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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不仅是一种观念存在，而且与中国史诗学科发展方向相关，亦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自二十世纪初王国维、鲁迅、胡适、陆侃如等对汉语“史诗问题”的讨论起，到任乃强对《格萨尔》的初步介绍和研究，再到二十世纪中叶史诗的陆续发现和学科的建立，后至二十一世纪初史诗研究观念和范式的转换，中国史诗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实践资源和理论资源，在学术传承谱系、学术传统、原创性的核心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等诸方面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与必然。 关键词：史诗学；中国学派；传承谱系；学术话语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史诗学界呼吁和努力的方向之一。由钟敬文最初提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到朝戈金使用“中国学派”的措辞来表述这种研究方向，中国学派已然成为中国史诗研究中较为常见的表述，体现了学人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21世纪以来，中国史诗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与突破，中国史诗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科和学派的自觉，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不仅成为一种观念存在，而且事关中国史诗学科发展方向，是中国史诗研究与国际学界展开学术对话与交流无法规避、须深入考虑的学术话题。 一 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磨砺和持续探索的过程。由此，在讨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时，应该历史性地考察、总结和反思中国史诗研究的演进脉络及其不同时期的研究路径。 19世纪后期，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高葆真、谢卫楼、蔡尔康、李思伦等在华传教士将欧洲史诗引入中国，《荷马史诗》逐渐为中国学人所知晓。二十世纪初期，对欧洲史诗引介和讨论的主体由在华传教士转换成中国学人，高歌、徐迟、傅东华、谢六逸等译述过《荷马史诗》，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以史和评的形式介绍过《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少在3世纪便传入中国，见于汉译的佛教典籍。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学术热情逐渐升温，苏曼殊和鲁迅对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滕若渠、郑振铎、许地山、梁之盘、王焕章专门介绍和评述了《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不过，国内较早使用“史诗”一词的学人是章太炎，他推论中国文学体裁的起源是口耳相传的史诗，韵文形式的史诗是远古文学的惟一形式。但是在学术实践中，章太炎的“史诗”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要比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宽泛得多，囊括了描述重大事件的长篇韵文体叙事诗与描述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体叙事诗。随着中国学人对作为一种文类的史诗的认识深化，“史诗”一词在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界逐渐演进为专指那些韵文体创作的、描绘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这已与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相一致，而它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诗史”概念的异同也得到了正本清源式的辨析。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在对欧洲史诗和印度史诗的介绍和评述过程中，站在本土传统文化的立场或以史诗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或借史诗讨论中国文学的演进及其与西方文学演进的差异，或从启蒙工具论角度阐述史诗等。其间，“史诗问题”是中国学界一桩贯穿20世纪，乃至延及当下的学术公案。“史诗问题”一词最早见于闻一多使用这一语词标举中国文学有无史诗的学术问题，而它的发端则起源于王国维在1906年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中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学不发达，处在幼稚阶段的论断。这直接引发了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钱锺书、陆侃如、冯沅君等许多中国学人加入“史诗问题”讨论的行列，他们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与学术著作中对它做出各自的解答，洋溢着鲜明的批判精神，呈现出诸种解答竞相争鸣的格局。 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研究最有学术影响的要算鲁迅、胡适、陈寅恪等中国学人围绕孙悟空的“本土说”和“外来说”对《罗摩衍那》与中国文学关系展开的学术讨论。鲁迅认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来自无支祁，而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孙悟空的源头来自哈奴曼。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源自顶生王率兵攻打天庭的故事和《罗摩衍那》中巧猴那罗造桥渡海故事的组合。由于陈氏的加入，“外来说”近似成为定论，20世纪50年代前再无激烈争论。 显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引入中国的史诗观念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其归根到底是“如何接受西方史诗”“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学”和“如何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的介绍及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发表一些观点和见解上，而是以它们反观中国文学，回到对本土学术问题的观照，对史诗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意识。 如果再往前追溯，中国较早记录《格斯尔》的版本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对《格萨尔》的谈论要始于1779年青海高僧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在通信过程中与六世班禅白丹依喜讨论《格萨尔》的有关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韩儒林、任乃强等中国学人对《格萨尔》进行初步的介绍和分析，对《格萨尔》的产生年代、人物原型、史诗部本结构、内容和艺术价值、民间影响和纠正文化交流中的误解等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国内学界才开始对中国史诗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有目的的搜集与研究，《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阿细的先基》《苗族古歌》《创世纪》等许多史诗陆续被发掘出来，以大量的事实无可辩驳地拨正了黑格尔主观臆测的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将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转换为汉文学的“史诗问题”。站在整个中国史诗学术史上来看，20世纪50—70年代的史诗研究主要属于资料学建设时期，大多从事中国史诗搜集整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性问题，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学术性的论文还是很少，多是搜集工作者的一些序言或工作感想。遗憾的是，期间的政治运动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将它们一律化，严重挫伤了史诗研究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研究迎来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扎格尔、乌力吉、杨恩洪、刘亚虎等中国学人悉数登场，挑起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大梁，对20世纪中国史诗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或对中国史诗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或对中国史诗的母题、情节类型的结构特征及其历史文化意蕴等展开深入的阐述，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开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他们对中国史诗的学术探索奠定了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史诗研究格局，使得中国史诗研究具有了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理论结构、不断演进的方法体系以及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功能，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谈史诗时言必称《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尴尬局面，以欧洲史诗比附中国文学的学术行为也不多见了。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开始对以往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范式及其具体结论的偏颇展开理论反思，有心纠正将中国史诗作为书面文学作品展开的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理路，共谋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创立的口头诗学引入中国学界。他们将米尔曼·帕里、阿尔伯特·洛德、劳里·杭柯(Lauri Honko)、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等国际学人及其代表性成果系统地引介到国内，使中国史诗研究走出原有的书面范式存在的囿限，在立足本土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自我定位，寻求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新高度的突破，进而建立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口头范式，消解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科危机。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标志着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范式向口头范式转换的成功，为中国史诗研究构建一个全新的学术关注中心，使得口头范式成为当下中国史诗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塔亚等许多学者都参与进来，以民俗学田野个案研究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为理论支撑，从演述、创编和流布等诸方面对中国史诗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活形态”的史诗观逐渐在中国学界树立起来了。史诗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中国史诗纳入口头传统的范畴，“以传统为本”“以式样为本”“以文本为本”探讨史诗的内部结构和叙事机制，观照其背后的史诗演述传统，从而形成了某种相对一致性的“学术共同体”。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呈现新变化，逐渐“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而且在问题、方法、视角、理念诸方面逐渐展现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原创性和主体性，在学术创新中逐渐显现中国史诗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通过对中国史诗研究历史及其不同时期研究路径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史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术格局的内在理路已经日益清晰起来，正朝着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前行，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步形成。陈寅恪曾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事中国史诗研究的中国学人都能够立足本土传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具有本土学术发展的自觉意识，特别是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对口头诗学的吸纳、转化和本土化，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乃至“中国问题”。这些研究历史和研究路径揭示了中国史诗研究应该立足于本土活形态史诗传统和学术话语传统资源，确立理论自觉意识，借鉴国际诗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史诗传统的实际语境和学术实践，将它们与中国史诗研究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性地融合运用，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史诗，更好地解决中国史诗研究中遭遇的学术问题，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史诗研究成果，进而总结史诗研究的“中国经验”，建立中国史诗研究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推动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