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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吐鲁番文书所见单称后名 吐鲁番文书所见“双名单称”中的单称后名，也无疑是从中原承袭而来。《魏书·宣武帝纪》永平元年十二月癸亥条：“中山王英破(萧)衍将于楚城，擒(萧)衍宁朔将军张疑等。”“校勘记”云：“(同书)卷一九下《南安王桢附元英传》‘张疑’作‘张道凝’，又称‘斩道凝’。这里‘疑’当作‘凝’，双名单称。”(30)王素先生也曾以《南齐书·扶南国传》的“范师蔓”，《梁书·扶南国传》《南史·夷貊传》等均单称“范蔓”；梁著名画家张僧繇，《梁书·扶南国传》《南史·夷貊传》《册府》卷八六九等均单称“张繇”，等等为例，指出：“这种‘双名单称’的情况，南北各史大致都有。”(31)这些都是单称后名的例子。 吐鲁番文书所见“双名单称”，单称后名出现较多，应与前名多作“辈字”，可以忽略不计有关。 吐鲁番2006年征集文书第一件《北凉承平(？)七年八月三日高昌郡仓曹掾杜顼符为宋平差遣事》中有“宋平”，第四件《北凉高昌某人启为宋万平息、廉和谦息替代事》中有“宋万平”，第一件文书题解称：“‘宋平’应即第四件文书中‘宋万平’之双名单称。”这两件文书关系近密，称“宋平”为“宋万平”之“双名单称”，应该没有问题。而同年征集文书第七件《北凉高昌计赀出献丝帐》中亦有“宋平”，尽管该文书与前揭两件文书也有一定关系，但题解没有称该“宋平”亦为“宋万平”之“双名单称”。(32)说明整理者的态度是审慎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和《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七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中都有“通事令史麹庆儒”。(33)这两件文书出自同一墓葬，性质相同，内容一样，其中“通事令史麹庆儒”为同一人自无疑问。而阿斯塔那152号墓出土《高昌延昌三十四年(594)吕浮图乞贸葡萄园辞》中有“通□令史麹儒”。(34)其中缺字可据麹氏高昌中央官制补一“事”。(35)即此“麹儒”任官与前二“麹庆儒”完全相同。此外，该文书时间与前两件文书亦非常接近。因此，判断“麹儒”为前二“麹庆儒”的单称后名，应该没有问题。 吐鲁番阿斯塔那209号墓出土《唐贞观(627-649)年间西州高昌县勘问梁延台、雷陇贵婚娶纠纷案卷》中有“梁台”“[梁]延台”和“雷陇”“雷陇贵”。(36)该案卷属于法律文件，当事人主要就是梁延台、雷陇贵，因而“梁台”即“[梁]延台”，“雷陇”即“雷陇贵”，固无疑问。但法律文件务求简省，其“双名单称”，是否与“二名不偏讳”有关，具体问题还须具体解说。尤其“梁台”即“[梁]延台”属于单称后名，而“雷陇”即“雷陇贵”属于单称前名，同一案卷，为何“双名单称”会有单称前名与单称后名的不同？我怀疑：“雷陇贵”单称“雷陇”，是因为“贵”过于常用，单称容易重名；而“陇”属地名，不是“辈字”，单称不易混淆。而“[梁]延台”单称“梁台”，是因为“延”是“辈字”，阿斯塔那221号墓出土《唐佃人梁延憙等田亩簿》中即有“梁延憙”，(37)单称“延”容易混淆，单称“台”就无此虞。 吐鲁番木纳尔102号墓出土《唐永徽四年(653)八月安西都护府史孟贞等牒为勘印事》(四)中有“参军判仓曹麹积”；2006年征集文书第三十四件《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第6、7行有“参□□(军判)户曹事麹善积”。前件文书题解称“麹积(即麹善积)”又见后件文书。(38)意谓“麹积”为“麹善积”的“双名单称”。这两件文书性质与时间均甚接近，判断“麹积”为“麹善积”的单称后名，应该没有问题。 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武周天授二年(691)安昌城知水李申相辩辞》《武周天授二年(691)李申相辩辞》《武周天授二年(691)康进感辩辞》《武周天授二年(691)安昌合城老人等牒为勘问主簿职田虚实事》四件文书中均有“主簿高祯”。同墓出土《武周天授二年(691)老人王嘿子等牒为申报主簿高元祯职田事》中有两行释文为： 3 主簿高元祯，东南渠职田一段四亩东渠 西道 南王海 北孔定 旧佃人王嘿子 4 右主簿高祯，今见唯种职田四亩，自余更无种处，如(39) 这五件文书均为同墓出土，又均为同年所写，关系近密固无疑问。特别是第五件，前称“主簿高元祯”，后称“右主簿高祯”，显示二者为同一人。而阿斯塔那214号墓出土《武周君海辩辞为高祯南平职田事》中亦有“高祯”，题解云：“(本件)所述高祯在南平种职田事，又见于阿斯塔那230号墓武周天授二年案卷。本件疑原出该墓，后混入本墓。”(40)但由于本件“高祯”前面残缺，是否主簿不明。《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便将本件“高祯”单出一条，而将前揭“主簿高祯”和“主簿高元祯”出二条：一条为“高元祯(主簿)”，一条为“高祯(主簿高元祯)”，说明“主簿高祯”是“主簿高元祯”的单称后名。(41) 吐鲁番阿斯塔那607号墓出土《唐神龙二年(706)七月西州史某牒为长安三年(703)七至十二月军粮破除、见在事》中有三行释文为： 31 八十九石三斗九升九合粟，历元年官人职田苜蓿地子，征马成。 34 三石五斗七合，前兵曹郑为天元年地子，征马定成。 35 四石五斗四合六勺，前法曹姚温天元年地子，征马成。(42) 其中“马成”二见，“马定成”一见，二者无疑为一人。“马成”是“马定成”的单称后名亦固无疑问。 吐鲁番阿斯塔那518号墓出土《唐神龙二年(706)史鄯住则牒为具衙参人姓名事》中有“氾知让”和“鄯住则”。同墓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中亦有“氾知让”，又屡见“氾让”和“鄯则”，题解谓“氾知让”和“鄯则”见于前件文书，(43)没有提到“氾让”，是因为认定“氾让”即“氾知让”，既已提到“氾知让”，就无须再提“氾让”。显然，整理者已判断“氾让”和“鄯则”就是“氾知让”和“鄯住则”的单称后名。 吐鲁番阿斯塔那239号墓出土《唐景龙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龙四年(710)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第68行有“匡君感”、第69行有“匡感”。(44)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第31行有“唐益谦”、第39行有“唐谦”，第41行有“薛光泚”、第82行有“薛泚”。(45)又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第54行有“麹嘉琰”、第56行有“麹琰”，第132行有“王奉仙”、第135行有“王仙”，第137行既有“张思忠”、又二见“张忠”，第141行有“任元祥”、第142行有“任祥”。(46)诸如此类甚多。(47)显然，“匡感”“唐谦”“薛泚”“麹琰”“王仙”“张忠”“任祥”分别都是“匡君感”“唐益谦”“薛光泚”“麹嘉琰”“王奉仙”“张思忠”“任元祥”的单称后名。 综上所述，可知吐鲁番文书所见“双名单称”，单称后名远较单称前名为多。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单称后名，都能准确判断。譬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李操领钱抄》中有“张生”。该文书原无纪年，题解称其中“赵申君”又见同墓出土《唐垂拱二年(686)西州高昌县征钱名籍》，(48)即含蓄认为这两件文书的年代大致相当。而吐鲁番木纳尔102号墓出土《唐麟德二年(665)西州高昌县付龙朔三年(663)、二年柴抄》中有“张申生”。该文书虽与前揭《唐垂拱二年西州高昌县征钱名籍》相差二十余年，但据题解称其中“张海仁”又见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武周载初元年(689)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七)，(49)可知实际上该文书的年代与前揭《唐西州高昌县李操领钱抄》大致相当。这样，“张生”与“张申生”就属于同时代人，又都出现在唐西州高昌县的“抄”类文书中，很可能“张生”就是“张申生”的单称后名。但由于《唐西州高昌县李操领钱抄》与《唐麟德二年西州高昌县付龙朔三年、二年柴抄》两件文书并非同一墓葬出土，“张生”与“张申生”也很难说就一定存在联系，整理者出于谨慎，并未在题解中对二人关系作出任何提示，这种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王素先生在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所撰《后记》中举例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里正氾欢伯一见，氾欢伯三见，氾欢□一见，欢伯二见，根据有关材料，可以断定均为一人，氾欢□所缺是伯字，欢伯前缺是氾姓。但考虑到《文书》实际存在许多同姓名人的情况，由于资料彼此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很难确定姓名为氾欢伯的都是同一个人，不得不根据身份和形式，分出四条：里正氾欢伯为一条，氾欢伯为一条，氾欢□为一条，欢伯为一条。(50)可见对于《文书》所见同姓名人是否为同一人的鉴别需要谨慎。而对于“双名单称”的鉴别，情况可能更加复杂，那就需要更加谨慎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