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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对抗世界帝国 世界历史的审判不只要清理历史，更指向当下和未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古代所谓的帝国仍是局部的，而真正进入世界历史之后，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图景才出现。雅斯贝尔斯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发展是否是明确的，是否需要通过可怕的苦难、扭曲，通过恐怖的深渊才能通往真正的人类。”(36)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纳粹的计划是通过德意日轴心国同盟，转动欧洲乃至世界。它的基点是德国的欧洲，而非欧洲的德国，势必走向欧洲的世界，即轴心国统治的世界帝国，“以联合起来的欧洲力量征服世界，将世界欧洲化”。(37)而雅斯贝尔斯心心念念的则是世界的欧洲。 轴心国的世界图景是“世界帝国”(Weltimperium)，通过垄断暴力而达到世界和平；雅斯贝尔斯则主张“世界秩序”(Weltordnung)，对抗“世界帝国”的世界图景。在这个世界秩序中，“除了通过协商共同决定而获得统一之外，没有使用统一的强权”，“其结果并非是一个世界国家(Weltstaat，这意味着世界帝国)，而是在协商和决定之中不断重建、在法律范围内自治的国家秩序，是一个广泛的联邦制”。(38) 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提及《纳粹德语》(Nazi-Deutsch，1944)，指出德语中“Siegfriede”(胜利的和平)与“Siegerfriede”(胜利者的和平)有明显不同，但甚至德国人也不容易听出区别。二者都是胜利之后的和平，但“胜利者的和平”却强调一个同盟的征服所支配的和平。(39)“轴心国”的设想就是胜利者的世界帝国，而雅斯贝尔斯则是要用世界秩序对抗世界帝国。 落实到战后世界格局的具体判断，雅斯贝尔斯认定“美国是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唯一希望”，又说到“世界历史目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人们”，“欧洲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俄国的政策”。(40)他曾经引用托克维尔的惊世大判断——托克维尔料想的“未来”世界图景正是雅斯贝尔斯眼下的“现实”世界图景： 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它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41) 虽然如此判断大势，雅斯贝尔斯的目光却聚焦于美国和瑞士。列宁几度去瑞士休假，却不喜欢瑞士。(42)雅斯贝尔斯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块弹丸之地？在他看来，瑞士狭小，却以联邦制实现了政治自由，“看起来似乎是欧洲和世界一体的可能模式”。(43)不禁让人想到朱熹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一则注解：“滕国偏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但可以为王者师。”雅斯贝尔斯看待瑞士，亦作如是观。看好瑞士，以期变革欧洲，加尔文、卢梭都曾如此。雅斯贝尔斯以言行事，以言辞的世界秩序批判现实的世界帝国；又以行明志，战时不离德国，深爱祖国土地，战后出奔瑞士，反思欧洲重建。 美国和瑞士“具有宽容的精神，克服自我，甚至在仇恨之中从理性出发与他人重归于好”，能够“在时代的风潮中”找到“和平转化革命者的道路”。(44)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和他们的联邦制有关。如果他熟稔中文的话，或许会直接把“美利坚合众国”的英文United States翻译成“协和万邦”，这不正是他所理解的“联邦”之义吗？ 世界帝国暴力而独裁，世界秩序和平而自由，那么如何改变暴力和独裁的处境呢？“一旦达成独裁制，不可能从内部废止”，“一切从内部反对它的东西都将被消灭”。因此一旦“全部陷入世界独裁”，(45)那就无法解放了。 关于这一命题的直接生命体验是，雅斯贝尔斯夫妇即将在1945年被纳粹处决，在等待死亡的最后那几天，美国解放了海德堡，将这对德国人从德国政权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要从外部的开放推动内部的改制，外部是什么？既是空间的东西文明，又是时间的古今对话。所以他才有上文所说的德欧关系和轴心时代之论，以及百年国故与世界历史的思考。 命运与意志 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前夕，踌躇满志的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3日致信雅斯贝尔斯，说到：“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哲学准备了适当的执行地点，并且帮助它获得发言权。”(46)海德格尔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年5月27日)大谈“命运”与“意志”，大学师生要“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它的命运”，“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而“领导者们自身首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导者”。(47)纳粹信条的核心是“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这位哲人显然是希望像霍布斯用《利维坦》驯化利维坦一般，“领导领袖”(Führer führen)。(48) 1933年的雅斯贝尔斯同样关心命运与意志，他也想重建大学。(49)1967年，雅斯贝尔斯为自己“盖棺定论”，出版《命运与意志》(Schicksal und Wille)，仍是在呼应30年前的危机时刻和自己的思考初衷。从1946年重建“轴心”，参与重建海德堡大学，到1967年重建“命运”与“意志”，雅斯贝尔斯的着眼点都是战后重建问题，正因其表达与战时纳粹用语相似，才更凸显出取而代之的意图。墨索里尼要重建罗马帝国，雅斯贝尔斯也要重建罗马帝国，但他要开拓的事业是“非凡的共同命运”。在他看来，“由于技术现实，这种统一已如此确凿无疑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当年在地中海沿岸人民面前的罗马帝国一样”。(50) 既然要世界统一，那是否需要黑格尔笔下那种“世界历史民族”？雅斯贝尔斯认为，参与时代突破的民族是“历史民族”，没有参与的则是“自然民族”；轴心时代的担纲者则是“轴心民族”(Achsenv  lker)，它们是“革命的少数的民族”，产生了“人类的历史性共同起源”。雅斯贝尔斯剑走偏锋，就是要以接近的话语扭转被纳粹腐败的“民族”和“国家”。(51)“巴塞尔和约(1795年)是康德撰写《论永久和平》的外界诱因。”(52)两次世界大战也迫使雅斯贝尔斯思考世界历史与永久和平(pax aeterna)的话题。雅斯贝尔斯提到了“所有人和谐一致的未来图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53)这段《旧约·弥迦书》(4：3)的话，很明显是说要化战争为和平，然而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看来，在战争转向和平的时期需要一个审判者。这样一来，世界历史的叙事就有可能重回黑格尔的老路，需要一个主导者或中心。 雅斯贝尔斯曾自信地指出，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把自己的时代解释为最深刻的历史转折点”。与这些先贤的“自我欺骗”不同，他本人深知“当下并非第二轴心时代”。(54)然而，雅斯贝尔斯思考重建时的局限在于，他不十分了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看到的更多是欧洲之于亚非拉是先进带动后进；虽然在轴心时代的叙述中提到了三大文明的齐头并进，然而历史的此端最终还是欧洲成为世界历史的担纲者。 雅斯贝尔斯要用“全面视角”研讨世界历史，结果还是落入某种“中心视角”；他在戏仿“轴心国”的过程中，也落入其思想圈套。既然轴心国的失败已经告诉我们“认为一个轴心可以转动世界的观点是狂妄的”，那“雅斯贝尔斯用绝对的中心视角审视全人类，今天谁还会相信”？(55)马克斯·韦伯反思一战，指出“主宰民族”和“政治成熟”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阿伦特却觉得他的民族复兴方案暗藏杀机，(56)不知她读到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后又作何感想？ 雅斯贝尔斯深入腐败的德语，以“轴心时代”戏仿“轴心国”，可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时人却退避三舍，对此保持沉默。数年之后的《大哲学家》虽然也讲人的精神突破，却不复使用“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亦足见其命名实乃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宜之计。 德意志第三帝国征引历史资源服务现实政治，所以战后德国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将塔西佗(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视作邪恶书单榜首。与这种否定性的视角不同，雅斯贝尔斯重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要从第一次轴心时代重启新征程，是一种肯定性的尝试。 雅斯贝尔斯命名“轴心时代”，有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考虑；这一概念产生后，东西方的研究者自然也各有历史企图。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侧重犹太人问题，他借用这个概念，追问现代世界或资本主义的起源。(57)贝尔研讨“技术轴心时代”，实际是接着马克斯·韦伯研讨“轴心原则”和“理性化”。(58)史华慈、罗哲海(Heiner Roetz)等海外汉学家和许多汉语学人关心的则是引入“轴心时代”概念后的中国叙事。 通过对“轴心时代”的历史化解读，可以呈现这一概念在战后时刻的特殊历史命意，或许与汉语学界拿来否定欧洲中心论的初衷未必吻合。问题也随之而来，是否一定需要一个欧美人士有关欧洲中心论的反思？这种诉求本身，怕是仍旧处在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之中。 今日中国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强调国家治理，势必要理解全球秩序。汉语学界讨论轴心时代与中国，首先要仿照雅斯贝尔斯本人的做法，切入自身的百年国故与世界历史。对于汉语学人而言，如果不首先超脱解释的“效果历史”和“层累堆积”，只是单纯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描述东西方古典文明，而没有进入雅斯贝尔斯本人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则可能失去晚清以来华夏士子研习西学的根本命意，缘木求鱼，其可得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