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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物在其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媒介和角色。研究者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区域社会体系的复杂关联性以及物流动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因而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人们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一研究取向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西南地区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独特的个案分析样本，而且赋予了理解和诠释西南区域社会变迁逻辑、机制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范式，凸显出历史书写和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及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物的流动；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西南研究 作者简介：尹建东，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薇薇，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云南 昆明，650500）。 一、引论：物及其社会性流动的人类学研究 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表现形式的物及其社会性流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与特定人群共同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始终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且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和知识谱系。就学术史而言，人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界定、描述和阐释的历史。比如“早期的进化论者直接将物的演变与社会进化同置一畴，并将人加诸于物的因素、程度和类型视为文明‘高/低’的一种标识”。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学在对早期进化论将无文字社会的物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并以之构筑人类社会演进图式的反思中，愈来愈重视对物的文化符号、分类体系、社会功能以及社会过程意义的阐释。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其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从功能论的“互惠原则”出发，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库拉”交换体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库拉宝物”的交换与流动，不仅与当地土著人的声望、权力、地位相关，而且还与神话、巫术和仪式等超现实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库拉巫术体系。莫斯（Marcel Mauss）则通过分析物在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中的交换与流动过程，强调了人与物的“混融”状态，即物融合了人们道德、习俗、信仰和感情，以非商品的形式在社会空间中的流动，认为由此形成的“混融”的观念，是主导古式社会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看法与莫斯不同，他从物的无意识结构分析了人和物的关系，认为人和物之间有一种逻辑等价关系。因此，物的分类不是由社会规则所决定的，人类心智的二元结构才是最终决定物的分类结构的基础。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则是从物的实践视角出发，将物的分类体系与文化体系相连接，认为文化秩序决定着人们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实践，文化象征体系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物品的价值。 上述人类学家的经典论述，主要是以“简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基础展开的。当人类学的视野转向复杂社会时，有关物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先作为社会演进标识与象征、分类的物，转向对物交换背后的人、社会、文化体系乃至物的心性与人观的研究，特别是强调物所表达的跨文化中的政治、权力与表述之间的关系。如美国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不仅将研究的主题集中在人和物的关系上，而且将商品看作物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探讨物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流动过程中的角色转折，以及人们如何通过物的交换所建构出的文化内涵。在该书导论中，阿帕杜莱明确指出：“商品，如人一样，都拥有社会生命”，并且认为：“经济交换产生价值，价值体现在物品的交换之中。物的交换不仅仅表现在功能和形式上，还包括连接交换和价值的广义上的政治。”相对于前人的研究，阿帕杜莱的主张更具文化主义的物质观念色彩，他试图以一种“方法论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来重新看待物的研究，将视野聚焦于物自身，进而复兴一种物的人类学。 在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对“物的流动”的研究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人类学家虽然对某些物质（如玉米、马铃薯、食盐等）在不同区域之间传播、影响的关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主要的学术路径还是以“物的民族志”方式来讨论物在流动过程中物与人的关系，以及物的文化意义的生成。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研究者更加注重对“物质文化与世界过程”的探讨，因而将物及其社会性流动的认识，置于更大的、相互交织的时空背景当中，以寻求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转化”过程。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埃里科·沃尔夫（ Eric.R.Wolf ）曾指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世界各地群体始终生活在相互的联系与互动之中，封闭、自足的体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不存在，甚至在1400年以前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对诸如香料、茶叶、咖啡、可可、糖等在欧洲乃至全球的传播过程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沃尔夫这一富有创建性的论点作了注脚。之后，西敏司（Sidney W. Mintz ）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进一步展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糖如何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传播，并被西方世界接受、使用而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文化和社会过程。他着重说明了18世纪以来，英国人糖消费急剧增长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一方面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可分割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透过糖流动过程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来体现的。 西方人类学界有关物的研究范式及其理论阐释，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外人类学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特别是“物的文化史”的研究。美国学者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就将中国的蔗糖生产史置于全球视野下，从长期的经济变化中考察了清代以来蔗糖产业、国内与国际贸易、生产技术，以及蔗糖消费的历史。通过比较研究，将晚清中华帝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并且对区域经济史进行了重新解构。王铭铭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香”“茶”“糖”“槟榔”与“咖啡”“水”“冥币”等物作为考察对象，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究这些物质的文化“谱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传播、交流和变迁。着重说明物的流动、传播古已有之，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专利。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了某些具有“文化本土主义”色彩的物质，是如何在近代以来进入“世界体系”交往时代的。赵旭东同样从“物的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了产于西亚波斯的“纳石失”（一种金丝织成的纺织品）13世纪以来在蒙古人上层社会中流行的历程。“纳石失”作为蒙元帝国时代的一种物品，不单单是一种用来制作服饰的布料，它本身还体现了其极尽奢华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支配。“纳石失”的流动，代表了一种权力及政治合法性的传递，通过这种特殊奢侈品的生产、掠夺、占有以及消费，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得以型塑。 总之，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领域，各个时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物及其社会性流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由于“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里，对客观物质的研究除了侧重于物质性（materiality），即包括人类的物化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还包括物质形态、意义和理解的主观性”。因此，人类学家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其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则主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指向和长时段的文明史视角。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物的流动中建构出理解区域社会体系复杂关联的动态图景：一方面关注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通过物、人、社会、文化在历史时空中的多元互动关系，再现特定地域、族群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关注物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命运”流转——探讨物在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流动过程中的生命历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因此，上述研究不仅提供了各具特色的个案分析样本，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物的研究既是切入中国区域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我们进一步反思西南区域文化及其历史叙事不可或缺的物质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