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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一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总结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多注重于他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研究中对中国民族系统分类的贡献，也有人注意到他在民族史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常规的纯历史学的方法。这些文章多载于纪念林惠祥的论文集上，如陈支平主编的《林惠祥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论文集》，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的《纪念林惠祥文集》等。黄向春《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研究述评》综合分析并评价了林惠祥先生的民族史研究，并指出了林惠祥先生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倾向；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将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三者的《中国民族史》加以对比，研究了三本《中国民族史》的结构、分期、资料等方面的特点；文婷《民族平等与国家统一——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论其民族思想》认为林惠祥主张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王东《略谈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的构建——以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为中心》认为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构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新型框架。 以上论述为总结林惠祥先生的学术思想有重要意义。本文则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总结林惠祥先生对民族史学科的诠释。 一、林惠祥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学派” 1926年，蔡元培发表《论民族学》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先驱，“对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国民族学一产生，就出现了诸多学派，影响较大的是“功能学派”和“历史学派”。 中国民族学“历史学派”的出现除了与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有关外，还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关。自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历代史籍都有有关民族的记载，为中国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汉文资料，这成为中国民族学有别于其他国家民族学之处。于是，随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田野调査资料的积累，在诸多学者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民族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用中国传统的持中、中庸方法调和西方不同民族学学派的差异，对文史功底的治学的传统较为重视。这就是中国民族学界出现的将美国的文化进化论学派与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以后形成的“中国历史学派”。[2] “历史学派”不仅以历史的方法对各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和整理，而且注重引用和研究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强调运用民族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揭示中国的材料，解决中华文化的历史难题。[3]实际上，“不论是深受功能主义学派影响的人类学家，还是接受美国历史特殊论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都不排斥‘历史’的视野”。[4]在他们的眼中，民族学学科的地位和研究目的本身就是看重历史学的，他们把民族学和历史学联系在一起。他们受过正规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一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方面重视史学研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扩大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范围。[5] 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的民族思想也传入中国，动摇了中国以华夏为中心的族群观，促使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就与此有关，且经历了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再发展为国家民族的转变。[6]毛泽东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来阐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重视，而且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研究高潮，集中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边疆民族的介绍上。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序论》（1935)、郑德坤的《中国民族的研究》（1936)、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及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等都受了国家民族思想的影响，试图构建民族国家；在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支持下，中央研究院人员深人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做了民族学调査，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大量介绍边疆民族的著作；学者们致力于向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介绍国内各民族及其文化，唤起人们对民族问题的注意。他们对构建中华国族和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民族学一传入中国就与中国的政治有关。 作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也受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王建民教授将其归入中国早期民族学的“历史学派”是与林惠祥先生的教育经历分不开的。 林惠祥，1901年出生，读过私塾，入过福州东瀛学堂，自修过古文，在私塾学过英语，读过教会学校，到日本留过学。1922年人厦门大学由徐声金、林幽等执教的社会学系。大约从三年级开始，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1926年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后，到菲律宾大学研究生院留学，师从美国拜耶教授做人类学研究工作。当时美国的人类学继承了19世纪对人类进行整体研究的概念，其人类学不仅是文化人类学，并继续涵盖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拜耶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人类学和考古学，在菲律宾大学讲授当时美国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和准则，将重点放在人体测量学方面。因此，林惠祥学到的课程也是美国学派的，带有美国特色。[6]因此，“在中国历史学派中，最接近美国历史具体论的学者是林惠祥”。[7]可见他受美国学派之影响甚深。 林惠祥毕业回国后，受到官方聘请。蔡元培委任他担任大学院的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设民族学组，林惠祥为该组助理员，并受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化名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他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演讲员，参加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轮流演讲。 从林惠祥的经历来看，他不但接受了美国式的人类学、考古学教育，还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教育。在他工作期间，还受过官方聘请，代表官方参加学术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经历，林惠祥先生对中国民族史学有特殊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