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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谱主生平学行的系统载述 关于谱主孔广林的生平学行，不惟正史无传，各种清人传记亦鲜有提及，加之其著作“卷帙浩繁，屡刊不成”，因而流传不广，其学行遂暗然不彰。清代最早关注孔广林的学者是阮元，他在《小沧浪笔谈》中介绍广林著作说：“曲阜孔丛伯常博广林，扌为约编修之胞兄，专治郑康成氏一家之学，搜辑遗经，手自校录，为《郑学》四十二卷，凡《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诸注，及《诗谱》《三礼目录》《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禘祫志》《郑志》等书，靡不一一采集群书，折衷订正，末作《续录》一卷，以发明作者之旨，与述者之意。”其中所言“《郑学》四十二卷”，当为七十二卷之误，且仅以郑学辑佚称名广林，亦不足窥广林治学之全貌。后来，孔宪彝因为编写《阙里孔氏诗抄》，对孔广林著作也曾有过详细考述： 孔广林，字丛伯，号幼髯，廪贡生，署太常寺博士。著有《周礼肊测》七卷、《仪礼肊测》十八卷、《吉凶服名用篇》九卷、《禘祫觿解篇》一卷、《明堂亿》一卷、《士冠笺》一卷、《通德郑氏遗书所见录》七十二卷、《延恩集》一卷、《幼髯韵语录存》一卷、《外集》一卷、《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幼髯从祖，为止堂公长子。博雅好古，专治郑学。 孔祥霖《曲阜清儒著述记》以及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对孔广林著述也有著录，但大体上沿袭了孔宪彝的说法。诸家所记，大多专就孔广林的著作而言，且多讹脱，而对广林的治学经历、应试、交游等事关涉甚少。 然而，孔广林不惟是乾嘉时期山东礼学的代表，更开清代郑玄著作辑佚之先河。晚清以来，孔广林的礼学思想和郑学辑佚成就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清末学者王懿荣曾言：“乾隆间，翰林院检讨孔广森通春秋公羊何氏学、大戴礼，太常寺博士孔广林治高密郑氏学。兄弟同时，卓然经师，文章之美，冠绝当世。”可知广林当日与其弟广森共研经学，兄弟齐名，并有美誉，其称名于世者皆在经学。谢国桢先生在介绍广林辑佚著作时说：“广林治学之勤，用心之笃，实辑郑学之先河也。”徐纪才认为孔广林是清代山东礼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礼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其父孔继汾和其弟孔广森”，“所著《周官肊测》和《仪礼肊测》两书，博引众家之说而不失独立思想，对其中讹脱之处，竭心订正，一丝不苟，为后世礼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凡此，都对孔广林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只是后来广森声名鹊起，广林几为其弟光芒所掩，学界不惟不明二人之长悌关系，更有甚者将二人误作一人。梁启超先生在介绍清代辑佚之学时对广林多有涉及，然皆误以广林为广森。如其介绍清代辑佚学的情况时说：“《尚书大传》……清儒先后搜辑，则有仁和孙氏（之騄）本，德州卢氏（见曾）本，曲阜孔氏（广森）本。孔本较善，然讹漏犹不免。”而此《尚书大传》实际上是孔广林所辑，收入所著《通德遗书所见录》。张之洞《书目答问》则将孔广林误作“广森弟”。博学如梁启超、张之洞尚有此误，可想而知广林其人其学在当日之境遇。 而《温经楼年谱》的发掘，使以往对孔广林生平学行的诸多疑问和误解皆得以澄清。 首先是生卒年。关于孔广林的生年，学界一直以来或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乾隆元年（1736）说、乾隆十年（1745）说、乾隆十一年（1746）说。而孔广林在《温经楼年谱》开篇即云：“高宗纯皇帝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戊辰朔辰时，予生于圣公府一贯堂之后院。”此乃广林自道，自然最可据信。因此，广林生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一辰时。关于广林卒年，《年谱》未载，但作为自撰年谱且记至嘉庆十九年、六十九岁戛然而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谱主卒于是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提到广林卒年的学者，曰卒于是年者，所据大多为此谱。而实际上，广林的确卒于嘉庆十九年，《孔氏大宗谱》有详细记载，可为佐证。 其次，广林读书、应试的具体情形，《年谱》记载尤详。孔广林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出生于衍圣公府，十岁时已遍览四书及《孝经》《诗经》《尚书》《周易》《左传》《礼记》；诸经之外，尤留意《文选》及诗古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仅十三岁的广林便撰成《春秋通志》120卷，书已成帙，自认为不足传，尽削其稿。后相继问学于张枢、陈以纲，张、陈皆通经术，负名乡里，陈以纲后来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广林少有异禀。随驾南巡的大学士傅恒称其“必非辕下驹”，学师族祖孔传瀛更目之为“东家文表”。家学师教，确立了孔广林之后的为学藩篱。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七岁的孔广林始应科举考试，便在县试中考取第一。乾隆二十九年岁试后，广林补四氏学弟子员。虽然在其后的岁试、科试中，广林皆名列前茅，但数应乡试皆不举。特别是在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乡试以及三十六年的乡试中，广林本来怀有极大的期许，然皆荐而不售。连番的打击，使广林科举之心渐衰，遂“尽弃帖括之业，究心三礼”，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经治学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中式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是落第士子屡试不第的苦闷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思索。《年谱》恰恰为我们展现了广林在十年的科举生涯中从满怀进取之心到对科举产生怀疑，最后尽弃帖括之业、一心向学的全过程，其心情的波荡起伏，心境的反复转变，在《年谱》中皆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再者，孔广林著作的历次勘订，《年谱》中也有详细记载。今以《通德遗书所见录》为例略窥一斑。与《孔丛伯说经五稿》相比，《通德遗书所见录》的结集与修订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据《年谱》所载，《通德遗书所见录》从开辑到定本，至少经历了三次结集过程。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十九岁的孔广林“取向所录《郑志》重校付梓”，是为广林著作有刻本之始。此本即流传至今的乾隆三十九年古俊楼所刻之《北海经学七录》，这也是广林对以往辑佚著作的第一次结集。是书之刊刻，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卢文弨在致广林族叔孔继涵的信中称：“令侄丛伯所梓《郑志》极佳，在诸本中，最有条理，且点画亦致不苟，几与相台岳氏所刻诸经相伯仲。”卢文弨为之手校，并遗诸同好，《北海经学七录》也因此不胫而走。先是吴骞从卢文弨处借得手校本抄校，后陈鳣又从吴氏手中借得卢本，校录于武原倪氏六十四砚斋，并记跋语于后，而其校录之底本则出自丁杰所赠，足见是书在当时已广为流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北海经学七录》编入《通德遗书所见录》，为第十七种，这是广林辑佚著作的第二次结集。《年谱》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予自己丑岁（1769）辑郑康成《六艺论》《易注》《书注》《书大传注》《书中候注》《毛诗谱》《三礼目录》《答周礼难》《鲁礼禘祫义》《丧服变除》《针膏肓》《发墨守》《释废疾》《论语注》《论语篇目弟子》《驳五经异义》《郑志》《孝经注》，凡十八种。至是粗有辜较，叙而录之为七十二卷，备增订焉。 由此可知，《通德遗书所见录》在乾隆四十二年就已经成书。 在《通德遗书所见录》成书之后，广林又续有修订。直至嘉庆十八年（1813），方应儿辈所请，将旧稿录成清本。据《年谱》载： 上年既成《说经五稿》，乃取旧辑《通德遗书所见录》七十二卷细为审校，漏者增之，赘者削之，部居未当者详核而更正之。今岁人日乙亥，始录清本。首录《易注》《书注》《中候注》《大传注》，凡三十二卷，三月九日丙子竣。次录《论语注》《篇目弟子》《驳异义》《郑志》《孝经注》，凡三十卷，五月三日己巳竣。次录《六艺论》《毛诗谱》《三礼目录》《答周礼难》《鲁礼禘祫义》《丧服变除》《箴膏肓》《发墨守》《释废疾》，凡九卷，六月丙申朔竣。最后录《叙录》一卷并《后记》，告竣则六月九日甲辰也。 这也是广林所辑《通德遗书所见录》的最终定本，光绪十六年所刻之《通德遗书所见录》便以此为底本。然而遗憾的是，《孔丛伯说经五稿》和《通德遗书所见录》在广林生前皆未及刊刻，仅以抄本的形式在同好之间流传。 最后，《年谱》对广林的交游也有重要记载。据是谱所记，当时学者，与之交往最深者，除了同族兄弟之外，当属梁同书之子梁履绳。梁履绳（1748-1793），字处素，浙江钱塘人，梁同书次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精于《左传》，著有《左通补释》32卷。乾隆初年，广林之父继汾与履绳之父同书同在京城为官，相交甚深，子嗣之间也就有了交谊。据广林所记：“忆总角时，我与君（指梁履绳——笔者注）俱随宦京师，往来嬉戏，即甚相得。己丑（1769），君来就婚，居旬余，固钦君笃实君子人也。乙未（1775），重来阙里，联榻经年，析疑问难，尤钦君真读书淹雅人也。君通《左氏》学，我习三礼，合志异趋。每以‘《仪礼》坑’嘲我，性所嗜不能强也。君所著已属稿，我尘务倥偬，未能就绪。去春君以脱稿后互相勘订为约……。”由此可见，孔、梁二人治经虽各有专门，但往复论学，志趣相投。此外，广林校订所辑郑玄佚文，亦多得梁氏帮助。例如，吴中本《尚书大传补遗》中录有佚文“丕天之大律，注云奉上之大法”，并注明出处云“见《翻译名义集》，九卷”。广林因郑玄在《书大誓》中曾注“丕”为“大”，与此训“奉”不同，久疑其误，然苦无佐证。“后得梁二处素示之《翻译名义集》，乃知彼集但称《书注》，未表郑名，确非郑注无疑矣。”）梁履绳为广林所辑佚文的校订提供了文献依据。梁氏卒后，广林痛丧同道，遂发出“将焚笔砚，不复理前业”的感叹。 《年谱》还记载了孔广林南下杭州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嘉庆元年（1796），为了给长子昭薪寻访名师，同时为第七女挑选佳婿，广林不辞劳苦，远赴杭州。在杭州，孔广林通过阮元结识了当地饱学之士丁杰、陈鳣、臧庸诸君子，并与之论学谈艺，讨论郑玄经学。据他自己回忆：“曾侄孙婿阮芸台名元时督学浙江，闻予在湖上，常于公余过访。予引嫌不敢轻造其署。时与丁小山（名杰）、臧镛堂（名在东）、陈仲渔（名鳣）诸君子往复辨证郑学，颇闻所未闻。”按，阮元继室孔璐华，乃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姊（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无子，以其胞弟宪增之子庆镕为嗣，璐华亦为宪增之女），而广林为孔子第七十代孙，故称阮元为曾姪孙婿。阮元还邀请广林与当地名宿共游，以诗相和。据阮元所记：“丙辰重九，邀同孔幼髯丈（广林）、陈古华前辈（廷庆）、徐惕庵农部（大榕）、何梦华上舍（元锡）、陈无轩广文（倬），登灵隐石笋峰，和古华九言诗韵。” 杭州之行，与时贤的论学交游，对广林之后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据《年谱》所记，广林得见杭州诸君子所辑汉义之后，自愧不能竞胜，表彰郑玄之志暂时搁置，转而游心词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