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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史社会学学者，除了从时间观上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批判，解构了其现世主义假定和民族国家同质化假定，也针对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的议题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是学界的集体动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共同市场，全球化推动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以及人员跨境流动增多，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重视国家的视角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把非国家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比如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被看成是关于主权国家的第一次争论。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就较早地对国家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重点关注。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仍旧没有改变对民族国家属性的看法，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只是民族国家研究的延伸，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对跨社会联系的关注，各个国家的内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旧被看成彼此离散的单元。 历史社会学学者的目标指向之一是要打通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以实证的理由争辩说，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分化是一种现代现象。”历史社会学家指出，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分离并不符合现实，而是被人为建构的结果。换言之，这是一种叙事造就的印象，真实的国内和国际领域应该是一种内外交叠(overlapping)状态。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是联结在一起的，是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上的疏离，使对二者的研究形成了叙事上的差别。弗雷德·哈利迪指出，在没有参考一系列国际因素的情况下，不可能解释个别国家的政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际”并不是“外面的”东西。国际社会经常会通过诸如炸弹袭击、油价高涨等形式侵入国内政治的政策领域。此外，如前文所述，国际关系是先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际因素一直是重要的形塑力量。国家间竞争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原因和发展的方向，而国内资源的调动和使用则是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争衡的手段。 考虑到对国内和国际不该进行人为的叙事剥离之外，历史社会学学者还认真反思了如何认知国家的性质。这方面的反思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贡献，被称之为“第二次主权国家争论”。 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这些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之所以会被看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在对国家性质的判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发展了国家的理念，将其看成是声称控制某一特定领土的一组机制。”安东尼·吉登斯在谈写作《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宗旨时也说，目标是“将民族国家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机制模式”。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对国家的定义是基于领土的，而历史社会学对国家的定义则是基于机制的，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重要创见。 在历史社会学学者看来，不同国家的机制也并不是同质的。以斯考切波为例，在其名篇《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虽然探讨的是社会革命问题，但其在总结部分却探讨了国家的差异，认为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社会革命，“大都发生在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农业国家中，而非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且设想如果社会革命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那将是一场与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迥然不同的革命”。斯考切波本身对于革命论题的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以历史重大事件为切入点的议题将国家的差异性点了出来。 相较于斯考切波将国家理解为社会机制、强调国际机制的差异性，迈克尔·曼思考的更多。迈克尔·曼转变了传统上所认为的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状态，实现了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转变。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文版序言中，迈克尔·曼点明了自己的首要论点，“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政治权力也通过地缘政治延伸到国际领域，即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中文版前言1。在对四种权力来源的衡量中，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将军事和政治紧密绑定不同，迈克尔·曼明确将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认为许多现代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没能有效控制国家内部的军事力量，同时有些国家的安全是依靠其他大国来维护的。更进一步，迈克尔·曼又认为人类的互动是置身于四种社会权力形成的可以区分的互动网络之中的，这样又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机制取代了国家机制，将视野拓展得更宽。 当把社会也理解为机制时，社会机制与民族国家边界的关系也就进入了历史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传统分析模式中的社会边界以国家主权边界为边界，已经不再行得通。一方面，社会机制的边界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合，这方面部族主义国家为明显例证。在非洲等地区的部族主义国家，国家内部各部族的部族主义认同可以超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各个部族有自己的组织模式，部族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这成为这类国家内部治理的重要难题。另一方面，如约翰·鲁杰所说，“机制性体系未必需要固定的地理边界”。鲁杰所举的实证性例子是历史上的蒙古游牧部落。尽管这种不限定明晰地域范围的游牧部落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游牧部落活动范围已经不能突破各自民族国家边界，但鲁杰的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现在的大型跨国公司，每个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身机制的社会，它们具有历史上蒙古游牧部落的特征，并且对国际关系正产生着深远影响。 通过把国家和社会界定为机制，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可以跨越民族国家这一屏障，在一种或几种机制中建立联系，这样在认识论上也形成了复杂性思维。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些著述还尝试“解释现代世界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和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以机制入手解读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尝试。此外，以机制入手认知国际政治还可以像詹姆斯·罗西瑙等人那样把视角进一步转换。当假想同质化的民族国家之间在无政府状态中博弈时，国家的思维自然是利益思维、囚徒困境思维，但如果换成以机制性视角思考问题，以全球性机制为思考重心，就能像罗西瑙那样对“没有政府的治理”进行探讨。引入机制性思考之后，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将国际关系研究“从静态的、简易的方法引向一种更为活跃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很好地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变化的动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