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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遭受诟病最多的一点，是其一直以静态、停滞的方式认知国际政治结构，缺乏对流变和转型的深入思考。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雷蒙·阿隆早就批判过的，即假定所有国家都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并将这些民族国家假定成同质的，它们不仅具有同样的对国际政治权益的衡量，而且应该具有同样的行为模式。这种假定以先验的方式去除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立论的根基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形成这种叙事的根本性问题所在，在历史社会学学者看来是时间观问题。 历史社会学学者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了一种时间观，霍布森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说法，对这种时间观进行过精当的批评，称其为“时间拜物教”(chronofetishism)，这种时间观对时间进行了现世主义设定。在现世主义设定之下，现实国际政治中发生的问题只需要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即可，拒绝从历史流变入手思考问题。与之相反，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要引入历史维度，重新思考时间，通过时间观的改变而解构民族国家同质化的设定。 综合来看，目前既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对时间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将时间重新类型化。在这方面，本雅明、布罗代尔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启迪。本雅明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不仅考虑了时间的量度，还考虑了时间的类型。一旦把时间类型化，思维的开阔性也就呈现出来。金伯利·哈钦斯指出:“本雅明所讲的时钟时间(clock time)与历史发展的线性、确定性、不可逆和空洞的时间相联系。这样，按照牛顿物理学的术语来讲，政治行为(乃至革命)都可以被解释为由物质所决定的。本雅明所讲的日历时间(calendar time)与时钟时间不同。日历有起止点，日期也会出现重复，但重复的日期并不是一个平淡无奇时间点，而是回想与创造，是时间的重塑。”布罗代尔则在自己的历史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其代表性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对时间进行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间的划分，分别属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个体)时间。在本雅明、布罗代尔等学者的启发下，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对时间类型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约翰·鲁杰。鲁杰认为时间既在物理形式上产生流变，对应寒来暑往、季节轮替，同时时间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影响我们的社会认知。鲁杰把时间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增量时间(incremental time)、结合性时间(conjunctural time)和划时代时间(epochal time)。为了使三个相对晦涩的概念便于理解，鲁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增量时间是把社会中的时间分割成无限细分的离散单位，事件之间因而不具有确切的连续性。以人口问题为例，鲁杰认为从增量时间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人口属性(主要指年龄、性别、健康程度、民族构成、空间分布等)与竞争对手间的差别。结合性时间关注的是时间周期，在时间周期内，一个事件与同时而生的其他事件形成结合效应。以人口问题为例，典型例证是美国战后的“婴儿潮”。“婴儿潮”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与其直接关联的美国人口规模的变动，它还影响了住房、学校、就业、交通、消费品的需求和供应以及文化景观、犯罪率和党派政治等。划时代时间则被鲁杰看作类似于历史学家强调的长时段，划时代时间是一种对结构性变化的衡量。以人口问题为例，划时代时间衡量的是长时段中一个具体社会人口承载能力的结构性变化。把鲁杰的思路扩展开来，把时间类型化之后我们会发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民族国家同质化的设定是沉浸于增量时间之中，而结合性时间和划时代时间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其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跨时空对比的批判。一旦聚焦到时间观念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立论中的跨时空对比就引起了历史社会学学者的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原本已经因为现世主义取向，将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设定为立论根基，但在具体的论证中又经常将现代民族国家与前现代的城邦、帝国这种完全异质化的行为体进行脱域的时空对比。巴里·布赞等人指出，因为忽视历史流变，造成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偶尔考虑到世界历史时，最常采用的做法是从现在的角度考虑过去。因为这样做，论述就变得相对容易了。例如他们将希腊城邦体系中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或者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冲突，视为美国与苏联之间冷战斗争的类似物”。此外，经常出现的情形还有，把美国的当下行为与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进行对比。再比如，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中大国之间的战争根源都是由相同因素诱发的。这种叙事导致与时间相关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就不仅将现在的国际政治简化成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舞台，还将历史上的城邦、帝国假想成了与民族国家是同质化的。这造成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难被对个案有深度了解的历史学家所接受。针对这一问题，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它将时间性放在首要位置，认为事件的时间和顺序决定着政治进程。对于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关注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顺序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塑造人类互动的多种制度中，政治参与者受到的束缚和所面临的机遇会发生演变，会推动形成不同类型的政治游戏及其规则。比如政治参与者对利害关系的理解会因时代而不同，国家所具备的实力会伴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历史制度主义者愿意关注确定时间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时间节点，这些都是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视的。考虑到历史制度的差异，我们也会发现由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和由雅典、斯巴达等城邦构成的希腊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异，不能进行简单的脱域对比;同样的道理，美国与历史上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也不能进行简单的脱域对比。 其三，对国际体系时间长度的拓展。对国际体系时间长度的拓展，重点在于对前现代国际体系的引入，也就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前的国际体系纳入国际关系思考之中。这种对前现代的引入不是历史学式的还原历史本身或重述过去，而是作为重新建构的起点，目的在于重置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在这方面，打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研究起点的叙事至关重要。在打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学者，或者更为人熟知的说法是英国学派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将“国际”关系扩展到超过5000年的历史中，将国际体系分析的起点放置在3500年前。“当时苏美尔的城邦国家在构成现在伊拉克一部分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里开始相互发生关系”，并给出结论“城邦国家构成了第一个已知的完全国际体系”。与这种观点类似，安东尼·吉登斯也曾明确指出，从欧洲历史经验来看，“国际”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形成并不先于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也不先于国家体系向全球的扩展”。当“国际”先于而不是迟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维度被展现出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根基进行的“国际”关系议程的设定就可以被重构。 其四，通过对民族国家演进中不确定性的研究，打破对民族国家核心要素的先验设定，从而丰富时间维度。现代民族国家具备的一些核心要素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假定为无须论证的存在，比如它具备的国族团结、民主架构、科层制特征等;还比如它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模式的替代者和进步模式。针对前者，查尔斯·蒂利在其一系列著述中曾指出过欧洲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不同思想的竞争性、演进的不确定性等。针对后者，亨瑞克·斯布鲁特提醒我们注意，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式主权国家、德意志汉萨同盟、意大利城邦并存，它们都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颠覆者和继承者。一些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诸如签订协议、确保协议的可维持性、确保均势，在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城邦都表现出来了，最后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综合导致法国模式胜出，后来法国模式在法国大革命后又发展成民族国家模式，这种民族国家模式才传遍全球。具体关注到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一些国家也只是披上了民族国家的外衣，部族政治等前现代因素依然对民族国家模式形成挑战，这也就证明物理时间节点上的同一性并不代表着历史进程上的同一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