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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余年的文学编辑生活里，围绕文学和作品，《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编辑家张守仁和作家们接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情谊深厚。如在与汪曾祺先生的交集中，他感受到的是一颗赤诚谐趣的纯粹文人心。 1 在我多年的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邓拓、孙犁、汪曾祺。 阎纲兄是资深老编辑，春节期间我向他祝贺乙酉新年吉祥时谈起这种职业经历，他对我说，他编叶圣陶、老舍的稿子，也是这样的感受。 自从拜读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后，我多次央请汪老给《十月》写稿。我发现，就是萝卜白菜，他也写得异常精彩。我曾编发过他的一篇散文《萝卜》。他从从容容，娓娓道来，谈及高邮家乡的杨花萝卜、萝卜丝饼如何好吃。说北京人用小萝卜片汆羊肉汤，味道如何鲜美。他说一位台湾地区的女作家访问他，他亲自下厨，给她端出一道干贝炖萝卜，吃得她赞不绝口。说天津人吃萝卜要喝热茶，这是当地风俗。写到四川沙汀的小说《淘金记》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萝卜，吃得一家人脸上油光发亮。还提到爱伦堡小说里写几个艺术家吃萝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别有风味。还写到他在美国爱荷华中心附近韩国人开的菜铺里买到几个“心里美”萝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开嘎嘣脆的“心里美”差远了。他随随便便地写下去，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读到“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煮熟蘸酱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遗憾，嫌它太短了。读完了，欣赏完了，也就编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顿的享受。 其实，在旅游途中或到外地讲学或开笔会，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无拘无束神聊，更来劲。 记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们在冯牧率领下，组团去云南采风。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参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脱衣就寝。汪先生靠在床栏上神秘又得意地对我说，他写过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说他爱吃苏北家乡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羊（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和汽锅鸡。他吃过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丝）、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作“夹馅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和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入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话说到这里，老人家更来了兴致，坐直了身子告诉我，他有一次细看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想瞅清画面案几上的碗碟里放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镜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颜色鲜红，似乎是摆着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许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览《东京梦华录》等著作，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他仔细研究过元朝菜谱《饮膳正要》。他还考察过天坛祈年殿里每个皇帝神位前案桌上的祭器里摆放的黍、稷、稻、粱、蔬菜、肉类、酒类、瓜果等供品，从而研究明、清皇帝们的食谱…… 2 汪先生对于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有创造，是个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说他老师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衣文化、服饰文化的权威，那么汪曾祺无疑是一流的食文化专家。 有一年我在《十月》上给汪老签发过一个短篇小说《露水》，才三千多字。写的是从高邮到扬州往返行驶的运河轮船上两个艺人做露水夫妻卖艺的底层生活。从小说看，汪先生对小曲、唱词、胡琴、通俗节目、苏北一带平民百姓的习俗相当熟悉。语言干净得像用水洗过似的。读了以后，如含橄榄，余味悠长。 汪老一辈子重视民间文化。他当过《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的编辑，与酷爱民间文艺的赵树理共事过，整理过评书《程咬金卖柴筢》，写过关于民歌的论文《读民歌札记》。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我和民间文学》中告诫青年作家：“我认为，一个作家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他的小说都是以平淡的文风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方面，他继承了“五四”前后平民文学的思潮，将目光转向绝大多数民众，就是实践一种走向民间的布衣精神。他的众多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的能工巧匠以及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命运悲惨的妇女，对他们表示出一种同情、善良、温婉的情怀。 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乡讲学，因他喜跟我聊天，又让我跟他同住在一起。讲学后傍晚出去散步，我看见湖边青郁浓密的芦苇荡，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特别欣赏，铭记不忘。汪先生手里夹着一支烟，凑到嘴边吸了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这样一讲，更使我吃了一惊。我说：“没有诗词修养、旧学功夫，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样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宽阔的湖面，回忆着遥远的童年，说：我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特别宠爱我。从小就督促我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他亲自给我讲《论语》，叫我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呢。”我小学高年级、初中写的作文，老是被老师批“甲上”，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我十三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老爷子见我有了长进，就赠我他收藏的几本名贵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这时候，夕阳西下，晚霞染天，映照得湖面、芦苇都红了，连汪老原本黧黑的额头也红了。我说：“您祖父宠爱您，得到了他严格的言传身教。”汪先生说：“我父亲汪菊生也多才多艺。”走回宾馆的路上，汪老怀念起他的父亲来了。他说：“我父亲汪菊生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胡琴拉得很好。我在小学演戏时，还叫父亲去给我们伴奏呢。我父亲手很巧，会糊风筝，会扎荷花灯。早年在南京读中学时，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校足球队踢过后卫，做过撑竿跳高选手，并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母亲杨氏得肺病去世，那年我才三岁。母亲死后父亲用各种色纸亲手给亡母做冥衣。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衣服做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辨出羊皮、狐皮。我父亲还喜画画。画友中有一个铁桥和尚，是高邮善因寺的方丈。父亲画过一阵工笔花卉，用笔似乎仿效吴昌硕……” 我想：汪曾祺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 3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我和汪老多年接触中，发觉他嗜酒嗜烟。我对他日常生活爱好的概括是：“每饭不离酒，香烟常在手。” 汪先生爱喝酒。他十几岁就和父亲对坐饮酒。父亲抽烟时拿出两支，一支给儿子，一支给自己，真可谓“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一年在泰山笔会上，他写字赠送给东道主，请与会者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他说只有喝了酒，字才写得好。叶梦听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写一幅字。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因此叶梦认为，汪老的字里，飘着浓浓的酒香。 那次到云南旅游采风，不论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并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鉴别酒的产地和质量。一瓶威士忌端上来，他尝一尝，就能品出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产品。到了玉溪卷烟厂，攀登红塔山时，汪先生崴了脚，从此脚上敷了草药，缠裹了绷带，拄杖跛行。于是我搀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间，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缠着纱布的脚上，“足饮”起来。我感到纳闷，问他：“您为什么不仅嘴喝，还让脚喝呢？”他笑道：“这样可以杀菌。” 汪先生的喝酒史上，有一桩轶事：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西南联大，他喝得烂醉，像个醉汉似的，昏坐在路边。沈从文那天晚上从一地方演讲回来，看见前边有个人影，以为是个从沦陷区来的难民，生了病，不能动弹。走近一看，原来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喝醉了。他连忙叫了两个学生搀扶着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处，给汪曾祺灌了好多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小说、散文写得好，诗、书、画亦佳，是个修养深厚的文人。 在联大，汪曾祺特爱听闻一多讲《楚辞》和唐诗。闻一多以魏晋人王孝伯语“痛饮酒、熟读《楚辞》，乃可为名士”作开篇。汪曾祺是否受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呢？醉酒路旁是一种失态，我不好意思问他。 我记得游星云湖、抚仙湖那天晚上，汪先生喝了酒，面色红紫，容光焕发，呈微醺状。额上的皱纹也就展开了，谈话就多起来了。高洪波、李林栋、李迪、高伟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间里听汪曾祺聊文学创作。汪先生说，早年他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在打字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打字员急得团团转。他安慰她，叫她放心，坐在打字机旁，从该场戏第一个字一直背到最后一个字。之所以能背，他说是由于文章有内在的韵律。他对在座的年轻作家们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精确语言描写生活现象。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单看见一辆宣传交通安全的车子，听到车上喇叭里说：“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这句话不能增减一字。西四一个家具店，有修理棕床、出售椅子的业务。营业员在店前写道：“本店修理旧棕床、出售新椅子。”只加了“新”“旧”二字，就增添了文学意味…… 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邀请作演讲，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语言的重视。汪先生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语言。在他的小说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燃烧着。”“马儿严肃地咀嚼着草料。”他觉得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还认为不能把语言和思想内容剥离开，语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样，从果肉内容上剥下来。 在我看来，汪曾祺除了大学时代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现代派文学有过某种短暂的心仪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诗里就说过：“有何思想？实近儒家。”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你从他的许多小说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佛学也颇有研究。 因此可以说，儒、释、道文化是汪曾祺思想血脉的三个源头。像汪曾祺这种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爱的老头儿，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西南联大那样特别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这是中国文坛的遗憾，但这是属于历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名作家记》张守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