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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9年柳田国男开启了“婚姻变迁说”的问题研究，之后学者们从婚姻形态的分类，婚姻与家族、亲属关系的关联，女性回娘家与家族结构，婚姻习俗文化等多角度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婚姻问题展开了研究。进入世纪之交，基于结构论和类型论的婚姻问题研究开始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转向，“真实性研究”“将现代社会纳入视野的研究”“变化的视角”“基于具象的整体性研究”“基于多样性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将成为今后的方向。 关键词：婚姻形态；家族结构；类型论；结构论；婚姻习俗； 作者简介：八木透，日本佛教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日本京都603-8301）；晁汐，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过去，婚姻研究在民俗学中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然而近年来，它却几乎销声匿迹，甚至到了新苗头都不见的地步。曾经风靡一时的婚姻研究，为何近年停滞不前20世纪民俗学中的婚姻研究，究竟是以何种视角，又是采用了何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本文追溯民俗学中婚姻研究轨迹，对迄今为止的研究动向及研究课题进行考察，进而对当下婚姻研究走入低谷的原因、今后婚姻研究的走向进行思考，同时对未来的可能性提出展望。 一、民俗学中婚姻问题研究的回顾 拉开民俗学中婚姻研究帷幕的，正是柳田国男。他在1929年的《赘婿考》一文中提到，日本存在两种婚姻形态：一种是赘婿婚姻，另一种是嫁女婚姻。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则是由前者演变到后者。正如论文的副标题——“史学与民俗学的对决”所指涉的那样，柳田希望将日本庶民婚姻形态的变迁作为一个针对传统历史文献学的反命题，以此揭示他对历史学自成风格的解释。柳田以历史变迁为主轴的研究视角，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日后的研究，还奠定了战后婚姻研究的总体框架。 随后，大间知笃三与有贺喜左卫门两人承继了柳田的衣钵，将前者称为“赘婿婚”，而将后者称为“嫁女婚”，建构出日本婚姻的两大类型理论。除此之外，大间知笃三还依据伊豆群岛的事例得出，“足入婚（一时访妻制）”虽然是以新娘第一次进入夫家为开端，但是之后一段时间内夫妻两人的住所（即婚房）是被安排在女方家的。因此，他将这种婚姻形态定位在赘婿婚与嫁女婚之间。此外，他还把婚后仍然将婚房暂时安置在寝宿（集体生活场所）内的婚姻称为“寝宿婚”。 大间知笃三为推进民俗学的婚姻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间知虽然承继了柳田的学说，但也尝试过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日本婚姻。大间知所进行的婚姻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他首次提出应该将婚姻与家族关系、亲属关系，或是退隐制度等惯习结合在一起考察，然后从结构上、类型上进行理解。 另外，有贺喜左卫门定义了“亲方取婚”的概念，将其作为新的婚姻类型区别于“赘婿婚”和“嫁女婚”。亲方取婚，具体指新郎和新娘以加入掌柜的劳动组织为目的、在掌柜的全权安排下确立的婚姻。在“寝宿婚”问题上，因为对“寝宿”与“婚房”的理解不同，有贺与大间知笃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寝宿婚争论”，也是民俗学研究史上关于社会传承研究的著名争论之一。 此外，濑川清子依靠众多的调查个案，在对青年团体与婚姻习俗的关系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在长门见岛及伊势湾的日间贺岛等个案研究中，更是留下了宝贵的成果。作为一位优秀的柳田学说继承者，濑川在个案研究的整理和积累方面做出了贡献，在理论创新方面表现不足。 以上学者均受到柳田的直接指导，且多数是在柳田的强烈影响下开展研究，可以说是“第一代”研究者。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了以江守五夫为首的新的研究动向。江守的研究涉及民俗学、民族学、法律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他在《日本的婚姻》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民俗学中认为赘婿婚比嫁女婚更为古老的婚姻形态变迁学说。他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民族文化，得出了在北陆地区或是壹岐、对马等日本海沿岸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嫁女婚传统的结论。其二，针对日本古代是否存在母系制社会的争论，江守五夫援引丰富的史料以及民族学理论，明确否定了日本母系制社会的存在。江守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为民俗学的婚姻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 不过，江守五夫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关于日本传统婚姻中与水、火相关的仪式的解读。例如新娘出门口时，需跨过门口点燃的稻草火盆，或是弯腰通过点燃的火把；又或者是在进门时让新娘喝水、向新娘洒水；再比如新娘要在门口与（未来）婆婆喝交杯酒，或是在饮下由娘家与婆家的水混合而成的“混合水”之后再将手里的茶碗或杯盏摔碎等事例。虽然之前，民俗学针对这些婚姻习俗进行了若干的考察，但是却鲜有从综合性视角对“婚姻仪式”进行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其中，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注意到了各种婚姻习俗背后的巫术含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胆的假设。他试图通过论证日本的婚姻习俗起源于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来证实日本嫁女婚文化的传统性。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析视角的意义并不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认为当下、或是近年来作为民俗存在的各种婚姻仪式，等同于从年代不详的古代就流入日本周边地区的文化要素，即这种文化要素是被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缺乏实证性。当然，这也关系到对民俗惯习的基本认知。笔者认为，对于民俗仪礼，如果仅仅从“仪礼层面的行为”进行考察，是绝对无法把握其中的本质的。因为“仪礼层面的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它所依靠的地域社会背景及信仰。尤其是对婚姻仪礼的研究，只有在精心考察了地域中的家族惯习等民俗土壤后，才能辨明其中的“仪礼”和“行为”所具有的民俗意义。而在这一点上，江守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的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假说都流于表面化，也就留下了诸多疑问。 如上所述，虽然江守的研究尚有探讨的余地，但是对于日本婚姻的诸多问题，他都有着深刻的学术见解。不仅如此，作为首位在婚姻研究上进行崭新且细致分析的学者，可以说他的成果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石。此外，江守在《家族的历史民族学》中也提到，“这项研究将日本传统的家族惯习放在整个东亚社会中来评价，意在探明日本家族的原型的同时，也试图明确构成传统家族惯习的基础”。也就是说，江守意在建构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等东亚周边地区的结构比较论。针对各种外来文化的特质，他认为“南方体系下的文化奉行双系制亲属制度”，而“父系制亲属制度则是北方体系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以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的结构为分析指标，把握日本基础文化构造的特质。从内容上来看，研究涉及了婚姻习俗及彩礼问题、年龄阶梯制、养子制度、各种亲属团体及社会组织等众多题材，分析视角也极其广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笔者之前指出的问题，江守也在这本著作中尽可能地进行了纠正。他对于文化传播的途径及其影响的考察不再止于表面，在围绕日本古代社会的亲属结构的研究中，也致力于运用文献史料进行实证考察。如前所述，在这本书中，针对之前动辄仅就平面结构作比较、难免流于忽视时代性及地域性结果的“比较民族学”，江守立足于历史学角度展开了考察。可以说，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