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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 要:汉代乐器架座形制多样,大致包括动物形、覆斗方形以及山形、“十”字交叉形等几种。西汉中期之前具有较多的周楚文化风格,其后形制渐趋固定。出有乐器架座实物的汉墓,墓主身份以诸侯王为主;非诸侯王者,其身份亦均在列侯及与列侯相当的级别之上。乐器架座形制及使用情况的变迁亦与汉代由雅趋俗的尚乐观念转变以及辟邪、升仙思想的盛行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汉代; 钟磬架座; 鼓座; 诸侯王; 思想观念 乐器架座作为悬挂或安插乐器的支架底座,是构成完整乐器陈置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构件。先秦时期较为严格的乐礼等级秩序,在两汉时期渐趋低落;先秦时期用以彰显王和诸侯财富与威严的金石重器编列,在西汉中期之后亦不复其规制。与乐器伴出的乐器架底座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制,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钟、磬、鼓、镈、于、句鑃等乐器所悬系之架,称为筍虡,亦作“簨簴”“笋虡”“栒虡”等,“横曰筍,植曰虡”[1]。乐器架座即置于虡之下,又被称为“跗”“虡座”等,其上多有用于安插立柱的榫孔。乐器架座有时亦被作为虡的一部分,与“虡”同称,如《说文》中称:“虡,钟鼓之柎也。”[2]根据悬挂或插入乐器种类的不同,乐器架座的功能用途亦有差异。 汉代乐器架座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不多。侯毅[3]、张峰[4]、安其乐[5]等学者对汉代建鼓座的形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进行了初步推测。钟虡、磬虡多饰以翼兽,李零[6]、王蓉[7]、林通雁[8]等学者充分结合国内外资料,以流行于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有翼神兽图像主题为研究对象,对其来源、类型、特征以及其所反映的东西文化交流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些均为汉代乐器架座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汉代由于承托乐器的支架及底座多为木质,较易朽烂,以及许多墓葬被盗掘破坏严重等原因,乐器架座实物出土数量有限,乐器架座自身的形制演变、使用情况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常被忽视。故本文以考古发掘出土和部分馆藏汉代乐器架座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出土图像资料及文献等,对汉代乐器架座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使用者的身份进行研究,并对乐器架座所反映的汉代尚乐观念和丧葬思想的变迁进行探析。不足之处,敬祈教正。 一 分类及发展特征 从考古发掘及馆藏资料来看,可认定为汉代乐器架座实物的资料不多,约17处50余件。(表一)从地域分布来看,西安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山东、安徽、江苏、湖南、云南等地也有发现。现存汉代乐器架座实物多作为编钟、磬和鼓等乐器的支架底座,以明器为主,实用器物较少。除实物资料外,汉代画像砖石、帛画、漆绘等图像资料中也有较多的乐器架座形象,虽然其中部分作了夸张以及变形化的处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乐器架座的形貌及装饰等信息。综合实物及图像资料可知,汉代乐器架座造型多样,且其形制从早到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现按照功能将已搜集到的汉代乐器架座分为钟、磬架座,鼓座和其他乐器架座三大类,分别予以论述。 (一)钟、磬架座 史籍中常以钟磬并称,从已搜集到的钟、磬架座实物来看,汉代负载钟架和磬架的底座有时并无明显区分,存在共用现象,故此处将二者合并论述。根据表一可知,钟、磬架座是乐器架座实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从已知尺寸数据来看,钟、磬架座多数长25～46厘米,高6～37厘米。依据架座形制可划分为动物形、覆斗(长)方形和山形三种。 1. 动物形 动物形钟、磬架座在汉代较为流行,实物数量最多,且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大体上又分为单只动物和两只动物组合两种表现方式。前者多为兽形,兽的颈后或背部中间有方形卯口,便于安插立柱。从材质上看,可划分为陶质、铜质及玉质三种,以陶质数量最多。从形象上看,多为数种动物的复合体,从中可以看到诸如马、骆驼、狮、羊、龙、蝦蟆等多种兽类形象。部分在吻部上方或额部附有角,多数附有长条形或叶片形双翼。 根据已搜集到的汉代兽形钟、磬架座来看,兽首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以兽首形态为主要参照标准,将此种钟、磬架座分为两类。 第一类,兽首类似驼、马等形象,吻部偏长,口多闭合,或有微张,眉弓突出,双耳长且较为尖锐。这种形象在汉代兽形钟、磬架座实物中数量最多,常见于西汉早中期,东汉时期也有少量发现。如红庙坡织袜二厂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陶翼兽,尖耳长直,前肢伏卧,后肢蹲踞,肋生双翼,长尾上扬,背部有承托立柱的方孔。根据伴出的陶编钟、编磬等,推测该翼兽为用于悬挂钟磬的底座[9]。红庙坡汉墓陶翼兽尖耳、长尾的形象与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铜翼兽器座较为相似[10],尤其是分铸双翼和振翅欲飞的形态,与汉代较为常见的翼兽形象殊异,或为承袭战国时期的翼兽形象。西安龙首原北坡范南村西汉墓所出陶翼兽钟磬架座M92∶45,翼兽吻部较长,尖耳向后竖起,姿态与红庙坡汉墓陶翼兽相似[11]。(图一)这种翼兽与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的铜质翼兽器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亦被推测可能是编磬架座[12],二者可能存在承袭关系。范南村M92所出翼兽形象在西汉早期乐器架座实物中较为常见,如范南村M12∶7陶翼兽[13],马呼陀制锅厂汉墓所出陶翼兽[14],以及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博物馆藏陶翼兽[15]等。 西汉中期之后,此类陶翼兽在细部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变化。大云山江都王陵一号墓所出编钟铜架座神兽,未见双翼,长耳上竖,背部有驼峰,上有方銎,前肢跪卧,后肢蹲踞。墓中还出有铜质编磬架座,兽首似龙,昂首仰视;身侧饰勾云纹状双翼,前肢跪坐,后肢蹲踞,背部中间有用于安插立柱的铜管[16]。(图二)海昏侯刘贺墓所出铜钟虡翼兽形象[17]与此相类。东汉时期,咸阳市出土的陶翼兽器座亦为长吻合口形象[18],形貌与龙首原汉墓所出陶翼兽相似,可知此类兽形乐器架座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 第二类,兽首形态近似狮子,短吻阔口,长舌外露,颔下垂须,双耳圆润且较小,形态上多昂首挺胸,基本可以看作是天禄、辟邪形象。这种形象的实物资料不多,但却于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均有出现。谭家乡十里铺村西汉早期墓出土陶翼兽,圆目长颈,仰首张口,颈背交接处有方形插孔,前肢屈伏,后肢蹲踞[19]。虽造型与西汉早期乐器架座的翼兽形象有相似之处,但其昂首挺胸的姿态已与东汉时期流行的天禄、辟邪形象较为接近[20]。咸阳市元帝渭陵礼制建筑遗址中亦出有此类形象的小型玉质辟邪两件:一件为双角,昂首挺胸伏踞状;另一件为独角,呈匍匐行进状。二者为目前所见汉代最早的辟邪实物形象,可视为东汉皇室贵族陵前石辟邪的最初形态。玉辟邪与两件鎏金微型编钟并置于微型带盖铜鼎中[21],应充当编钟架座之用。此外,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有用作钟磬架座的东汉铜翼兽,面部特征与前述玉辟邪较为相似[22]。这一类辟邪式神兽形象在东汉时期逐渐定型并广泛流行,对后来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翼兽形象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两只动物组合而成的钟磬架座在汉代亦有见到。汉阳陵陪葬墓M590出土陶质钟架座作二龙盘绕造型,其上有用于安插立柱的方孔;墓中所出凤鸟龟座形磬架座造型精美,凤鸟立于龟背之上,头顶有孔眼,用于安插磬架[23]。类似的凤鸟龟座形座还见于范南村M92、M120[24](图三),故本文认为范南村汉墓所出凤鸟龟座形座应为磬架座,而非原报告所称的鼓架座。 除实物资料外,汉代钟磬架座形象也可从出土图像资料中窥之一二。长沙砂子塘西汉早期墓出土有漆绘外棺,外棺头端挡板绘有凤鸟衔磬图像,拱璧两旁各立一类似鸾凤的巨鸟,鸟的长颈从璧孔穿出,鸟喙各衔有用丝组穿系的编磬两件(图四:1);足端挡板绘有悬挂钟磬的图像,钟磬上方两侧各绘一豹,呈伏踞回首状,豹上各坐一羽翼神人。(图四:2)据发掘简报分析,漆绘凤鸟以及虎豹的形象很可能与磬虡及钟虡的装饰有关[25]。从凤鸟与虎豹的姿态来看,其极有可能出现在钟磬架座上。以凤鸟形象作为磬架装饰在战国曾侯乙墓中便有出现,体现出楚人崇凤之俗。回首虎豹的形象虽未在实物中见到,但羽翼神人御兽形象在两汉时期实物及图像等资料中均有出现,体现出汉代动物形钟磬架座形制的丰富性。 图一范南村汉墓出土陶翼兽M92∶45 (图片采自《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 图二大云山江都王陵一号墓出土编磬底座 (图片采自《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 图三范南村汉墓出土凤鸟龟座形乐器架座M120∶5 (图片采自《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 图四长沙砂子塘汉墓外棺漆绘摹本 1.头端挡板漆绘2.足端挡板漆绘(图片采自《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 2. 覆斗(长)方形 覆斗方形或长方形钟磬架座在汉代也经常可以见到。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26]和马王堆三号墓[27]中便发现有覆斗方形钟磬架座,均为木质。根据复原后的形制来看,架座几乎没有装饰,台座上部有插孔,编钟架座尺寸稍大于编磬架座。云南晋宁石寨山M6滇王墓出有铜编钟座两件,侧面略呈三角形,顶部有安插立柱的长方形孔,基座两面刻绘有缠枝花纹等[28]。 3. 山形 除上述两种架座形象外,参考出土画像砖石等图像资料,可知汉代钟磬架座较为流行的形制还有山形等。沂南画像石墓中室东壁画像中钟磬架座均为刻有纹饰的山形[29],简约而又起到承托的作用。(图五:1,2) (二)鼓座 汉代鼓座出土实物不多,以陶、木质地最为常见,形制亦较为丰富,与先秦时期相比,装饰性更为明显。结合实物及图像资料,可将汉代鼓座分为覆斗(长)方形、虎形和其他形制三类。 1. 覆斗(长)方形 覆斗方形和长方形的鼓座在汉代十分流行。洛庄汉墓出土有4件木质悬鼓架座,复原后形状为方形[30]。危山汉墓兵马俑坑中还出有一彩绘陶质建鼓,经复原后鼓座呈方形,上有一覆碗形座,用以承托楹杆[31]。类似覆斗方形鼓座在铜山利国墓画像石[32]、四川彭州画像砖[33]中也有见到。 2. 虎形 从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出,汉代最为流行的鼓座形式为虎形鼓座,有卧虎、立虎、双虎相向共用一首等多种形象,多见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画像砖石中。唐河冯君孺人墓北阁室北壁的击鼓、拜谒图中,一鼓竖于卧虎形鼓座之上[34]。邳县缪宇墓乐舞画像石中,建鼓鼓座为回首张口的虎形,楹杆植于虎背之上[35]。邹城高李村东汉晚期墓建鼓舞图像中,建鼓亦竖于双虎形鼓座之上,双虎共用一首,两虎虎背上各骑有一人,二人挥臂呈击鼓姿势[36]。(图六)《礼记·郊特牲》载:“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37],虎形鼓座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虎的形象在汉代亦被赋予了祥瑞等美好寓意。除虎形鼓座外,汉代画像砖石等图像中还见有羊及其他兽形,如邹城城关东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场面中,鼓座便为羊形[38]。 图五沂南画像石钟磬架座图像 1.钟架座2.磬架座(图片采自《中国汉画造型艺术图典·器物》) 图六邹城高李村东汉墓乐舞画像石 (图片采自《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 3. 其他形制 除虎形和覆斗方形外,汉代出土图像资料中还常见有形制较为简单的“十”字交叉形和三角锥形等鼓座形象。郑州肥料社西汉晚期乐舞画像砖中建鼓鼓座似三角锥形[39],沂南北寨东汉晚期画像石中建鼓鼓座为刻绘纹饰的“十”字交叉形[40]等。 (三)其他乐器架座 除了常见的钟、磬架座和鼓座外,汉代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中还见有承托于、钲、铃等的架座。目前所见的这类架座均为形制简单的覆斗形、“十”字交叉形等。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中与于、钲、铃等伴出的有1件木质覆斗形架座,似为承托乐器架之用[41]。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铜贮贝器M12∶26,器盖上便铸有击打于和铜鼓的场面,于和铜鼓各一件悬挂于一架上,架座为“十”字交叉形[42]。 总之,汉代乐器架座虽功用不一,但形制以及发展进程等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形制上看,大致包括动物形、覆斗方形以及山形、三角锥形、“十”字交叉形等几种,且各类乐器架座均以动物形象最具代表性。从发展过程来看,动物形乐器架座形制的前后变化最为显著,且均于西汉中期之后趋于固定。如作为钟、磬架座的翼兽形象,从西汉早中期多承先秦之遗风,到西汉晚期以后辟邪式翼兽形象的确立,翼兽面部形态逐渐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汉中期以后多种文化因素的整合渐趋完成,同一化进程加快等时代背景有关。西汉中晚期虎形鼓座形象亦逐渐固定下来,体现出汉代艺术风格的逐渐成熟。并且,汉代乐器架座中,覆斗方形、山形、三角锥形、“十”字交叉形等更注重支撑能力和稳定性等实用性能的架座形式大量出现,也是其显著特征。 表一出土汉代乐器架座一览表   二 使用者身份探析 汉墓出土乐器以及配套的筍虡及跗座等,虽大多系专为丧葬而作的明器,但其也并未完全丧失先秦礼乐器的规制以及装饰传统。从实物和图像资料可知,除了金石乐器的编次、陈置等所体现的乐礼制度外,汉代乐器架座的置用也存在等级之别,可作为判定墓主身份等级的参考标准之一。 从出有乐器架座实物的汉代墓葬来看,其墓主以诸侯王为主;墓主非诸侯王者,其身份亦在列侯以及与列侯相当的级别之上。这一点不论出土乐器架座为实用器还是明器,均是如此。洛庄汉墓第14号祭祀陪葬坑发掘出土140余件乐器,通过复原研究,作为实用器的编钟、编磬等原本当悬于架上,架座多为覆斗方形或长方形,墓主为吕国第一任国王吕台(一说为齐王刘肥)[43]。海昏侯刘贺墓北藏椁中发现有编钟、编磬以及与其伴出的4件编钟架座和2件编磬架座,亦均为实用器[44]。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墓葬M6墓主为一代滇王,墓中发现与6件编钟同出的铜编钟座2件[45]。范南村M92、M120墓室及墓道内出土翼兽状陶质钟磬架座,墓主或接近列侯级别[46]。而列侯及相应级别以下的汉代墓葬中则几乎未见钟、磬架座实物伴出。 出有乐器架座实物的汉墓墓主以诸侯王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乐礼等级制度在汉代依然存在,金石乐器的身份标识意涵在汉代仍有存续。自周代以来,不同身份等级者,在拥有乐器的种类、数目及规模等方面均有差等。《周礼·春官·小胥》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郑玄注曰:“乐县,谓钟磬之属县于笋虡者。”[47]钟、磬悬挂于架上才构成乐悬之制,说明乐器架及其架座亦是乐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晚期,乐悬之制的规束作用渐趋衰弱。汉高祖时,孙叔通曾借助一些原秦宫乐人,重制汉朝宗庙乐,“以正君臣之位”,但这套礼乐制度却因孙叔通的去世未能制定完成[48]。而洛庄汉墓出土的数量众多、音列完整的实用成编钟、磬,制作精美,编陈考究,并有与之相配的乐器架座。马王堆三号汉墓、汉阳陵陪葬墓M590等高级贵族墓中,均有陈置有序的成编钟、磬及钟、磬架座出土,证明了金石乐悬之制在汉代依然存在并有发展;同时,也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者确实对恢复乐礼等级旧制进行了尝试。西汉中期之后,这种编列完整并有一定规模的钟、磬编悬在汉墓中已较为鲜见,似应与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诸侯王势力与西汉初期相比大为削弱有关。经过吴楚七国之乱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改革,诸侯王政治权力遭到削减,其逐渐沦为“租食税衣”的贵族,墓中的随葬乐器及乐器架座亦渐为稀少,仅具有象征意义。出土乐器架座的使用情况所反映的礼制和等级内涵,亦是汉代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结果。 同时,出土钟、磬实物但未见其架座的汉墓,墓主身份较为复杂,应综合多种资料进行身份判定。根据目前考古资料可知,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亦有许多出有编钟、磬却未伴出乐器架座的情况,可能为当时随葬有乐器架座,但因被盗掘或朽坏等原因未见实物,或者其原来就没有放置。淄博大武乡窝托村西汉初期墓葬,规模宏大,且出土铜器多刻有“齐大官”“齐食官”等铭文,推测为齐王墓,其三号陪葬坑中出有实用铜制甬钟和于,但未见乐器架座出土[49]。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墓主应为一代楚王,墓中出有作为明器的铜编钟2件和实用石磬14件,但未见与其配套的乐器架座[50],暂不能推定是被盗掘还是本来就未入葬。此外,还有虽有乐器和乐器架但未出乐器架座的情况。南越王墓东耳室出有两套铜编钟和一套铜句鑃,未见乐器架座,但有悬挂钮钟的木横梁痕迹留存,推测当时钮钟悬挂于木横梁之上入葬,未有立柱及基座[51]。同时,出土钟、磬实物但却未伴出相应乐器架及底座的情况,拥有乐器的主人并不一定享有高爵厚禄。珠海郭汉东先生所藏的一批14件编磬,根据规格可知其应属帝室重器,但这批编磬出土时并非散乱放置或以演奏的序列悬挂于架上,而是“以一种窖藏的方式被埋藏于地下”,因此,这批编磬入土时的主人可能为后世得主[52]。故对出有编钟、编磬但未伴出钟磬架座的墓主身份,应综合多种资料进行判定。 此外,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形制巨大的钟虡亦是帝王陵园设施的重要内容。根据东汉伏无忌所著《伏侯古今注》中对东汉诸帝陵园的记述,从光武帝原陵至质帝静陵等,不论规模大小,几乎都设有钟虡,只是陈置的具体位置有所差异。原陵四周有方形周垣,每面正中设门,钟虡则设于其南向正中的“司马门”内;明帝显节陵“无周垣,为行马,四出行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这种情况在东汉帝陵中最为常见;陵园较小的殇帝康陵、质帝静陵等,亦置石殿、钟虡等于行马内[53]。根据文献记载,西汉甘泉、建章等宫室中多陈以高大的钟虡铜人[54],以彰显帝王威仪。而东汉帝陵钟虡的设置,更多是与明帝以来推行的上陵之礼有关。上陵礼的推行使得陵园内建筑规模扩大,除了增设举行典仪的大殿外,形制巨大的钟及钟虡也随之出现。《后汉书·礼仪志》载:“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55],即以钟鸣作为开始行上陵之礼的信号,体现出东汉帝陵中钟虡所特有的享祭功能。 此外,除与乐礼之制直接相关的钟、磬及其架座外,汉代鼓座似乎也具有一定的等级标识意义。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出有鼓座实物的洛庄汉墓、危山汉墓等墓葬,墓主亦均为诸侯王,列侯以下墓葬中暂未发现鼓架实物伴出。相较于钟、磬乐器与礼制规范的密切联系,鼓的使用场合更为多样。但鼓座是否与钟、磬架座一样可作为墓葬等级判定的参考,还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证实。 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出土乐器架座实物渐少,但画像砖石中对乐器架座形象的摹写大为增加。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出有乐器架座图像的墓葬墓主身份阶层广泛,上可至列侯级别的高级贵族,下至平民。其中地主、平民墓葬内出现的乐器架座形象,多形制简单,除了装饰、娱神等作用外,亦表现出墓主渴望在死后享有高出其身份等级的金石编悬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乐器及乐器架座的等级身份象征意涵得到一定保留。总之,根据出土汉代乐器架座实物和图像资料的情况,可以看出汉代礼乐器用制度等方面的变化。 三 乐器架座所见汉代思想文化观念变迁 有汉一代,先秦乐礼的规束与影响进一步减弱,大型金石乐器的使用较为有限,同时,更为灵活的小型乐队和丝竹乐器等渐趋流行,尚乐观念遂发生转变。同时,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墓葬中出土的乐器实物和图像资料,亦对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丧葬思想等提供了资料。乐器架座作为完整乐器陈置的附件,其形制、装饰以及使用等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礼乐观念和丧葬思想等的变迁。 首先,乐器架座形制和使用情况的演变,与汉代由雅趋俗的尚乐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作为庙祀、郊祀、朝贺及宴飨等仪式所奏演的宫廷雅乐,自西周传至汉初,已经渐趋衰歇。《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56]随着朝代更易及社会发展,雅乐的使用早已不再流行,甚至是“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57]。但同时,由于汉初统治者的提倡以及秦汉之际楚人大量北上,南风北渐等原因,以荆楚民歌为代表的俗乐在汉代迅速高涨;加之当时外族胡乐等的传入融合,俗乐的内涵逐渐丰富,表演方式更为灵活自由,相较于处于庙堂之上的雅乐,俗乐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故俗乐在整个汉朝都盛行不衰。“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浸以成俗”[58],“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59],豪贵吏民之家皆好为俗乐。同时,朝堂之上,以俗为雅亦渐呈大势,“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60]。编钟和编磬作为演奏雅乐的主要乐器,其装饰及陈置情况等的演变亦是当时尚乐观念转变的重要反映。 装饰华丽的钟、磬架座在汉代并不普及,西汉中期之后,图像资料所见钟磬架座多造型简约,更注重实用性。从出土钟、磬架座实物来看,汉代造型精美、具有荆楚风格的翼兽状钟磬架座多见于西汉中期之前,且王侯级别的高级贵族墓葬如洛庄汉墓、马王堆三号墓等所出成编钟、磬亦有使用造型简易的几何形架座。部分有钟、磬随葬但未见乐器架及基座的王侯墓葬,也不排除使用简易木质架座的可能。西汉中期之后,画像砖石中所见的钟、磬架座形象较少,摹绘亦极为简略,基本上为山形或“十”字交叉形。钟、磬架座在汉初的短暂出现与其形制的变化,亦是汉代传统宫廷雅乐文化逐渐低落的体现。 同时,鼓座形象在汉代出土实物及画像资料中均较为常见。汉代鼓座形制丰富,造型精美,体现出鼓在汉代乐器中的重要地位。与以钟、磬为代表的礼乐重器渐趋消失相对应,在汉代俗乐大兴,注重旋律性与表意性的音乐迅速发展的氛围下,具有节制音乐与和乐功能的鼓迅速流行起来。从汉代画像砖石等资料中可以看出,鼓在汉代舞乐场景中往往居于核心位置,多数建鼓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装饰华丽。除简易几何形鼓座外,造型各异的虎形鼓座在西汉中晚期之后的画像砖石中颇为流行,是汉代乐器鼓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些形制多样的鼓座形象多出现于宴飨娱乐场景中,亦是汉代俗乐文化繁荣表现之一。 其次,从墓葬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来看,汉代乐器架座负载的传统礼乐等级制度逐渐消减,辟邪、升仙等意涵愈益增强。重视笋虡装饰是先秦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根据目前所见汉代画像资料,大型编钟、编磬演奏的场景基本不见,乐舞场景中的钟磬多位于边缘位置,组合亦较为简单,多为一件或少数几件钟或磬的形象,仅起到象征作用,其架座形象的刻画亦极为简单。且钟磬作为金石礼乐重器,在礼制、等级等方面的规束作用已较为微弱,其置放、数量、规模以及内涵等都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较大改变。 从动物形乐器架座的形制演变及乐器架座在图像中的配置等情况来看,汉墓中所出现的乐器架座更多地被赋予了辟邪以及祈求升仙等内涵。汉代乐器架座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当属动物形架座。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乐器架座专由“梓人”所造,梓人以“羸属”动物装饰钟虡,以“羽属”动物装饰磬虡[61],从而使笋虡装饰与乐器的音乐性能相结合,达到最佳的表现效果。结合文献与实物资料可知,汉代以来,“羽属”动物亦用于钟虡装饰,如长安宫中的钟虡“负筍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62]。有翼之兽往来于天境与人间,具有沟通天地、引导灵魂飞升成仙的功能和意义。翼兽形象在乐器架座上频繁出现,应与汉代辟邪、祈求升仙等思想有密切联系。并且,西汉中期以后,翼兽形钟磬架座的形象进一步发展,并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翼兽头部逐渐具有狮的特征,形成辟邪式翼兽形象,体现出这些多用于陪葬的乐器架座具有了更多的祥瑞辟邪意涵。 同时,汉墓中乐器架座的图像配置,亦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升仙氛围。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外棺足端挡板漆绘中有与钟磬相组合的羽翼神人骑豹等形象,可能与钟磬架座装饰有关[63],是升仙思想的反映。类似情况还见于马王堆一号及三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中[64]。山东邹城高李村汉墓画像石中两虎共首的鼓座形象[65],与被赋予通神乞灵功能的建鼓相配合,在图像配置中处于最为突出的位置,亦是当时升仙思想盛行的体现。 四 结语 乐器架座除了作为完整乐器陈设的附属构件,起到悬挂或支撑乐器的作用外,其形制、装饰以及其所反映的等级与文化内涵等亦独具特色。根据出土实物及图像资料可知,汉代乐器架座形制多样,钟、磬架座中翼兽形制的架座最具特色,其形态呈现出由继承周制并受楚国风格影响,到融合域外文化等因素,风格渐趋固定的发展过程。鼓座中最引人注目的为画像砖石中形态多样的虎形鼓座。此外,覆斗方形、山形等简易实用的乐器架座亦大量出现。从使用者身份来看,汉代乐器架座的置用存在一定的等级之别,出有乐器架座实物的墓主以诸侯王为主,下至列侯及与列侯级别相当者。汉代乐器架座的形制与使用情况等亦与当时尚乐观念的转变及辟邪、升仙思想的盛行等有关。 在封建国家进一步发展,乐礼制度和社会文化氛围发生转变的汉代,乐器架座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形制特征和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汉代乐器架座除了具有一定的等级文化内涵外,其形制和陈置方式等的演变,也是政治、文化变迁以及新的乐礼文化形成的重要见证,在汉代乐礼以及丧葬文化等的研究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释 [1][61]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冬官考工记·梓人[M].北京:中华书局,1987: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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