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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本文选择1940-50年代作为研究时段，一方面是便于与施坚雅讨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女性与基层市场的关系具有延续性，不会因为政权的转移而突然终止，其改变具有滞后性。1949年前后，成都平原的基层市场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新政权通过举办土特产大会和物质交流会等形式来促进城乡市场繁荣(见《川西日报》1951年9月至1952年9月关于各地举办物质交流会的相关报道)，乡村女性的市场活动和生产并没有太多改变。 ②详见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90-122页；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69页；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0-89页；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3-156页；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85-198页；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21页。 ③G.William 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Sichuan Fieldnotes,1949-1950,eds.by Stevan Harrell and William Lavel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 ④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第40页。 ⑤闵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208-257页)回顾了妇女史的研究，包括妇女运动、女性与政治、妇女生活、妇女教育、不缠足运动以及贤妻良母观念等等，少见有关于女性与市场的研究成果。近几年，近代以来乡村女性的劳动逐渐被关注，李金铮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妇女劳动考察》(河北大学，2008年，作者邵琪)和博士学位论文《“走向解放”：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的农业劳动》(南开大学，2012年，作者刘洁)对华北地区农村妇女劳动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探讨了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以及集体化时期“男女同工同酬”语境下农村妇女的困境。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劳动的研究比较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79-92页；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53-171页。代表性的著作有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巧宁、陈海儒：《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这几部著作，分别通过人类学、口述历史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云南禄村和陕西农村妇女的劳动和生活状态。但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云南，并且直接探讨农村妇女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亦不多见。 ⑥参见Susan Mann,“Women’s Work in the Ningbo Area,1900-1936,” in Thomas G.Rawski and Lillian M.Li,eds.,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24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白岚玲、吴秀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⑦Melissa J.Brown,“Dutiful Help:Masking Rural Women’s Economic Contribution,” in Goncalo Santos and Stevan Harrell,eds.,Transforming Patriarchy:Chinese Famil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p.39. ⑧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22-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3页。 ⑨参见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21页。 ⑩谢澄：《赶场》，《农林新报》1947年第34-36期，第34页。 (11)廖仲隐：《赶场》，《雍华图文杂志》1946年第1期，第4页。 (12)详见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所藏中和场、安仁镇、新津县、成钢厂口述历史档案。 (13)当然，赶场的功能远远不只商品交换这么单一，这一点施坚雅有论述，而民国时期其他人类学家也有证明。如伊莎白(Isabel Crook)和俞锡玑认为“人们赶场的目的不光是做买卖，还包括求医问卦、探亲访友，或者仅仅来打听消息。而兴隆场的作用，也远远不止于一个定期集镇：乡民来茶馆‘讲理’，解决争端；哥老会各堂口在饭店、茶馆或酒铺招待四方袍哥、举办‘圣会’；离家出走的女人和童养媳在附近溜达，指望被好人家收留。最后还有文、武两庙，武庙内除了偶尔举行宗教仪式，并设有固定赌场；文庙则是乡政府和学校所在地。乡公所作为乡一级最高机构，肩负税收、征兵、维持地方治安之重任”。参见伊莎白、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邵达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这一论断进一步证明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性(至少在四川地区是如此)。由此看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赶场”是以商业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功能占主要地位。 (1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4页。 (15)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p.131. (16)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p.92. (17)伊莎白、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第2、83页。 (18)潘玉林：《一个村镇的农妇》，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学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服务系，第14、17-18页。 (19)2014年安仁口述历史资料录音整理，口述人：王凤英，访谈人：廖羽含、阎翠、林罗、柳京廷，访谈地点：安仁金井社区王凤英家中，访谈时间：2014年6月28日上午9：30-11：00，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20)2014年安仁口述历史资料录音整理，口述人：陈海清，访谈人：李明月、周利波、王斯睿、靳雅琪，访谈地点：安仁镇夕阳红茶馆旁旅店，访谈时间：2014年6月29日上午9：00-10：40，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21)2014年安仁口述历史资料录音整理，口述人：刘元成，访谈人：车人杰、吴雪娇、张俊、周珏，访谈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千禧路389号民安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访谈时间：2014年7月1日上午9：05-10：10，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22)2014年安仁口述历史资料录音整理，口述人：李元清、杨谢能，访谈人：李玲、徐晓玲、程千懿、张续，访谈地点：李元清家(安仁镇古街)，访谈时间：2014年6月27日上午10：00-11：30，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23)原文如此，此数字与后面几项数字之和不相符，本文计算时以几项数据之和为准，特此说明。 (24)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张天文、邹海霞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25)台湾曾翻译其中文名为“脱鲁岱”。 (26)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36页。 (27)漆赫：《成都市青羊场集市研究》，1948年5月10日，何一民、姚乐野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四川大学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 (28)参见漆赫：《成都市青羊场集市研究》，何一民、姚乐野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四川大学卷(中)》，第229、230页。 (29)这里“成都”应该是一个大致概念，“成都县”还是“成都市”并不明确，民国时期，成都分属成都县和华阳县，1928年成都成立市政府后，成都县、华阳县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区。成、华两县只辖乡区。成都县在市区西边，青羊场处于成都西郊，故来此赶场的“成都”人，居住在西边的可能性比较大。 (30)漆赫：《成都市青羊场集市研究》，何一民、姚乐野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三编)四川大学卷(中)》，第230页。 (31)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68页。 (32)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68页。 (33)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69页。 (34)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72页。 (35)关于杜二嫂如何与市场打交道，参见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21页。 (36)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1944年6月，学士毕业论文，私立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指导教师林耀华，第10页。 (37)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p.77. (38)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第14页。 (39)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第73页。 (40)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41)刘正刚、侯俊云：《明清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122页。 (42)王建革：《明代嘉湖地区的桑基生态与小农性格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页。 (43)参见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44)谢开键、肖耀：《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地区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93页。 (45)新繁县是古老的川西上五县(温、郫、崇、新、灌)之一，公元前8世纪，蜀王杜宇建立“繁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有繁县。北周正式改繁县为新繁县。1965年，新繁县并入新都县。县城繁江镇改称新都区新繁镇。 (46)朱成勋：《四川棕帽与山东草帽》，《实业浅说》1916年第47期，第2-3页。 (47)(民国)《新繁县志》卷四，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第407页 (48)一说起源于嘉庆年间，参见杜受祜、张学君主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一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地方文史资料和1980年代修编的行业志提到，棕编起源于嘉庆的说法来自老人的口述传说，参见四川省新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新都县供销合作志》，1983年，内部刊印。笔者试图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答案，但查阅顾德昌修《新繁县志》(嘉庆十九年版)和李应观等修《新繁县志》(同治十二年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均没有关于棕编的记载，最早提到棕编起源的是余慎所修《新繁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版)，本文即遵从其记载。参见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乡土志汇刊》第八册，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第499页。 (49)《新繁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李勇先、高志刚主编：《巴蜀珍稀乡土志汇刊》第八册，第499、512页。 (50)杜受祜、张学君主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一集，第126页。 (51)周兆祥：《孝女善制棕鞋》，《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79期，第7页。 (52)《会场警察署汇报民国四年三月青羊宫花会赴会物品售货金数目表》，成都市档案馆《成都故事》展出资料，蓉档1697卷259号，成都市档案馆藏。 (53)应为制草帽的草帽坯。制成草帽要经过三道程序，然后再印压成型，之后还要配加带图等，一顶草帽才算完成，乡下女工完成的只是第一道工序。 (54)以上参见孙仲瑜：《新繁县草帽业概况》，《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2期，第9-11页。 (55)孙仲瑜：《新繁县草帽业概况》，《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2期，第10-11页。 (56)《新繁棕织品，年值一千六百万》，《新新新闻》1945年1月4日，第10版。 (57)《四川省建设厅关于征集手工艺品及资料准备办法》，全宗号115，案卷号3119，第5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58)温江地区二轻局史志编纂办公室：《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1983年，内部刊印，第32页。 (59)杜受祜、张学君主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一集，第126页。 (60)2018年3月新繁镇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资料，口述人：曾婆婆(90岁)，访谈人：李德英，访谈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大墓山村罗志勇家，访谈时间：2018年3月23日12：00-13：00，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61)参见四川省新都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新都县供销合作志》，1983年，内部刊印，第100页。 (62)参见黄贵德：《新繁繁江镇举行土产展览交流大会》，《川西日报》1951年9月3日，第2版；江仁弘：《新繁举办土特产交流大会，扩大商品销路提高了私商经营信心》，《川西日报》1952年9月25日，第1版；《川西区物资交流大会今日开幕，参加交流商品共八大类七百余种》，《川西日报》1952年7月12日，第1版；《川西区物资交流大会总结》，《川西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63)温江地区二轻局史志编纂办公室：《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第33页。 (64)2018年3月新繁镇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资料，口述人：曾婆婆(90岁)，访谈人：李德英，访谈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大墓山村罗志勇家，访谈时间：2018年3月23日12：00-13：00，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65)《省、地关于调拨茶叶销售计划、棕叶制品生产、收购，及土产业务方面的通知》，第33-34页；《关于切实加强出口棕编制品原料采收工作的通知》，1977年8月11日，全宗号135，目录号1，案卷号38，成都市新都区档案馆藏。 (66)Brown,“Dutiful Help:Masking Rural Women’s Economic Contribution,” p.39. (67)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117页。 (68)Mann,“Women’s Work in the Ningbo Area,1900-1936,” p.243. (69)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24-25页。 (70)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304页。 (71)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第24-25、32、38页。 (72)2018年3月新繁镇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资料，口述人：刘恩，景玉怀的儿子，73岁，访谈人：李德英，访谈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东湖公园管理办公室，访谈时间：2018年3月23日下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73)温江地区二轻局史志编纂办公室：《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第123页。 (74)余葆和、段吉善：《棕丝编织品》，《新都文史》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87页；温江地区二轻局史志编纂办公室：《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第33页。 (75)温江地区二轻局史志编纂办公室：《温江地区二轻工业志》，第88页。 (76)2017年11月龙泉驿柏合镇田野考察和口述访谈资料，口述人：巫秀琼(85岁)、黄素珍(73岁)、康华泽(78岁)等，访谈人：李德英、胡开全、粟薪越、吴晨娜，访谈地点：柏合镇梨花街社区会议室，访谈时间：2017年11月30日上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77)2018年3月新繁镇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资料，口述人：曾婆婆(90岁)，访谈人：李德英，访谈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大墓山村罗志勇家，访谈时间：2018年3月23日12：00-13：00，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78)2018年3月新繁镇田野考察及口述历史资料，口述人：石女士(65岁)，访谈人：李德英，访谈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大墓山村罗志勇家，访谈时间：2018年3月23日上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藏。 (79)2018年3月21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到新津县永兴场做田野考察，孙家老人带领师生参观了祖坟和祠堂，并将墓碑拓片的照片赠送给师生。 (80)1938-1942年，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禄村进行社会调查，对禄村妇女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参见费孝通：《禄村农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半个世纪之后，加拿大学者宝森，也到禄村进行调查，宝森的研究证明在云南，乡村女性不仅从事着跟男性同样的农耕、运输等工作，在市场上做买卖也是不少年纪较大且更富裕的妇女的选择。参见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第146页。 (81)Skinner,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p.127. (82)顾颉刚：《新津游记》，《宝树园文存》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