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6～2007年,为配合河南省境内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区域———新乡辉县孟庄镇路固村西发掘了一处墓地。墓地以两汉时期墓葬最多,共148座,另有宋代墓葬30座和少量明清时期墓。汉代墓地由1座房基、1座陶窑和148座墓葬组成,墓葬的时代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汉代墓葬以墓组的形式相对集中分布,很少见到单独的墓葬,这些相对集中分布的墓组,很可能是家庭或者家族的墓地。墓葬多数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铜器、玉器、钱币和铜镜等 (1) 。 路固汉代墓地出土铜镜的共有71座墓葬,占汉代墓葬总数的48%。71座汉代墓葬共出土98面铜镜,其中46座各出土1面铜镜,20座各出土2面铜镜,4座各出土3面铜镜。铜镜类型有昭明镜、日光镜、四乳镜、五乳镜、七乳镜、连弧纹镜、云雷纹镜、博局镜、变形四叶纹镜和龙虎纹镜,以连弧纹镜、博局镜和多乳镜的数量最多。铜镜制作差别很大,有的精致,纹饰繁复;有的则粗糙、随意,纹饰简单。其中,AM46出土的一面变形四叶纹铜镜制作精良,装饰纹饰为以往发掘的铜镜中所不见。现对这面铜镜进行简单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出土情况 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出土于AM46。该墓位于A区东南的T22中南部,由坟丘、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北侧中部,平面呈平头铲状,通长8.76米。墓道底面呈斜坡状,坡度约25度,斜坡面上有十五个凹坑式台阶。墓室为拱顶土洞结构,平面呈“T”字形,由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为横前堂结构,可分为左、中、右三区,东西通长4.5、南北宽1.64～2.04米。中区平面近正方形,边长1.9～1.94米。左、右两区均为生土台铺砖结构,高于前室地面0.14～0.18米。后室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为生土台铺砖结构,南北长3、东西宽1.96～2.1米,地面高于前室地面0.18～0.24米。 图一AM46平、剖面图 墓内有两副木棺,分置于后室左、右两侧,右侧棺长2.14、宽0.62～0.66米,左侧棺长2.2、宽0.74米。木棺底面均铺有一层白灰泥。两副棺内各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但均朽蚀成粉末状。此墓应为夫妇合葬墓,两位墓主均为一次葬,仰身直肢,头向北。右侧棺内墓主面向西,倾向为壮年男性,身高约1.8米。左侧棺内墓主面向上,倾向为成年女性,身高约1.5米。墓内出土遗物有釉陶壶、罐,陶井、灶、圈、樽、耳杯、案、盘,铜镜,铜钱,铜带钩、管,铁刀、剑、灯、钩、镊,银指环,铅钗和衔饰,骨六博骰子等(图一)。 AM46共出土3面铜镜,分别位于男性墓主头部左上方(AM46︰1)、女性墓主头部右侧(AM46︰10)和前室左区中部(AM46︰14)。其中AM46︰1为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另两面均为“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 二、纹饰分析 AM46出土的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AM46︰1)为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外为宝珠形变形四叶,向外呈放射状分布,将主纹饰区分为四区,两叶之间又向外凸出一乳凸将每个区分为两部分。四叶及四乳凸内外各有椭圆形小圈一个。四叶之间饰羽人、神兽各两对,与它们相对的是一种抽象图案。四叶之外为内向十六连弧纹,其外为一周宽凹面圈带,素缘,直径12.1厘米(图二;图三)。 图二AM46:1 图三AM46:1 无论是传世还是考古发掘出土,变形四叶纹铜镜都是较为常见的铜镜类型。此类铜镜多为圆钮座或兽钮座,座外四蝙蝠形叶向外呈放射状,占据镜背中心位置,并将内区分成四区,四区内配置主题纹饰。目前发现的变形四叶纹铜镜类型有兽首镜、夔纹镜和八凤镜。从已经发现有纪年铭的铜镜资料,变形四叶纹铜镜最早出现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桓帝、灵帝时期 (2) 。 AM46︰1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的纹饰不见于以前所见的变形四叶纹铜镜。此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每两叶之间各有一组两个图案,共有四组。从形制特征看,A组纹饰和C组纹饰左侧各有一神兽,共同的特征是方形脸,大圆眼睛,身体似熊,身后有一长尾。不同的是,A组纹饰左侧神兽为正面形象;C组纹饰左侧神兽虽为侧身,但面部向前,一足前跨,一足后蹬,颇具动感。两组纹饰形象应相同(图四,A、C)。这种形象的怪兽在铜镜纹饰中虽未出现过,但在画像石中却有不少,如在山东沂南县画像石墓前室北壁正中一段 (3) ,河南洛阳市卜千秋墓 (4) 、新密市打虎亭汉墓 (5) 和商丘市出土汉画像石 (6) 中均有发现。孙作云认为这类怪兽为方相氏 (7) 。张衡《冢赋》说:“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8) 。可见让鬼神安宁是汉代人的愿望。为使鬼神安宁,除把墓葬“建得很美”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打鬼,方相氏就是打鬼的头目。《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 (9)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10) 。由文献记载可知方相氏在周代葬礼时驱赶方良,在宫廷里驱赶大傩。以后的各个朝代,方相氏就成了打鬼者的统称,但每个朝代方相氏的形象略有差别,手内所执之物也随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并且由周代的宫廷礼节逐渐扩散到民间。孙作云认为“到了汉,这种民间迷信与民间跳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因此,它表现于一切方面;在壁画上、画像石上、漆器、陶器上,凡画有蒙兽皮而人立的(即似兽而人立),并作腾跃、捉拿状的,皆‘方相氏’———打鬼的狂夫” (11) 。从这个思路出发,利用其他动物或蒙其他动物皮作方相士也是有可能的,如洛阳卜千秋墓中的方相氏就为猪的形象。毕竟平原地区的人尤其是普通平民看到熊的可能性较小,他们会利用比较熟悉的动物制作神话中的形象。但AM46︰1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中的这种怪兽图像是孤例,在以往发现的铜镜上均没有见到。由文献记载并参照同时期画像石资料,推断这面铜镜中A组和C组左侧纹饰的神兽应是方相氏。 图四辉县路固四叶镜上的羽人和方相氏 B组和D组纹饰左侧图案大致相同,均为身形较瘦,锥形发髻,侧身跽坐,身后有双翼,是秦汉魏晋时期常见的羽人形象。秦汉魏晋时期羽人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单独的羽人形象,如陕西西安市南玉丰村出土的跪坐状铜羽人像,高15.3厘米,为两个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锥形发髻,长脸,尖鼻,颧骨和眉骨均隆起,屈膝跪坐,身体前倾,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一对赤足露于衣服后,两手似拱方形器物,两膝盖间有一半圆形竖洞,底部有一小孔,似为固定所拱器物用 (12) 。相同的青铜羽人像在河南洛阳市东汉晚期墓葬洛阳机车厂C5M346也有出土,其手中捧一种前方后圆的筒形器 (13) 。也有在器物上装饰羽人图案的,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提桶上的羽人图像 (14) 。画像石上的羽人图像更是多见,主要有羽人升仙、羽人持物、羽人执仙草、羽人驾虎车、羽人骑鹿、羽人六博图 (15) 、羽人与西王母等 (16) 。 两汉时期的铜镜上也有很多羽人图像,有羽人图像的铜镜类型主要有四乳四神镜、博局镜、多乳禽兽镜、龙虎镜和画像镜等。如《中国铜镜图典》中便收录有多件羽人四神禽兽镜 (17) 、羽人博局镜 (18) 和羽人龙虎镜 (19) 。其中上海博物馆藏四神羽人博局镜内区分为四方八区,四方八区的配置分别为青龙配瑞兽、白虎配禽鸟、朱雀配羽人、玄武配蟾蜍,外区有隶书铭文“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贵富庄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毋穷”。可知此镜制作的年代为王莽始建国天凤二年,即公元15年。这是有纪年的最早的此类型铜镜 (20) 。 以上分析可知,羽人形象使用的范围较广,不仅有单独的青铜羽人像,还广泛出现在画像石、壁画、铜镜等中。虽然在铜镜上有很多羽人图案,但变形四叶纹铜镜中还未见到有羽人图像,AM46︰1铜镜是第一件有羽人图案的变形四叶纹铜镜。 方相氏形象出现的范围没有羽人那么广泛。方相氏通常与中国古代举行打鬼典礼(大傩)相关联。据孙传云研究,中国的大傩出现较早,商周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到了两汉时期,民间打鬼活动得以空前的发扬,如在汉代画像石、汉墓壁画上都见有方相氏的形象 (21) 。但方相氏形象从未出现在铜镜上,辉县路固汉代墓地AM46︰1铜镜应是首次发现方相氏形象出现在铜镜上的例证。 AM46︰1铜镜四组纹饰中,两组左侧图案基本可推断为羽人和方相氏,反映了汉代人羽化升仙思想和驱疫疠的观念。相对的右侧图案则较为抽象,很难与已知的某种形象相对应。但从其细部特征看,也可大致分为两组:与B组和D组羽人相对者的共同特征是其身后都有一条长尾;与A组和C组方相氏相对者的身后似均有双翼。拖着长尾者与有双翼者是否各为方相氏和羽人的抽象形态,也未为可知。据向学者请教,这种抽象图案可能是方相氏驱鬼活动中所率领的“侲子”或“无毛角” (22) 。在汉代驱鬼活动中,侲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汉书·礼仪志》记载:“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盅。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 (23) 。当然也不排除与羽人和方相氏相对的四个抽象图案并无具体意义,仅作配图填空而已,这种现象在铜镜纹饰中也不少见。 三、年代分析 这面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出土于没有被盗掘的AM46内,虽然此墓没有出土有纪年的文字资料,但墓内出土遗物丰富,组合完整,对墓葬年代的断定也应是可靠的。下面分别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等与分期年代较为清楚的相关汉墓资料进行对比,以期对这件变形四叶羽人镜的年代进行初步的判断。 “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以下简称《烧沟》)公布了225座汉墓的发掘资料,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特点与组合进行了系统研究,将225座汉墓分为六期,并确定了各期的大致年代。自此以后,各地汉墓的分期与断代,多以《烧沟》的分期为标尺。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分期与断代,可以在《烧沟》分期的基础上,以纪年墓葬和纪年事件为依据,参考钱币、铜镜等随葬品的分期与断代研究成果来进行” (24) 。这一认识基本为学界的共识,也是对两汉墓葬进行分期断代的主要分析方法。 从墓葬形制看,AM46和洛阳烧沟汉墓第五型“前堂横列”墓的形制相近。此型墓无论有无后室,墓门之内均开成宽大的前堂,其横长均较进深为大,墓室与墓道垂直 (25) 。AM46有长斜坡墓道、前堂和后室的形制,与洛阳烧沟汉墓第五型的M1008、M1030相近。 从墓内出土遗物看,AM46︰36釉陶壶与烧沟汉墓Ⅳ型陶壶(M1008︰12)形制相近;AM46︰29陶罐与烧沟汉墓Ⅲ (1) 式(M146︰16)、 (2) 式(M1008︰34)陶罐形制相近;AM46︰47陶灶和烧沟汉墓Ⅱ (3) 式陶灶(M125︰35)形制相近;AM46︰33陶井和烧沟汉墓Ⅲ (1) 式陶井(M146︰29)形制相近。 除这面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外,AM46还出土有两面八连弧纹铜镜(AM46︰10、14)。两件均为半球形钮,四叶钮座,四叶均为扁桃形,四叶间各有一铭,为“长宜子孙”,八连弧内角各有一铭文,为“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两件铜镜的直径分别为15.7厘米和18.2厘米(图五)。从形制看,AM46∶14铜镜和烧沟汉墓Ⅷ (1) 式铜镜(M1029︰3)形制相同,只是铭文略不同。内区四叶之间均为“长宜子孙”铭文,AM46∶14铜镜外区铭文为右旋读“寿如金石,佳且好兮”,烧沟M1029︰3铜镜外区为圆圈和草叶相间。“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在烧沟汉墓出现于第五期,数量较少,至第六期时大量增加。变形四叶纹铜镜在烧沟汉墓第五期不见,是第六期新出现的铜镜类型。“变形四叶纹虽然起源的四叶式的钮座很早,但是发展成为‘蝙蝠’形的阶段已到了东汉的后期,这种发展成熟的四叶纹镜中,传世铜镜铭中有永寿二年镜,这型镜的铸造时间应该是到了东汉桓帝前后的” (26) 。AM46出土的这两面连弧纹铜镜的时代也应大致相当于烧沟汉墓第六期,即东汉晚期。 图五AM46:10、14铜镜 AM46共出土钱币177枚,除极少数出土于墓主腿骨附近外,多数出土于两手附近。其中有五铢钱175枚、货泉1枚、大泉五十1枚。五铢钱中有一些特型钱,主要有朱字上一横钱1枚、穿上一星钱1枚、朱字重影钱2枚、朱字竖极短者1枚、外郭有密集砍痕钱1枚。五铢钱的“五”字和“铢”均和烧沟汉墓Ⅳ型五铢钱的“五”字和“铢”字相同,时代也应该相同。烧沟汉墓第Ⅳ型五铢钱的年代为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 综合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AM46具有烧沟汉墓第六期遗存的特点。墓葬形制为横前堂结构。陶器组合中不见有“礼器”性质的鼎和敦。变形四叶纹铜镜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铜镜类型,“长宜子孙”铜镜流行。由此推断AM46的年代为东汉晚期,AM46所出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的年代也应大致在这一时期。 四、结语中原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众多,按墓主身份等级可分为帝陵、诸侯王墓、中下层官吏墓、普通平民墓和刑徒墓;按墓葬形制和构筑方法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包括空心砖墓和小砖墓)和大型画像石(或画像砖)墓;按埋葬方式可分为单人葬、夫妻合葬和家族合葬墓 (27) 。根据上述分类方式,辉县路固AM46属于夫妻合葬土洞墓,墓主人应为普通平民。但从出土绿釉陶器、包含六博骨骰在内的成套酒器、近二百枚钱币以及铜器和银饰品等来看,该墓墓主虽为平民,但家境较殷实。男性墓主人配带长剑,应与两汉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尚武时尚有关。这面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表面打磨光滑,放置在男性墓主人的头侧,外面包裹有织物,应是男性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所用的心爱之物。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纹饰亦各不相同,但仍时常出现以前不见的铜镜类型。变形四叶类铜镜最早出现于东汉和帝元兴年间,流行于桓帝和灵帝时期,常见变形四叶八凤纹镜、夔纹镜和兽首纹镜等,但羽人和方相氏同时出现在铜镜纹饰中,辉县路固AM46出土的这面变形四叶纹铜镜尚属首例。 辉县路固AM46没有发现被盗痕迹,墓内出土陶器组合为壶、罐、井、灶、圈、樽、耳杯、案和盘,是东汉时期常见的陶器组合。如此时代背景清楚、陶器组合关系完整的墓葬,为这件以前不见的铜镜的时代判断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件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的出土,为两汉时期铜镜增添了新的纹饰类型,为中国古代铜镜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型器。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路固》,科学出版社,2017年。 [2]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9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 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图版33,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4]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6] 阎根齐等:《商丘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 [7] 孙作云:《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兼论汉人的主要迷信思想》,《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 [8] 张衡:《冢赋》,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四,第770页,中华书局,1958年。 [9]《周礼注疏》卷第三十一,第9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后汉书·礼仪志》,第3127页,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2018年第18次印刷。 [11] 孙作云:《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年第6期。 [12]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和铜羽人》,《文物》1966年第4期。 [1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掘的四座东汉玉衣墓》,《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50页、第54页图三七,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 [16]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第7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17]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50、253、254、257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8]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65、268、26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331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20]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6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21] 孙作云:《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年第6期。 [22] 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鹏宇先生讨论这面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时,鹏宇先生提出的观点。 [23] 《后汉书·礼仪志》,第3127页,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2018年第18次印刷。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2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第23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