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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上古史卷中，有着我在吴先生史学思想指引下所作的具体实践的努力。在这一卷中，我们不是严格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各个文明的顺序，而是分块、分段，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每个时期都提到中国。最初的文明是公元前两千年开始，讲完西方以后，都有一个同时代的中西比较，中国提到了夏代，然后商、周，春秋、战国，我讲的轴心时代，到汉跟罗马，都有对照，就这么试着做了一个阐释。这就是吴先生的指导思想，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世界史是从分散走向一体的世界史，是横向的交流促进了纵向的发展，纵向的发展扩大了横向的交流，这样形成的真正的世界史是从15、16世纪出现的。所以，吴先生的重点也放在了15、16世纪。吴先生的思想是：世界史是一体的，世界史是作为整体的历史，世界史不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的汇编。这话讲得很精彩。各国史，跟中国史，在逻辑上是一个级别的，都属于国别史一层；世界史则是更上一级的概念。它不是下一级加起来的总和，加起来的总和仍是多，还必须看到下面这些多是如何结构成一个世界的，这才能叫世界史。吴先生这样讲有没有根据呢？有，不过，吴先生没有提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里讲过：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的结果，出现的标志性时期就是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在没有沟通以前，就没有整体的世界史。 上古史卷于1993年基本完成。当年4月初，各分册主编齐集武汉大学，参加吴先生80大寿庆祝会及学术研讨会。会后，吴先生又召开各分册主编会议。4月9日，吴先生正在听取我就上古史分册做汇报时，不幸遽然仙逝。悲夫！此书于1994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可惜吴先生未能见到。 吴先生逝世三年后，1996年，我发表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11)一文，继承了吴先生的思路而以较为接近逻辑论证的方式作了初步展开的论说。2008年，我在《世界历史》纪念增刊上又发表了《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对前一篇文章做了补充说明。我进一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说明了世界史的特点。world这个词，德文是die welt(二者同出于一个条顿词根)，法文是monde(来自拉丁文mundus)，俄文作мир。在这些语言文字里，“世界”又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的，都是可大可小的。我们讲“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这里的“世界”不是指整个世界。黑格尔有一本书，从前翻译成《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全集的原版中是叫《世界历史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由此可证明吴先生讲的，世界历史是由小世界逐渐融合成大世界的。这里的世界，英文就是world。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我们所说的中国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俄文里面大到世界可用мир来指代，小到农村公社也可以用мир来指代。 现在，我来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团队在新世纪以来所作的努力。 我于1952年毕业留校，本打算做中国史，但领导上分配我做世界史，我就全力投入到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但从未间断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希腊史和印度史方面，搞斯巴达的黑劳士和印度种姓制度及首陀罗等的研究，同时也在为希腊、印度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做着准备。1979年，白寿彝先生调我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研究，我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86年10月，我在《东西方文化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三万多字的长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及其关系上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在第一部分，我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以及两者相互关系上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并且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12)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驳斥黑格尔所谓的中国历史没有变化和发展的错误观点。 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版，第9章《中国与世界》由我执笔。在这章中，我再一次提到了黑格尔。这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在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特点后，我又指出了黑格尔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重申“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13) 不过，以上两次，只是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初次交锋，对于黑格尔的挑战作出集中的理论性回应则是21世纪的事了。2000年1月下旬，我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团队，开始作思想上的初步设想。随后，联合几位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和世界古代史的老师开会讨论。同年8月初步拟定了《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和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撰写大纲。10月21日和11月10日两次听取评审专家意见，作了适当修订。继则组织分工撰写。整整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这个项目得以完成。2013年3月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首先有一个长篇的导论，叫做《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问题》，由我来执笔，内容就是批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完全把中国历史曲解了，他有一半是无知，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可是另一半，他却把悠久的中国历史说成是“花岗岩”，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是“没有发展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抽象的统一，不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违背了他自己曾经坚持的辩证法。黑格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这样的世界古代史框架的最初的根源。魏特夫的根源在哪里？就在黑格尔！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黑格尔的问题，我们却是三不管：搞中国史的学者认为我们只搞中国史，黑格尔的书我看它干什么，与我无关嘛；搞世界史的学者认为我搞我的专业，没有义务搞黑格尔去，况且黑格尔也已经过时了。搞历史研究的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管它；搞哲学的人会说，黑格尔的主要哲学不在这儿，我也不管它。可是，在我看来，黑格尔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怎么能说过时了呢？我们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严重割裂，结果，很多尖锐的理论问题和挑战就摆在眼前，却被放过去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是在道光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20年之前讲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在中国却一直都没有理解，没有回应。可问题是，如果不把这样的基本问题搞清楚，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史的话语权？ 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历史有机统一的结构，是有相互关系的。相互的关系是怎么建成的？相互的关系是由交流建成的。怎么才可能交流？完全相同就不需要交流，完全相异也不需要交流。你吃饭，我不吃饭，咱们就没法交流。你穿西服，我也穿西服，咱们俩干嘛交流？所以说，必须有同有异。今天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有同有异，所以就要比较。比较研究就是打通界限，看到异同。要把世界史变成真正的世界史，就必须做比较研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我们的书出版后，2013年获了一个奖，还让我去发言。颁奖会在西郊宾馆举行。我在发言中说：我们要应对西方的挑战，不能对人家的挑战视而不见。我觉得我们有需要，中国史的学者有责任，世界史的学者也有责任。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你自己不做，要别人替你来做，你想，别人能做到吗？况且，对世界的看法，肯定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可以交流嘛，就会逐渐融合嘛。可是现在，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等于缺席。 我现在感到我们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的余论还有些单薄，应该努力继续做下去。原来是做到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最近一两年，我觉得中西的比较研究还可以继续做魏晋南北朝，做到隋唐以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能称为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周代，是不可想象的，我想诸位能同意这个说法。没有两汉的四百年，也不会有中国；没有三百年的隋唐，也不会有中国。经过这三个时段，中国的根基就真正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关，从东周到秦，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最乱的时期，也是最繁荣的时期；“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最乱的时候，可称作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它的结果跟西方截然不同。如果能够在更大范围作中西比较，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的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有更大意义。我已经眼睛发花，看书开始困难，小字看不见，查字典都很困难，还要拿放大镜。记忆和论说的能力也开始减退。对大家做的世界史和中国史，我都持有敬意，你们做的都是世界史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还不能说是世界史的全部。如果能够回答一个挑战，可以说就是一个创新。诸位，我们行进在回应西方挑战的道路上，艰难险阻很多，我虽然已经到了90后这个年纪，但是，看到在座的诸位中青年朋友，我感到非常高兴，要向诸位学习，学习大家的青春朝气。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打破思想障碍，我们的历史学科不能再局限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分状态，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考。 本文原系2018年12月15日刘家和先生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晓伟博士整理并经刘先生审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