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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先声 20世纪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各有特点。马戎教授比较三本《中国民族史》时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和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都大量引用古代文献中有关民族的记载，只是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同，王桐龄采用的是有关民族融合的资料并汇集成表格，而吕思勉则在其评论中穿插古代文献中有关各族的记载。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则带有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风格，参考并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资料也超出了王、吕，还引用了国内外的调査资料。[22] 三本部《中国民族史》的差异反映了三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吕思勉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23]王桐龄则“长于考据”。[24]其他民族史著述者如缪凤林（著《中国民族史序论》）“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25]郑德坤（著《中国民族的研究》）则“对研究中国古物产生浓厚兴趣”而专攻考古学,[26]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主要从事教育事业[27]等。他们都没有经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而那些具有扎实人类学素养的学者所做的民族史研究就显得独树一帜，其价值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史研究本身。[28] 所谓“具有扎实人类学素养的学者”就包括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学派”。所谓“其价值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史研究本身”，也包括“历史学派”在研究民族问题上的方法的创新。他们研究民族史，不但利用了中国传统的史学资料和方法，而且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都有借鉴，这就是他们独树一帜之处。林惠祥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民族史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在方法上多有互相借鉴之处。“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他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综合研究方法。”[29]这种多学科的方法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民族学界的潮流之一。1949年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学术界才引起重视。 1960年，台湾治先秦史的杨希枚教授著文论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认为未来中国史学，尤其是古史学的研究，应采取人类学发展的途径，或至少应参考人类学的研究。他致力于介绍西方人类学的著作，引起了中国大陆学界的重视。[30]1982年，费孝通在昆明西南民族学研究座谈会上指出，“民族研究一定要把考古、历史、语言、社会调査结合起来”，[31]倡导民族研究要综合利用多学科的方法。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获得新生，西方人类学理论被引进，在学术界影响日益扩大。[32] 如果以现在学术界大多数接受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来看，林惠祥先生提出的一些理论还不是很完善，但他的确在探索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方面做出了努力，他的民族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33]更多地关注民族整体历史的研究；他的中国民族史涵盖了体质人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在具体应用上也强调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互为参考。这便是林惠祥先生对中国民族史学的阐释。可见，20世纪早期民族学在中国产生之后，中国民族学者就有很好的研究，并很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其中被称为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学派”已经有所注意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在叙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以及在中国的实践时，他们应该有不可缺少的地位。 按：作者罗勇，男，1981年出生，四川威远人，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近年关注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与西南边疆社会变迁。原文载《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9—567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