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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摘要:义尊与义方彝是山西省公安机关最近追缴回的两件重要文物。铭文记载西周武王赏赐给义贝,义为父乙铸造了这两件器物。其中铭文中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晚商墓地的丙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件器物对于研究商周之际殷遗民的迁徙、西周初年政治制度、西周历史与铜器断代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义尊；义方彝；丙族 最近,山西省公安机关在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中追缴回来大量青铜器,其中有一件义尊和一件义方彝最引人瞩目。这两件器物形体较大,纹饰精美,并且有相同内容的铭文,这对研究商周青铜器铸造技术、铜器断代和商周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两件追缴回来的青铜器,证实是2014年盗掘自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西。此处有南秦墓地,主要遗存属两周时期。南秦墓地为永凝堡———坊堆遗址的一部分,位于霍山西南麓,西据汾河6公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这里开展过多次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遗存,其中发现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和目前山西发现唯一的一件西周带字卜骨,说明这个遗址并非一般聚落,应该是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活动的中心聚落,有可能是某诸侯国的国都[1]。 2016年发掘的南秦墓地位于南秦村西南的一处台地之上,北距永凝堡遗址约1公里,东北距坊堆遗址约2.5公里。该墓地出土过大量东周青铜器[2]。义尊与义方彝就出土于南秦东周墓地之北。为了方便学术界研究,现将两器做简要介绍。 一、义尊 整体造型为筒形三段式,自上而下饰四条勾状扉棱,扉棱中间有明显的分范痕迹。敞口,方唇,鼓腹,圜底,下接圈足,圈足下为矮凸台。纹饰通体浮雕,有云雷纹底纹。颈部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装饰八组蕉叶纹,蕉叶纹内部由倒置的兽面纹组成;下部饰一周两两相对的鸟夔合体纹饰。腹部饰两组兽面纹,兽面弯角上方为“～”形夔纹,夔纹上部有勾状装饰。圈足饰两组折角兽面纹,上有鱼鳍状装饰。通高34.2、口径25.3、底径18、腹深25.4、圈足深8、厚0.9厘米,重7.2千克,容积3600毫升(图一,1、2;拓片一)。 器内底铸有4行23字铭文(图二;拓片二,左):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丙。 义尊的形制最接近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的商尊、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从纹饰看,义尊与上二尊还有区别,尤其是鸟夔合体纹饰,鸟在外,夔在内,像两个动物纹的重影,在过去青铜器纹饰中非常少见。依据腹部兽面纹主题纹饰推断,鸟纹是主纹,夔纹是辅纹,二者共同构筑了一副鸟夔同体形象。义尊圈足上的兽面纹,其折角上有鱼鳍状装饰,这种装饰手法与西周时期的德方鼎、折尊、折方彝相同(德方鼎为成王标准器,折尊、折方彝的时代晚于德方鼎,为昭王时期[3]),而在殷墟青铜器中不见,应该是进入西周以后的创新之作,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由此可以判断,义尊的时代和德方鼎、折尊、折方彝时代相去不远。 二、义方彝 义方彝,几年前曾出现在西安,最近,该器被成功追缴回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器物细节(图三,1、2;拓片三,1～3)。 义方彝整体呈长方形,有盖,带提梁,自上而下饰八条勾状扉棱,扉棱中间有明显的分范痕迹。器纹饰整体为浅浮雕,云雷纹为底纹。盖为仿庑殿顶形制。钮为硬山顶形制,钮前后两侧为倒置的兽面纹,兽面弯角上有鱼鳍状装饰,两侧为蕉叶纹。盖四面饰倒置的内弯角兽面纹,前后两侧兽面纹相同,兽面弯角的上方纹饰与义尊腹部兽面纹上部装饰相同,为“～”形夔纹,夔纹体部填充片状鳞纹。兽面纹侧面填充竖立夔纹。兽面纹下方还饰有对称的夔纹。盖左右两侧亦饰与前后相同的兽面纹。盖内在钮部位可见向内的方形凸起,应是铸造钮时形成。 方彝有提梁,提梁从方彝体部前后两侧正中颈部伸出,提梁底部为装饰獠牙的兽面,兽面的角上装饰五齿掌形目纹。提梁上装饰两个圆雕兽首和四组回首联体的两组夔纹。 方彝颈部微束,腹部微鼓,平底,下接圈足,方圈足下有矮的凸台。颈部每面均饰两两相对的爬行夔龙,夔身有鱼鳍装饰。腹部饰兽面,兽面样式与盖顶前后兽面纹饰完全相同。圈足饰左右对称的夔纹。圈足外底有方格纹的铸造痕迹,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加强筋,还可见有修补过的痕迹。通过X片发现,盖底出土时破碎,部分有残缺(图五)。 方彝带提梁高4 9、通宽2 9.5、盖长2 7.7、盖宽2 3.5、盖高2 2.5、口长2 6.5、口宽2 1.3、圈足长2 4、圈足宽1 9.3,口沿厚1.5厘米,重量1 7.3 5千克,容积8 0 0 0毫升。 图一义尊 图二义尊内底铭文 拓片一义尊纹饰 义方彝盖与内底均铸有铭文。盖内较宽的一侧铸有铭文2 2字(图四;拓片二,中): 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 器底部铸铭文2 3字(拓片二,右): 隹(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易(赐)义贝卅朋,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丙。 义方彝,形体峻拔,纹饰精美,最有特点的是带有提梁。过去所见有一些卣也有提梁,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小臣系方卣和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兽面纹方卣[4],这两件器物,盖小,有肩,还不能称方彝。因此,从目前所知材料看,带提梁的方彝这是唯一的一件。从义方彝形制看,与这种弧壁方彝接近的有丐甫方彝、令方彝、荣子方彝等。与义方彝纹饰装饰特征也有相似的器物,在安阳郭家庄西1 6 0号墓亚址方尊上可以见到,如提梁兽首的五齿掌形目纹、腹部兽面纹上部的爬行夔纹。这种做法当来自殷墟,在安阳孝民屯有此类陶范出土(2 0 0 0 A G T 1 5 H 3 1∶1 8)[5]。 拓片二义尊、方彝铭文 图三义方彝 图四义方彝盖内铭文 三、两器时代及相关问题 义尊和义方彝,尽管器形和纹饰都显示出浓郁的商器风格,但局部也有西周特有的形式,如鱼鳍状的装饰,这种装饰在商代殷墟青铜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兽面纹弯角上方加饰曲折夔纹体躯,很特殊,也是西周才出现的。 两器铭文虽然记载了周武王赏赐给义三十朋贝的事情,但其铸造年代不可能是周武王时期。武王在位短短几年,这么短的时间内青铜器的时代风格不太可能形成。另外,“义”器还有两件,著录在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6]里,一件是义鼎(0 1 2 2)、一件是义爵(0 6 1 9),这两件器物与义尊和义方彝时代都非常相近,其中义鼎装饰列旗的兽面纹,这也是西周早期前段兽面纹的特殊形式。所以我们认为义尊、义方彝、义鼎、义爵都应该是成王时期铸造的,不可能早到武王。 图五义方彝底X光片 拓片三义方彝纹饰 义爵,传出山西[7],而现在又找到了义尊和义方彝的出土地,这就为认识“义”及其家族提供了更多帮助。义尊和义方彝铭文中都有日名“父乙”和族徽“丙”,这显然是商人的习惯。丙族,过去学者做过很好的研究。迄今见到的丙国铜器的年代,约自商王武丁至西周早期的康昭之世,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三百余年[8]。 最早的丙族应该是殷人的王族,商王的子辈,在殷墟晚期,主要活动在山西灵石县附近,是一个重要军事贵族[9]。周初,为什么会从霍山以北的灵石迁移到霍山以南的洪洞?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丙族何时归周人?怎样和武王保持密切的关系?《竹书纪年》上的这段史料也许对认识这些问题会有所帮助。《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10]。“燕京之戎”居燕京山附近,郦道元《水经注》卷六云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11]管涔山在汾河上游,今宁武县附近。周人伐燕京之戎,如果从南向北走汾河谷地,必然路过灵石旌介的丙族控制范围。伐燕京之戎的是王季,王季是武王的祖父,生活在商武乙、文丁时,而灵石旌介墓葬的年代恰好也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旌介的丙族非常有可能是在文丁二年王季伐燕京之戎时与周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考古材料看,在灵石旌介2号墓出土一件联裆鬲,这样的鬲也见于浮山桥北商周之际墓中,可以说周人对汾河流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最早渗透汾水流域的时间可能是在文丁时,即王季伐“燕京之戎”这个时侯。由于山西洪洞、霍州、汾西以及霍山以北的晋中盆地考古工作过去开展较少,很多问题还不能说清楚。 注释 [1]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杨及耘、曹俊:《山西洪洞南秦村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墓地》,《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5日。 [3]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112、143页。 [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卷第135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图一三,1。 [6]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7]吴振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06页。 [8]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9]海金乐、韩炳华:《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1页。 [1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49页。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