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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政策具有“主体多样”性。语言政策的“主体性”，主要依据《宪法》第四条的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语言政策的“多样性”，主要依据《宪法》第三条的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宪法》中的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就构成了中国语言政策的总原则。 中国“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语言政策的产生期。这一时期，语言政策的“主体性”表现为国家实行文字改革政策，提出“整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务；语言政策的“多样性”表现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 国家自上而下大规模地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旨在践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原则，协调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文化。这是几千年一遇的政府行为，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来分析。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形式或类型，主要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字母和正字法的具体设计，主要由语言学家来完成。 第二时期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是语言政策的恢复期。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于1986年召开，明确提出了“三化”的任务，即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这标志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实现转型，从初期的文字改革，转向新时期的“三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纲领主要体现在1991年印发的32号文件中。①该文件提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继续在各个领域中使用，特别提出了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的新任务。信息化时代需要解决语言文字输入计算机的问题，这就要求语言文字本身更规范、更标准，更有利于计算机能够高效、快捷、智能地处理语言文字信息。 第三时期从2000年至今。2000年，在当时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意义十分重大。该法把普通话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把简化汉字定为国家规范文字。这对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有很大作用。2011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凸显了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2015年，国家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旨在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记录、整理和存储各民族的语言，包括濒危语言、汉语方言和口头语言文化。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投入资金最高、参与人员最多的语言记录保存与展示类项目。 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关注的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与语言文字本身相关的宏观及微观问题，逐渐开始关注一些与国家相关、与语言文字功能相关的问题，开始主动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语言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推广普通话与脱贫攻坚问题、语言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语言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传播问题、语言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等等，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焦点或亮点。这些问题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关，同时也涉及一些微观层面，譬如，家庭语言使用与民族语言传承、企业语言规划与企业经济效益等论题。 2018年，郝时远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谈的是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二者辩证统一，并不矛盾。“‘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引领着大家庭的共同性，其中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责任，学好普通话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求，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互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难以形成认同。作为多元一体大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互敬互助、团结共事，都需要语言的交流，学习学好普通话是实现和保障这种交流的必由之路”。② 这篇文章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或许也是语言学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就是语言研究、学术创新要结合国家的需要，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个学科范式的增长点往往是以往研究的盲点或弱点，语言战略研究很可能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研究，一方面，倾全国语言学家之力，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5年来，调查记录任务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社会和学科都在呼唤开展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 从研究传统和实践来看，以往语言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注重继承乾嘉学派的传统，讲究实证，可以大胆假设，但须小心求证；多摆事实，少讲道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种研究范式十分重要，但也存在不足，表现为语言政策论著往往会材料堆砌有余，理论分析不足，有点像大事记，虽然可以提供一些材料，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学术影响。 今后要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发展、提高语言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展示丰富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不能总是做实证性材料积累，还要不断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做一些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工作，这样才能使语言学科彻底摆脱目前所处的学科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①即1991年6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 ②郝时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