只用某个人的失误来解释，某种程度上说这在当时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现象。最初，中国革命以俄国革命道路为参照，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另一方面，是苏联(苏俄)、联共(布)、列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理所当然，也必然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权建设模式奉为唯一正确和仿效的样板。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并通过内因起作用。作为外因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虽是推动中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因素，但毕竟需要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和农民革命的主体性这一内因相结合。这既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深刻分析与辩证检讨我们自身在教条主义、“左”倾错误中所负责任的一个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