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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要求。当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稳步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和平崛起已成趋势，中国史诗研究处在中国正需要变革创新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学人应该有着前人所未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充分利用发展道路上获得的愈来愈多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动力，让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与自主性，在国际史诗研究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事实上，今日从事史诗研究的中国学人已经在国际学界的不同场合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国际学界展开了较为频繁的学术交流，在学术对话和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外部条件。20世纪80年代，仅有仁钦道尔吉、斯钦孟和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人前往德国、蒙古国等国家进行史诗学术交流和学习。至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与国际史诗研究的学术对话由20世纪80年代的被动加入转向了主动参与，乃至对国际史诗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塔亚、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代表性学者与国际史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具有深度的学术交流。除了《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研究学会在国内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年会和学术讨论会外，许多项重要的国际性史诗学术活动以中方举办为主，并对国内外史诗研究发展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尤为突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卡尔梅克历史文化研究所、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库、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等多个国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史诗研究领域展开多边合作和学术交流，并就定期开展学术交流、资料共享、合作研究等诸多相关事宜正式签署合作协议。需要着重提及的是，2009—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及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举办了七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旨在推进史诗学学科建设，为口头传统研究培养专门人才，涉及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口头传统、欧洲中世纪英雄史诗、蒙古英雄史诗、柯尔克孜史诗等，培训课程涵盖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史诗学术史、史诗的演述和传播、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口头传统与互联网、口头文类与跨文类、图像叙事及演述、不同史诗演述传统的个案研究等诸多史诗研究领域，讲席教员和学员来自世界各地，约有六百余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在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举办了主题为“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史诗研究国际峰会：朝向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现代社会中的史诗传统”“口头传统数字化”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学人对史诗的搜集、建档、整理和数字化，史诗在当下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与抢救，史诗传统的多样性与跨学科研究等展开学术讨论和交流，增进了不同史诗传统之间的对话和互相理解，为中国史诗研究拓展了国际合作的有效路径。 这些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中国史诗研究整体素质的有效提高，凝聚了一批有志于史诗研究的学人，推动国内史诗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扩大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辐射范围，进而推动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全球化，并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中的学术地位，海西希、弗里、纳吉、卡尔·赖希尔、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国际知名的史诗研究者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和各自的论著中充分肯定中国史诗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对它们一再引用，专业性和权威性较高的工具书《美国民俗学百科全书》(Folklore：An Encyclopedia of Beliefs，Customs，Tales，Music，and Art)对它们也给予较高的学术评价。 中国史诗研究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强。2011年10月10日，朝戈金应邀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讲学，作了题为Oral Epic Traditions in China：Diversity，Dynamics，and Decline of Living Heritage(《中国口头史诗传统：活态遗产的多样性、动力及衰微》)的英文演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口头史诗研究的概貌，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调查及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多样性、史诗流传区域和传承情况等。2012年11月17—18日，“2012年史诗研究国际峰会：朝向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在京召开，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余位史诗研究者围绕史诗传统的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口头史诗建档的方法论反思，史诗研究者、本土社区和研究机构多方互动与协力合作中所面临的挑战等话题展开讨论，涉及亚太、西欧、东欧、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史诗传统以及中国多民族的史诗传统。他们共同倡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并推选朝戈金为“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这是国际史诗学术交流的盛事，也是中国，乃至国际史诗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已成为国际史诗研究的重镇，中国史诗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和普遍赞誉，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寄托了国际史诗研究同行对中国史诗研究未来的期许。 如果说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需要一个学术领导人物，那么他应该是朝戈金，他的学术水平和在国内外学界的学术地位已经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他是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带头人，而且他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深深影响着一批国内学人，马克·本德尔认为他是“堪称典范的21世纪早期的学者和领导”，是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旗帜。早在2010年，他便倡导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创立。2010年12月3日—5日，哈佛大学“帕里口头文学特藏馆”主办的“21世纪的歌手和故事：帕里-洛德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博伊尔斯顿楼成功举办，朝戈金应邀参加会议，作了题为《创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演讲。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朝戈金希冀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走向国际的学术诉求，也体现了他希冀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能够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主观心态与学术自觉。2012年，朝戈金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倡导运用中国诗学固有的理论概念和范畴构建史诗学的中国学派。他的这些倡导与呼吁体现了中国学人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是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纲领，对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有着前瞻性、世界性的愿景及意义。这里提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对朝戈金这种学术诉求的回应。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史诗研究者以朝戈金为核心形成了第三代史诗研究者队伍，那么20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等可以称得上第二代史诗研究者，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讨论史诗的中国学人可以称得上第一代史诗研究者。三代中国学人的史诗研究路径和侧重点各有异同，但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传承谱系关系。第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以及孙悟空与哈奴曼关系的讨论在第二、三代史诗研究者中得到继承，并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且第二、三代史诗研究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第一代史诗研究者的影响，第三代史诗研究者中的许多人更是得到了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亲身传授。与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相比较，第三代史诗研究者在学术取向、研究路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上都焕然一新，在对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学术传统继承中有发展和超越，在研究观念、理论和方法上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原来的书面研究范式转向了口头研究范式，走向了“音声的口头诗学”，这种学术传承谱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研究学术传统和代际传承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并非意味着第二代史诗研究者的书面研究范式已经被抛弃，文学、历史、母题、结构和功能等诸多书面研究范式仍然在当下史诗研究中发挥着口头范式不能替代的作用，有着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走着与口头研究范式不同的学术路径和内在理路，它们与口头研究范式构成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为中国史诗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学术可能。中国史诗研究呈现的这种学术传统及其代际传承是中国史诗研究稳步推进和保持活力的保障，是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重要条件。 构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有着自身的组织基础。在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专门从事史诗研究的机构和中心数量非常多，但是最具历史传统的史诗研究机构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它是中国史诗研究的重镇。自1980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探索并建立了自身的学术传统及其代际传承学术机制，开拓性地创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格局，以中国史诗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为使命，率先完成中国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引领着中国史诗研究的整体发展和未来走向，推进了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化和制度化。这便决定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孕育和生成。还值得述及的是，中国史诗研究有着支撑定期刊发相关学术论文的学术刊物，如《民族文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族艺术》《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等，它们在国内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重点学科“中国史诗学”负责人朝戈金与《西北民族研究》编辑部达成共识，在《西北民族研究》开辟“中国史诗学”研究专栏，希冀对北方少数民族史诗、南方少数民族史诗、史诗学理论和方法、史诗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开展持续性学术讨论，意在推进中国史诗研究和构建学术对话的话语体系。自2016年第4期起《西北民族研究》的“中国史诗学”专栏组稿4次，刊发论文21篇。 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及其学术讨论热烈开展，中国史诗研究话语的提炼与本土诗学体系建构的探索成为21世纪史诗研究的重要理论话题，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对此具有示范意义。他运用文艺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和诗性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蒙古英雄史诗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诗学构建，创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立足于本土诗学的研究范式。他把诗性、历史性、哲学性和综合性等融于一体，他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建构不仅仅在于它具有填补了蒙古诗歌诗学研究一大空白的意义，更在于他以积极严肃的开创精神把蒙古诗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对推进诗歌研究和诗学建设，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另外，“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当下，史诗研究的学术生态呈现多种理论共存的多元格局，面对中国史诗研究呈现的多样性，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旗帜和研究范式应该从中国史诗研究的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口头诗学为理论建构的突破点，从创编、演述、接受、流布等诸多维度对中国史诗展开研究，将“音声的口头诗学”进一步向“全观的口头诗学”拓展，从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将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感知纳入口头史诗的演述和叙事的可分析框架里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中国史诗研究，促进中国史诗研究整体、全面、科学地发展，将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中国史诗研究新的学术空间，构建面向新世纪卓然而立的中国史诗学。 综上所述，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既有学术实践资源，也有学术理论资源，在学术传承谱系、学术传统、学术领军人物、原创性学术著作、理论旗帜等诸多方面为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当然，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中国学人具有构建中国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意识，具有突破国际史诗研究范式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要有意识地让国际学界关注、认知、理解、认可，乃至推崇中国史诗研究。需要对中国史诗搜集成果与研究成果展开基于学术史视角的系统、全面、深入的整理与研究，多向度的反思与检讨其得失，总结其规律，清晰地展现其整体面貌，考察中国史诗搜集与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构建中国史诗研究的传承谱系和学术传统。需要将中国史诗研究者打造成一支在学术上成熟、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将相对分散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力量适当地集中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有限的学术资源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系统地解决中国史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增强中国史诗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从整体上推动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加强中国史诗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通过对概念、术语、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的提炼和提升，形成语言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诗学、民族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野中的中国史诗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的学术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国学人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契合中国实践，将对国际诗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吸收、本土化与发现和重估中国本土史诗资源结合起来，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将构建中国史诗研究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核心理论，推出具有本土原创性的史诗研究成果，进而增强中国史诗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无论如何，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和奋斗，毕竟它是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共同事业，是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术上的声誉形象和一面旗帜。可以相信，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中国史诗研究必将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彰显出中国史诗研究者应有的中国特色的学术风貌、学术风格、学术影响，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心，更多地发出“中国声音”。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