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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了考察中国史诗研究的历史脉络，还需要检视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诸多条件，考量它们对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生成产生的内在影响。中国有蕴藏丰富的史诗资源，现有的以活形态形式存在的口头史诗以及已经搜集、记录、整理与出版的史诗数量宏富，这使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成为可能。除享誉全球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存活于辽阔的中国疆土上，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赫哲族、满族等北方民族，以及彝族、纳西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畲族等南方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史诗演述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而且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放眼世界，中国史诗这种丰富宏赡的蕴藏量实属罕见，而且它们类型多样。它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长廊里的宝贵财富。 中国学人围绕《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诸多北方英雄史诗和《苗族古歌》《布洛陀》《梅葛》等许多南方史诗展开较为全面的史诗资料学建设。就《格萨尔》而言，迄今为止，记录且内容互不重叠的藏族《格萨尔》部数约120部，如果不将散体叙说部分计算在内，每部以5000行计算，那么现在已经记录的《格萨尔》韵文文本的诗行数量已经达到了60万行。如果不将异文变体计算在内，国内对《江格尔》的记录累计约有60—70个诗章，已经出版了托忒蒙古文、汉文《江格尔》等，计有数十种。可喜的是，中国学人在国内口头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以及出版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为国际学界所认可。《格萨尔精选本》由《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等40卷组成，对《格萨尔》的传承、保护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格萨尔》的研究也有推进作用。仁钦道尔吉、朝戈金、旦布尔加甫、斯钦巴图等主编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四卷)由民族出版社在2007—2009年间陆续出版，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宝贵文献，对中国史诗学资料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还有《格斯尔全书》《苗族古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等许多学术分量较重的中国史诗整理本相继见于学界。更为可喜的是，中国史诗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得到持续性的推进，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对推动史诗演述传统的学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约翰·弗里对中国史诗资源的丰富赞叹不已，而且有感于此，对中国史诗研究，乃至口头传统研究的未来提出很高的期许：“在东方的这一国度中，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是极为丰富宏赡的宝藏，世代传承在其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口传研究当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同行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果在未来的岁月中，口头理论能够在多民族的中国，在她已为世人所知的众多传统中得到广泛检验，那么国际学界也将获益匪浅。”这见出弗里期望中国能够成为未来史诗研究，乃至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能够承担起拓展和推进口头诗学理论的历史使命。 与此相应，中国史诗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史诗研究者，他们推出了一批原创性的论著，这也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条件。20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史诗研究的主要力量，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扎格尔、乌力吉等诸多学人成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既是史诗的搜集者，又是史诗的研究者。他们对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艺术性、思想性、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结构母题等展开了探讨，为中国史诗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的自身特质出发，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模式、黑白形象体系、骏马形象、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文化变迁与史诗变异、意象、诗律、风格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完成了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体系的构建。在对蒙古族不同氏族部落、不同地域的英雄史诗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他科学地归纳出蒙古英雄史诗的神圣性、原始性、规范性三个基本特征，并从不同的方面对它们渐次展开论述，它们成为史诗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维度。他对蒙古英雄史诗中较为常见的关于“三界”“时空”“方位”和“数目”的描述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了蒙古英雄史诗关于“三界”“时空”“方位”和“数目”的观念及其重要特征，进而系统地阐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开辟了史诗诗学所自有的宇宙诗学模式论的诗性领地和方法论通道”。他从意象、诗律、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形态与艺术风格，从美学和宗教的角度阐述了蒙古英雄史诗反映的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他不但研究史诗英雄的具体表现，而且把他们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在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里分析史诗对英雄人物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他从诸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中抽绎出恒久不变的本质，构建出一个能够容纳和阐释所有英雄人物形象的黑白形象体系。这种分析方法既吸取了原来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角度评价英雄人物的做法，又创造性地从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生活习俗和生活理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察英雄人物的美学本质。巴·布林贝赫对史诗英雄的论述更是对他们的一种再创造，不但论析得精妙而深刻，而且具有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高度。在分析骏马形象时，巴·布林贝赫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它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命运、思维、心理、审美等多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勾勒出骏马形象的美学历程和归宿。他将蒙古英雄史诗放在整个蒙古文学流变的过程中进行了动态观照，兼及农业文化和佛教文学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影响，得出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史诗”“发达史诗”和“变异史诗”三个阶段的结论。在对这三个阶段的科学阐述中，他对“变异史诗”的美学特征和异文化对其影响的阐述尤为独到。这不仅体现巴·布林贝赫对蒙古英雄史诗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的独特视野、理论思考和原创性，而且对今后蒙古英雄史诗晚期形态与变异状态中的蟒古思故事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于《江格尔》的形成年代和演进过程，仁钦道尔吉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的《〈江格尔〉论》从文化渊源、《江格尔》的社会原型、《江格尔》里用的词汇和地名、加·巴图那生等人在新疆搜集到的传说、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和《江格尔》的流传情况、《江格尔》里的宗教形态等方面论证了《江格尔》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间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他避免简单比附历史的做法，从《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宝木巴的性质、社会军事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入手找出《江格尔》形成时代的基本内容，探究了《江格尔》反映的社会原型。这样的分析使得仁钦道尔吉的论点具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把这一基本性的重大课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他在《江格尔》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最为具有理论创见的是，仁钦道尔吉根据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类型的特征创用了“英雄史诗母题系列”的概念。他综合海西希(W.Heissig)和尼·波佩(N.Poppe)的见解，以海西希的母题分类法为指导，以英雄史诗母题系列为单元剖析各种类型的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组成和发展，探讨每个母题系列内部的发展变化。他观察到所有蒙古英雄史诗都是在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这两种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并根据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和组合方式的不同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由此使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在空间性和时间性上得到了整体性的解释。 郎樱的《〈玛纳斯〉论》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玛纳斯》展开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不仅从传统研究的视角对《玛纳斯》的产生年代、主题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宗教信仰、母题和叙事结构等进行研究，而且将《玛纳斯》作为一种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从歌手和听众的角度分析它的传承发展规律，其中提出的某些学术观点给往后研究《玛纳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迪。此外，还有《〈格萨尔〉论》《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江格尔〉研究》《蒙藏〈格萨(斯)尔〉的关系研究》等一批研究成果对中国史诗的重要文本及其形态、优秀的史诗歌手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开始突破将中国史诗当作书面文本进行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囿限，对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史诗研究展开反思与检讨，运用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阐述中国史诗传统，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提升中国史诗研究经验。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等是其间的翘楚，他们功底较为深厚、视野较为开阔，兼具跨语际的研究实力，不断对中国史诗研究进行反思与自我建构，将口头诗学本土化，进而创造性和开放性地解决“中国问题”，而与之相关联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一批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选择了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作为具体个案，通过对其中一个给定史诗文本的程式句法的分析与阐释，发掘与总结蒙古族口传史诗的诗学特质。这部著作是运用口头诗学研究本民族文学的一个成功范例，直接奠定了朝戈金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钟敬文、杨义、郎樱、扎拉嘎等都曾高度评价该著作在中国史诗学上的学术价值，肯定了其史诗句法分析模型的创新性以及对既有文本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在对《江格尔》史诗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展开分析的同时，《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指出以往学界没有充分重视作为口头文学的史诗具有的特殊属性，认为这直接导致许多学人忽视《江格尔》史诗不同类型文本的差异以及对它们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而学人只有在田野作业的实践操作中按照科学的原则才能较为客观和全面地认识史诗文本类型。朝戈金反对使用书面文学理论来界定口头史诗的文本属性，反对简单套用书面文学理论来研究口头史诗的创编、演述和流布，主张以口头史诗自身内在的基本特征来重新界定口头史诗的文本属性，以口头史诗自身的术语来重新阐述口头史诗的特质。朝戈金对口头史诗文本属性的阐述革新了国内民俗学界以往的文本观念，推动了学界对口头文学本身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化。他强调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中对口头史诗展开文本阐释，揭示其创作法则和美学特征。口头史诗的演述文本不仅是演唱传统中的文本，也是在特定的演述语境中呈现的文本，朝戈金主张要将口头史诗的文本与语境关联起来进行整体把握，观察与分析口头史诗文本的诗学特质。以冉皮勒演述的《铁臂萨布尔》的现场录音整理本为样例，朝戈金剖析了史诗文本与演述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其诗行进行了程式分析，阐述了其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对程式的频密度进行了数据统计，对诗行的韵式、步格、平行式进行了细致的解析，按照蒙古史诗押句首韵的基本特点创立了“句首音序排列”的分析模型。这些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口头特征和诗学法则的探讨，无疑具有开拓性，对中国史诗研究具有理论启示的意义。进而言之，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研究对中国史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在学术方法上带来一种范式性的变革，直接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巴莫曲布嫫提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概念，以之描述中国学人在对口头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出版等过程中对口头史诗的增添、删减、移植、拼接等不科学的行为，检讨其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诸多弊端。这种“格式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过程中，因此，巴莫曲布嫫对“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探讨和反思超越了个案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性思考，引起了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的关注。在认识和发现以往学术实践中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巴莫曲布嫫提出“五个在场”的田野理念，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搭建起了一种可资操作的田野工作模型，确立了观察与分析研究者、受众、演述人、传统以及文本等要素之间互动关联的框架。“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五个在场”对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反思，引起了中国学人对史诗田野研究和史诗演唱的文本化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巴莫曲布嫫《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一批以传统为本，以民俗学个案为技术路线，以口头诗学为解析框架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史诗研究学术转型的实现，呈现了中国学人在口头诗学本土化方面做出的努力与实践，引领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实践和方法论创新。他们确立了创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根基，为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化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史诗学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而且他们已经得到国内外学人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已经超越了史诗研究的领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古典文学、音乐学等诸多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诗的总数约有上千种，囊括了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其大都为活形态的史诗，它们为国际史诗学界当前及以后的史诗研究提供了诸多活形态的史诗样例。根据中国史诗存在的现实状况，中国学人突破了西方古典诗学中“英雄史诗”的范畴和以《荷马史诗》为范例的囿见，提出了“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两种新的史诗类型，拓宽了国际史诗学界对史诗概念内涵的认识，为国际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充实了国际史诗文库。朝戈金更是指出“《亚鲁王》具有在中国境内流布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三个亚类型的特征”，呈现混融性叙事特征，是一种“复合型史诗(跨亚文类)”。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不仅类型和形态多样，而且歌手的类型丰富，例如《格萨尔》说唱艺人便有神授艺人、圆光艺人等多种类型，而且不同民族史诗传统中的歌手在史诗的传承、演述等诸方面呈现出差异，独具中国特色。随着对史诗歌手的发现及其个人才艺的发掘与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诗歌手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如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郎樱《柯尔克孜史诗传承调查》、巴莫曲布嫫《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朝克图与陈岗龙《琶杰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莎克《当代荷马〈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等，他们对国内史诗研究产生深刻的学术影响，推动中国学人对史诗歌手的研究由关注集体性转向对个人才艺的关注，对目标化的史诗歌手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跟踪调查和研究。 20世纪以来的这些原创性的搜集和研究成果为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丰富了国际史诗研究的图景，表明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在中国地域内形成的内部条件较为充分，已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当然，任何学派的形成既需要自身内在的、长期的学术积累，也需要各种外在因素的推动。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亦是如此，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因素配合，才能最终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