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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 关 键 词：基层市场/乡村女性/家庭手工业/赶场/成都平原/1940-50年代 标题注释：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移民·阶层·政令：成都平原土地占有情况研究(1900-1956)”(16BZS121)，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项目“明清以降中国西部乡村社会历史调查与研究2018”(2018xjhz)。 作者简介：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突破了原来人类学家只重视村庄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农民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半径。①这些年围绕施氏理论的争论虽然没有停止过，但市场成为解释农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重要考察因素，已基本形成共识。②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和雷伟立(William Lavely)二位教授将施坚雅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调查笔记编辑出版，③让学术界得以通过该笔记，重新审视施氏的理论，同时，亦可对其研究进行新的补充和修正。施坚雅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证明了“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④那么在基层市场这个体系中，市场对乡村女性的开放程度如何？乡村女性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乡村女性在基层市场中的表现如何？乡村女性通过市场活动为其家庭和社区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收益？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学术界对乡村女性的研究不少，但对乡村女性与市场的关系却关注不多，⑤施坚雅对农村基层市场的研究也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去探讨农村妇女社会活动的区域。本文拟以市场为切入点，探讨乡村女性的经济贡献和社会地位。 多年来，女性在农村经济中的贡献和地位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曼素恩(Susan Mann)、黄宗智(Philip C.C.Huang)、李伯重、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白馥兰(Francesa Bray)等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和争论。⑥最近，有学者指出“从晚清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被低估了”。⑦该文重新激发了“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经济贡献是否被遮蔽和边缘化”的讨论兴趣。本文不拟全面回应农村妇女的经济贡献是否被遮蔽的问题，只是希望通过对1940-50年代成都平原农村女性与市场活动行为的考察，对此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区域性的认知。 一、女性的市场活动是否受到限制 基层市场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乡村集镇”中最基本的一种市场，即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市场，又称为“集市”，它是以地方定期交易为核心的经济流通空间。这些农村集市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在四川地区俗称“赶场”，“集市初为小生产者交换和调剂产品的场所，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结剩的产品，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或生产用品”。⑧ 民国时期文人们对“赶场”有诸多描述，也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对四川或成都平原的“赶场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⑨有学者认为“赶场”是四川农村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散居各处的农民藉此聚聚热闹，在茶馆里坐下来喝一杯或在酒馆里招几个熟识的朋友谈谈天，各种消息、乡村里的新奇事情也从这里传播出去，甚至婚姻的谈判、田地的纠纷，均借着赶场的机会来解决，因此无论农忙农闲，赶场的风气越来越兴盛。⑩ “赶场”使乡村社会变得活跃、灵动而有趣味。“一个乡场每逢赶场的日子，以这个乡场为中心，周围二三十里地方都活跃起来了。天色还未发白，远远近近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已充塞在稻田中间的曲折狭长的石板路上。他们挑着担儿背着筐儿装满着各色各样的农产物，或手工制品，争先恐后地赶到场上去，找寻雇主。稍缓一些时候，那些‘绅粮’们和纯粹消费者的‘下江人’也携着篮儿，或者提着防空袋参杂到这细长的行列中”。(11)赶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有要出售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农民，也有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其实，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基层集市上是很难划分的，生产者出售完产品之后，就变成了消费者，从集市上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总之，赶场就是一个商品交易和社会互动的媒介，让散居各处林盘中的农人聚集在了一起。对于四川人来讲，“赶场”的记忆特别鲜活，我们曾经在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场、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五津镇和青白江成都钢铁厂访谈过257位年龄在60～96岁之间的老人，有工厂领导、南下干部、普通市民和农民，他们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但不少人都有“赶场”的记忆，其中85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赶场”故事，在老人们的回忆中，“赶场”最主要的目的是“交换”，是“买东西”或“卖东西”。(12)也就是说，商品交换和流通，是“赶场”最主要的功能。(13) 施坚雅认为一个基层社区的男人一生中至少会赶一千多次场，与基层社区中的几乎每一个人有点头之交。“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林先生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14)那么基层社区中的女性，是否有同样的际遇？施坚雅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市场的情况着墨不多。在2017年出版的田野调查笔记中，施坚雅有几处提到房东夫人林太太赶场的情形，林太太有时候和林先生一起去赶场，有时候林先生不去，林太太自己去，买做衣服的布料、食物和日用品等。她也出售自己家种的柑橘，但是在自己家附近的大路旁边，与孩子一起一边卖柑橘，一边玩耍。(15)林太太赶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完全由她自己做主。在施坚雅对集市中妇女的寥寥几点记录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市场中的女性乞丐。1949年11月22日，施坚雅到高店子赶场，看到有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在市场上捡谷粒，这似乎是施坚雅在笔记中第一次描述集市中女性的形象：“在小市上，有三个衣着破烂的妇女，在粮食过秤的时候，她们围在旁边，看到有满出来的粮食，马上扫进小撮箕里，然后连石带灰倒进她们衣服的补丁中。在这个镇上赶场的日子里，像这样丧失社会地位的个体并不少见，在一条街上至少有两三个地方有乞丐。”(16)除了乞丐，在市场上算命的女性也给施坚雅留下了印象。此外，没有更多对集市女性的描述。 施坚雅的田野笔记没有提到四川乡村女性在进入基层市场时是否受到限制。笔者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基层市场有“女人不得入内”的规定，男女的机会从理论上讲是均等的。但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出于传统伦理观念，还是其他目的，对女性参与市场活动或多或少有一些限制。伊莎白和俞锡玑曾在1940-1942年对四川璧山县的兴隆场进行调查，据她们观察，根据当地习俗，“已婚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实际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女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那么她是否赶场，完全取决于她自己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受过老式教育的富人家庭中，妇女受到的限制比较多，而穷人家庭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两口子要么一块去赶场，要么肩并肩在田间干活”。(17)这样的情况，在北方的乡村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潘玉林对河北固安两个场镇的调查，赶集要看身份，只有“老的做了婆婆的”女性才有资格赶场，“中少年的农妇们，有的人家竟不许她们出家门一步，以免有碍门风之事。贫一点的中年农妇们有时还可以去赶一赶集，不过家境稍微好一点的人，便以为夫人赶集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这里农村妇女的活动范围十分狭窄，“大多数的她们没有到过三十里或五十里以外。就是北平南边有几个村的农村妇女们，也是对我说同样的话，因为左近没有山，所以这个村镇中的农妇们简直就不知道山是什么”。(18)这两个调查反映出农村妇女是否能够出门赶场(集)，有年龄和阶层的差异，已婚的、年纪大一些的女性有赶场的自由，贫困的家庭对妇女赶场的限制较少，而家境富裕的人家则对女性赶场有所限制。 成都平原对女性赶场似乎也有一定限制，老年妇女和当家的女人赶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从事手工业的女性也不得不赶场，没有出嫁的女性则要受一定限制。一些口述历史材料可以为之佐证，“女的多大了上街都要拉着衣裳角角赶场。生怕走掉咯，不要你赶场”；(19)“幺姑娘才十七八岁，不能赶场，就害怕其他人把你掳走了”，(20)这是家里为了保护女孩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1940年代，兵荒马乱，怕女孩被坏人抓走。一般来说，是家里的母亲赶场，例如安仁镇的刘先生说：“我难得赶场。因为我母亲在。她去赶。”(21)但是从事手工业的农村妇女不得不赶场，“我们咋办呢，我们就织布嘛，织那种小布。织布又没得本钱，没得本钱啊，我就赶场，别人就赊给我嘛，我就织起布来卖钱嘛”。(22)从事手工业的女性与市场联系紧密，所以“赶场”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尽管理论上男性与女性进入基层市场没有限制，但女性能否真正进入市场，与年龄、婚姻状况、阶层以及从事的产业均有一定关系。承担家庭经济收入责任的女性，进入市场的限制较少，甚至必须依靠市场求得生存；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女性承担的经济收入责任较少，因而进入市场的机会也较少，受到的限制更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