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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族别与综合研究并进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激进的文化与政治实践超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际，造成了共产主义试验阶段性的失败，从而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与其他文化建设陷于停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的转型。 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一度中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得以恢复，相应在文学界与学术界展开的各项举措包括：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是贾芝，继任为王平凡，再接任为刘魁立）；一九八○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一九八一年，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民委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国家级文学期刊《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一九八四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了少数民族作家班；一九八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刊。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国家主导性话语在其中显示了强韧的延续性，如同玛拉沁夫所言：“少数民族新文学从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显示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未间断的多民族中国形象，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要建构的国家文化形象，而这在八十年代依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可以看到随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建设，少数民族文学逐渐从“民间文学”到“民族文学”，摆脱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束缚，开始谋求自己的学科主体性。具体体现为民族高校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逐级推进，中央级的中央民族大学，地区级的民族大学包括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学院、北方民族大学，省级高等学校包括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四川民族学院等，分别利用各自地缘与语言优势，开设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课程，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一些之前不被重视的民族文学研究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一学科还辐射到地方其他院校如广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学院、宁夏大学，甚至在一些原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综合性院校如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也陆续出现了相关的专业和研究人员。 从五十年代肇端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与文学概况的书写重新接续起来，并且从族别文学史的单一走向转向综合整体研究。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召开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广东、湖南、福建等省区的代表，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代表，交流了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各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工作的情况、经验与问题，修订与落实今后的工作计划。一九八○年，色道尔吉的《蒙古族文学概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吴重阳与陶立璠编《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相继问世。一九八一年，《蒙古族文学简史》《苗族文学史》先后出版。一九八二年，《壮族文学概论》《朝鲜族文学艺术概观》《仫佬族毛南族京族文学概况》《蒙古文学概要》（蒙文版）相继出版，王沂暖、唐景福合著《藏族文学史略》开始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连载。一九八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接手文学研究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及文学概况的任务，七月，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出版，这是综合性概况书写的开端。该书包含了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民族的文学成就，“就像为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各开一个文学创作展览馆”。同年，《傣族诗歌发展初探》《白族文学史》（修订版）、《布依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等也陆续出版。 此类文学史编写工作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年在中央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持下达到高潮。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中宣通〈1984〉7号），指出“六五”期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上面”。当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丛书”的计划。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的通知》。一九八六年十至十一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一九八六-一九九○）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被列为重点项目，由刘魁立、邓敏文主持。同月，既一九六一年会议之后时隔二十五年，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主持召开。一九八八年二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评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评审工作会议，委员会包括刘魁立、马学良、王平凡、邓绍基、邓敏文、刘宾、李赞绪、田兵、关纪新、贾芝、徐昌汉、拉布坦、樊骏等人。这套丛书工作旷日持久，到一九九三年，分别在北京、云南、陕西、四川、广西、新疆召开了十四次评审工作会议，先后对纳西、布依、黎、普米、毛南、拉祜、基诺、布朗、阿昌、珞巴、羌、赫哲、京、仫佬、乌孜别克、塔吉克、鄂伦春、蒙古、满、保安、东乡等二十二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进行了评审。如果从一九五八年算起，这是一个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学术工程，尽管中间因为种种原因中断多年，其编写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调整，但国家文化宏观规划保持了其连续性和一贯性。如果对比彼时在主流文学史评价和书写领域中已经悄然兴起的，以人道主义话语替代革命与阶级斗争话语的模式转型，这种连贯性就尤为醒目。 一九九二年，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可以说是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从单一族别文学史到综合性整合研究的尝试。尽管这套文学史还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历史阶段分期，并且所用材料多为民间文学，但它已经有意识地对过往文学史与文学概况书写进行总结，也预示了新一个阶段即“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范式的来临。这个渐变的过程暗示了一种比较立场的介入，也即走出了孤立的、封闭的族内人视角，而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置入到中国的各族群彼此交往、相互融合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加以观照。单一族别文学史的视角其实是摹仿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形式，从文类到叙事逻辑、从分期到重点作家作品，从史观到文学观都属于一种迟到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根底里是移植了民族主义话语模式，要塑造某个族群主体连绵不绝、赓续不断的文学承传流变脉络，因而就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整体性文学史构造而言，未能形成有力支撑，不利于形成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交流互动的场景。比较文学视角的切入，带来了转变的可能。一九八九年，季羡林从本土文学实际出发说过：“西方一些比较文学家说什么比较文学只能在国与国之间才能进行，这种说法对欧洲也许不无意义。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它无疑只是一种教条，我们绝对不能使用。我们不但要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而且我们还要在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比较文学活动”。这是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角度着眼的表述，就文学实际而言，由于地理的接近、历史与现实中的交流甚至血缘上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域外他民族文化文学的比较是切实可行的命题。当然，早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理论的自觉，停留于罗列材料、简单类比的层面。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此类比较研究的综合之作，分别就少数民族的神话、民歌、民间传说与故事、民间叙事长诗、作家文学五个方面进行了国内和域外的比较。 八十年代整体语境是以现代化为底色的新启蒙主义占据思想主流位置，学术话语重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路，取得了在观念上的启蒙“态度一致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谓亦步亦趋。在“新时期”之前，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较少，直到此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些新兴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带动了作品批评与研究的兴起，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也激发了对一些少数族裔出身的现代文学作家从族群文化和民族心理视角的再研究，比如关纪新从满族文化角度进行的老舍研究，以及许多论者从苗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沈从文研究等。 不过，现场批评和作家作品论尚没有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原生理论，在国家总体性方案与个体化评论之间，显示出政治与审美交织、理性判断与感性体悟混杂的情形，批评话语往往集中在对于民族风情、文化特质乃至“民族性”的讨论之中。与时代主潮共振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挪用主流文学的话语。在一九八五年现代派兴起之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与研究基本上延续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一九八六年发表的一篇署名“《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评论员”的文章《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可以视作是对此前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风貌勾勒，意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体建设”。一九八五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转入到现代主义和纯文学话语，强调审美的自律和文学的自主性，这也对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产生了影响，新出场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批评家热衷于在“寻根”、“民族文化”的话语中，谈论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之类时髦技巧与概念，但并无太多学理上的推进。 《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一书是彼时为数不多自觉描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建设的成果。该书分为七章，第一章“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沿革，认定中国境内全部的少数民族随着历史发展普遍拥有了各自的书面文学创作这一划时代文化事象的意义，提出为了推进民族文学的高质量持续拓进，须着力加强相关理论的系统建构；第二章“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在梳理此前关于界定“民族文学”概念各种意见的基础上，认为投射在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才是判定民族文学的深层的稳定的标记；第三章“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就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将他们大致区别为“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和“游离本源-文化他附”等三种类型，论述少数民族作家取得多重文化参照系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四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探讨了民族文学中出现双语文学现象的历史根源、创作优势、积极意义和发展前景；第五章“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强调民族生活的特殊性对于形成特定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规定性作用，民族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中的可贵成份，需要保护和发展；第六章“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肯定少数民族作家为推进民族进步所坚持的启蒙主义写作精神，鼓励民族文学创造者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点上打造起科学的民族文化观；第七章“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指出迄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范式各不相同，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也将选择不同的道路，世界文学作为文学的崇高理想还远未取得实现的条件。客观而言，这本著作并非是搭建起理论框架来讨论问题，而更趋向于以文学现实中若干重要问题为重点展开议论。不过，若是将这里的学理性思考放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来考察，它的开创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缺乏主体自觉和理论滞后状况的是一九八八年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他从历史出发，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个论说及“文化自觉”的表述极具概括力，成为此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认知框架，平衡了国家政治话语与个体美学话语之间的张力，使得启蒙主义与多元主义得以并行不悖。从族别文学史的“各美其美”到综合性比较视野的“美美与共”，从历史与实践的两个层面有效地推进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多元一体论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直接影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项目，这是“九五”期间（一九九六-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并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丰富遗产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奉献的。郎樱、扎拉嘎带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团队秉持的理念是，由先秦直至清代的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众多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为自己的民族文学以及汉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个项目从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与整合的角度出发，将涵盖诸多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根据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分析其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对马学良、梁庭望等前辈开创的综合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涉及到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并且引入了八十年代以来系统论、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精神分析、阐释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学术思路。它们集结的成果在新世纪初年陆续出版，包括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著《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扎拉嘎著《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郎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和元明清卷）及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著作。这种研究范式也辐射到跨境民族文学的研究，比如杨富学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经过增补修订而成的《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集束性成果也是一项在变化了的文化语境中的系统性学术工程。不同朝代的民族关系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均衡。面对可能迥然不同的研究对象时，学者们区别对待，掌握其各自有别的发展规律。例如，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亦或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者都各自奉行不同的文化政策，各民族间交往与融合的程度有所区别，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发生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民族文学关系。这也正是“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与“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治理观的具体实践结果。研究者们从大量的文献史料中悉心钩沉，谨慎求证，力求客观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学发展的样貌。注重中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是该研究的重心，按照郎樱的概括，首先，把握住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文学特殊性的关系。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在中华民族文学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无论探讨某一个历史时期、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学现象，都是将其作为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论述的重点在于彼此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描述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和个性的研究。其次，强调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语文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学发展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以金代文学为例，女真族接受了汉语文化，同时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汉人的喜爱，金代文学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优势互补、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被翻译成蒙文后，成为蒙古族民间艺人说唱的文本，并不断被改造、加工，有机融入到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中。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将各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从秦统一中国后，统一与分裂在中国历史上交替进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学科积累相对薄弱，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研究工作往往要从搜集资料、甚至田野调查开始。加之，涵括先秦至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其中涉及到的部落、族群、民族众多，文学现象也极为复杂，一些重要的论题仍无法纳入其中。比如对于《诗经》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研究、吐蕃文学的研究、西夏文学的研究、敦煌文献的研究等。而且以中国古代史的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发展的分期，本身就有局限性，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其独特性，成果写作框架的设计以朝代分期，有不够合理之处。尽管如此，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所统摄的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系列已经重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并且启迪了后来“中华文学”观念的发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文学概况写作，到八十年代综合比较研究结出的果实，最终体现为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这样的煌煌大著。从资料积累的角度来说，有《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尽管该书颇多错讹）。从史论而言，有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与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一从文学史与文学概况写作，一从少数民族文学组织、制度与创作角度，分别标志着一个时代与一种学术范式的终结。尤其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分总论、内容论、体例论、关系论、专题论、著者论以及别论，几乎穷尽了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书写所能涉及到的所有可能性内容，此后在这一领域已经很难推陈出新，必须寻找创造性的替代范式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各种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传入，解放与革命的宏大叙事逐渐褪色，经过了科学转向与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之后的各种“后学”观念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引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认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固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不能不受此种整体风气的影响，观念的转型缓慢、弥散却又似乎是势有必至。于是，在九十年代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多元一体”总体框架中，可以看到一种“多元共生”所隐含着的对于“一体”的些许动摇——如果说“多元一体”是立足于主流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那么在九十年代伴随着市场、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一种建基于自由主义观念的文化多元主义已露出端倪。在世纪之交，众声喧哗、众神狂欢，不同话语与价值观纷出，随之而来的则是新世纪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多元主义范式及其内卷化，它一方面扩大了自由，增进了包容；另一方面族别文学研究也助推了对差异性的热衷，带来了具有文化主义倾向的纠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