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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绪五年荒地清理的问题及其后的调整 光绪五年的荒地清理多具权宜性。对于荒地清查能否顺利举办并取得成效，曾国荃在与地方官吏的往来书信中就多次表达了担忧，“如此第派委各员与地方官能否照此清理，本管府州能否悉心督率，实亦毫无把握”(58)，“能否办有成效，刻尚毫无把握”(59)。对善后措施的权宜性，曾国荃也认为善后三项事务仅“举其崖略，纵有罅隙，后来贤能当可寻绪补缀，不敢谓我辈现定章程胥可一成而弗变也”(60)。 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到任山西巡抚，此时距曾国荃所奏善后事务就绪已经两年，但山西积弊仍多。张之洞指出“公私积弊本多沿袭，前抚臣曾国荃治晋之日饥馑荐臻，专意荒政，多用权宜”，而继任巡抚葆亨“因缘为奸，坏法乱纪”，致使善后事务有所延误，后经继任卫荣光始稍整顿(61)。具体到荒地一项，清理完成两年后，山西仍有大量荒地。根据榆次、霍州、吉州、芮城、荣河等地上报，当时荒地主要面临“原报荒地数目不符，或当时查办遗漏；或以老荒混入新荒；或迫于官令，村邻社长勉强认领，而至今无人垦种完粮；或本人领到籽种徒以救饥，已领而未能开垦；或因工力过贵，已垦而旋即抛荒”(62)等问题。张之洞认为，光绪五年的荒地清理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荒地清查在不断催促中方得完成报齐，因此当时勘查其实是“上司责令委员及州县草草蒇事”。“勒限严急”的方式造成了地方的压力。例如，灵石县有因荒地清查“社长迫限畏刑，剖腹自戕”(63)。后经光绪八年查明，灵石县地粮由户头催办，按年轮充。光绪五年桃钮村有逃亡户绝遗粮二十一石，在招垦中该村纠首杨逢春等领获籽种银米承种，但是该年户头杨茂林催办钱粮时，杨逢春等逃匿不认。杨茂林遂到县控告，但未批示。户头杨茂林惧怕杨逢春等逃走后其他各户效仿，钱粮更难催办。又恰逢此时荒地清查，该县委员责令限期二十日上报，而户头杨茂林“荒地造册违限”。综合各种情形，杨茂林“恐受比责”，因而自杀(64)。虽然杨茂林自杀有多方面原因，但也可见当时荒地清查“勒限严急”。一些地方如榆次县在荒地清查结束之后仍有上报，但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因而造成“地芜民流，控诉不已”(65)。此外，清查过程中还存在“属吏迎合意指，往往以荒报熟，其实真正新荒不止所报之数，故至今纷纷呼吁，种种棘手，以后催征事体为难尚多”(66)。例如隰州、吉州就出现了“以荒报熟，钱粮无着之案”(67)。 其次，新荒地清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停征缓解开垦压力，最终获得复垦。上文提到，荒地清查办法商议中，曾有多种起征年限的建议。光绪六年三月奏请中，最终确定无主荒地自光绪五年为始停征四年，到光绪八年为满，有主荒地自光绪五年为始停征三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为满。但二者皆以光绪五年为始，不问其是否已经开垦。这造成光绪五年实际上仍未开垦的荒地，不仅未能真正获得三年或四年的停征优免，甚至到停征期满仍未能开垦(68)。 光绪八年六月，张之洞奏称当时据善后局“查开已报之有主无主荒地未垦者共一万顷有奇”，实际数目当在一万一百八十三顷六十四亩，占光绪六年所报有主无主新荒地近一半。这些荒地“缘曩年饿莩过半，流亡不归，比年虽稍稍苏息，而丁少工昂，芜深资薄，复畏赋役之累，契税之征，相率观望”。对此，张之洞主张先化无主荒地为有主。一面奏请“无论有主无主荒地，均以实在开垦之日起限三年后起征”，以解决未垦荒地的升科问题；一面“督饬善后局司道赶紧开造清册送部查核，并严饬各该州县，此等新开荒地升科以前概不得派及差徭，其实在无力者，禀明酌给牛种之资”，以此来促进荒地的尽快复垦(69)。以开垦之日作为停征年限的规定，使各地可以根据荒地的开垦情况进行优免升科。这实际上是不再对荒地复垦做硬性的时间规定，放宽了荒地开垦年限(70)。 新的调整后，未垦新荒地的问题基本解决，而光绪五年荒地清查中未能如实呈报等问题，需要新的清查。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张之洞令善后局派员与报有问题的各地方官会同查勘荒地。具体办法如下： 各属如有老荒，只可饬办清丈，查出余地设法补剂，既不至上耗国课，亦不致下累民生。其新荒地亩，若实有从前查办遗漏者，具报错混者，代认无领者，已领未垦者，既垦旋荒者，查缺情形，截清数目，即由该局议详以凭，奏恳恩施展限启征，以纾民力。合亟札饬该局立即遵照，查明各州县报荒原案。上项所开各厅州县外，如有曾经具禀者，一并查办，不得遗漏。分派委员，迅速前赴各路，会同地方官切实勘查。如实有未垦、未种新荒，如上项所指五条，准其详开书目，会禀该局汇详核办。(71) 光绪九年十二月，张之洞根据上述办法将山西新荒地亩分为奏准展缓的旧案和此次续查的新案两类奏请分别处理。具体如下： 旧案准缓之荒地，截至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止业已全垦者为浮山、岳阳、长治、襄垣、壶关、荣河、虞乡、猗氏、万泉、安邑、解州、沁州一十二州县，应查照原案停征限满，即于光绪八年、九年起照常启征。其未经开垦及尚未合垦者为阳曲、临汾、曲沃、太平、洪洞、翼城、襄陵、乡宁、吉州、介休、屯留、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永济、临晋、右玉、平鲁、夏县、平陆、芮城、垣曲、闻喜、绛县、稷山、河津、赵城、灵石、隰州、大宁、永和、辽州、榆社、沁源、忻州三十七州县，此三十七州县中之已垦新荒地亩查照原案，即于光绪八年、九年分别启征。其实在未垦有主新荒计地二千七百四十八顷二十亩零，无主新荒地计七千二十八顷八十二亩零，除此项旧案准缓之应征正耗盐税米豆谷石，自应遵照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奏事谕旨，不论有主无主，概俟实在开垦之日起展缓三年再行启征，已截清数目，开折咨送户部查核外，共新旧应缓之荒地系此次委员会同有新荒地亩之各该州县续查确实□□具报，由清源局司道核明，详请具奏。前未及查报错混项下有榆次，又吉州、榆次、岳阳、介休、芮城和顺六州县上案遗漏荒粮报四千七百五十七两五钱，介休县代认无领荒粮银八十五两，平陆县已领未垦荒粮银五十四两五钱，介休、垣曲、闻喜、芮城四县试种旋荒荒粮银二千三百八十五两八钱，芮城县自光绪十年起停征。(72) 续经查明新荒地中，具报错混项下，榆次县在光绪五年原报有主荒地90.4余顷，但光绪六年善后总局上奏写为390余顷，后经重查除去当时已垦荒地后还有荒地121.4余顷；查办遗漏项下，吉州94.46余顷，榆次县115.35余顷，岳阳县971.14余顷，介休县43.75余顷，芮城县119.78余顷，和顺县241.58余顷，六州县共遗漏未报荒地1585.4余顷；代认无领项下，介休县12.32余顷；已领未垦项下，平陆县5.22余顷；试垦旋荒项下，介休县20.63余顷，垣曲县43.28余顷，闻喜县190.35余顷，芮城县105.13余顷，四县共试垦旋荒地358.82余顷(73)。此外，对光绪六年各地新老荒地漏报与多报耗银情况上奏请免(74)。 《清实录》中所记光绪九年十二月对凤台、陵川、石楼、高平、沁州、沁源、忻州、安邑、夏县、灵石、平陆十一州县各荒地漏报耗羡租谷予以豁除，以及榆次、吉州、岳阳、介休、芮城、和顺、平陆、垣曲、闻喜九州县各荒地银谷钱粮进行缓征，即是此次荒地清理上报的结果(75)。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到任之初即表彰解州知州马丕瑶，灾后“清丈招垦精密有法，以故解州既无荒地亦无累粮，至今征收最易，官赋不亏，民力不困”(76)。他认为彻底解决灾后荒地及累粮问题，“断非清丈不可”(77)。荒地及累粮可用清丈后的正供以外余地“设法补剂”。据此，张之洞鼓励各地效仿解州清丈，并计划对实施清丈的县份暂免一年田房契税，作为清丈经费。曲沃县、阳曲县、绛州等地的土地清丈即在这一背景下展开(78)。全面清丈的主张也使光绪九年的荒地清理力度有所减弱。 光绪九年后，一些县又进行了荒地续查或更正。例如，光绪十年(1884年)，隰州知州谢洗详奉题允续经查出遗漏无主荒地三百六十七余顷(79)。翼城知县陈燕昌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荒地清查记载较为详细。翼城县位于山西省南部，是“丁戊奇荒”中受灾较为严重地区。灾后翼城县查得新荒无主之地共约二百三十余顷，新荒有主无力之田共约二百八十九余顷，共计五百二十余顷。在此之外，仍有大量荒地未能上报(80)。陈燕昌到任后曾“催科过严，杖毙数命，乡民畏惧，大起风潮，聚众控府，被撤任”。光绪十一年，陈燕昌第二次出任翼城知县后，意识到田赋拖欠确实是因为荒地太多造成。因此，“将所有荒地传谕各乡花户按名造具鱼鳞册”，展开荒地清查(81)。民国《翼城县志》中的光绪十一年《新老各色荒地粮银表》是根据此次荒地清查形成的鱼鳞册，按照全县二十里整理而来。此次荒地清查查出新老荒地共计一千五百四十四余顷(82)。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巡抚刚毅又奏请豁免停征灵石县、太原县、沁源县漏报老荒地，永济县漏报新荒地及隰州、大宁县漏未请停之随荒地土盐税银等项(8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又奏请豁免“丁戊奇荒”后吉州误报为新荒的水冲沙积被碱老荒地二百三十余顷(84)。 整体来看，光绪五年到六年的灾后荒地清查整理由于时间紧迫，勒限严急，造成了荒地上报不实、升科年限处理不当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光绪八年停征期满以后逐渐凸显出来。对此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此后，各地又根据情况进行了局部整理。至此，灾后山西省荒地数字基本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