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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世纪的多样性与总体性潜能 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中国学术界目睹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堪称戏剧性的转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冲击，严重挤压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生存空间，前节论及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的结项与出版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央科研机构主持运行的成果，地方民族院校、科研机构、文联组织已经较少出现有分量的科研成果，这种情形大约持续到二○○八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之前。非盈利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较少具有商业潜质，一旦失去政府的支持，就会举步维艰，所幸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二○○九年是一个转折点，该年发生了一系列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节点意义的事件：六月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会恢复，隶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八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联合在通辽内蒙古民族大学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六十年学术研讨会”，九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馆。 此后，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无论从学术界还是在大众文化层面，少数民族文学都日益受到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上来说，得益于政府对边疆及民族问题因为现实中出现的症候而相应加大的关注和资助力度；从理念上来说，源于全球化视野中文化多样性共识的形成；从学术脉络自身发展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益获得学科自觉并追求自身的主体性，大量的从业人员也由原先以汉族为主，到少数民族学者越来越多的态势；从市场角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也具备成为一种具有符号价值的消费文化的潜质，这从传播与市场的角度也生发出对研究的刺激。多方合力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扶持同自下而上的自我阐释对接起来，历史的学术传统水到渠成地隐然成型，横向的外来目光也投注于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迅疾在新世纪迈入到一个快速发展而又话语分歧的新时代繁荣期。 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大力发展的重要内因。一九七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先驱性文件，但“文化遗产”话语在中国语境尤其是政府、社会与学术界中产生较大影响力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尤以二○○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二○○六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年为标志。文化自由、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主权等提法，无疑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多元话语形成了呼应，并因此使得后者具有了似乎不证自明的时代文化语法意味。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在此际也发生了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二○○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创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陆续与地方综合性院校、民族院校及作协与文联组织联手合办，每年一届，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思考、现场批评、学科建设、教育普及。二是二○○六年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的改版，以“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为宗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策划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等专号，举办培训班、改稿班、作品研讨会，鼓励母语创作，二○○九年还创办了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二○一二年又创办了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并向民族地区、贫困山区牧区、寺庙、学校、文化机构赠送刊物。《民族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在研究与创作两条路径上齐头并进，共同的努力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为“多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以“多民族文学”的主张进行某种置换，这并不仅仅是词语的游戏，其背后的理念在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试图从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提炼出具有理论辐射意义的命题。“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二○○六年之后集中讨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配合推出专栏刊发相关研究文章，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与文学概况书写实践中淬炼出史观的蜕变。“多民族文学史观”可以概括为多民族（语言、地方、文化、心理、信仰、传统）、多文学（体裁、文类、美学）、多叙述（历史的不同书写方式）的多元共生，因而它就不仅是民族观，也是中国观；不仅是文学观，也是历史观，这极大地丰富甚至改写了既有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思维定式。新世纪之后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与著作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论坛，二○一四年出版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囊括了这个松散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和作品。论坛持续到二○一五年，积累的学术资源此后被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年会所继承。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及其修订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该著立足于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阐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辨析中国各民族文学多向影响的复杂关系，探讨如何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指导下，将少数民族文学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学史，既突出汉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又凸显其他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还原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现场和发展轨迹。在全面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结构要素、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时间、空间、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等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总结了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关系，考察了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与多元文学生态。此书是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中华各民族文学通史书写经验的总结，并有着鲜明的理论自觉：“多民族文学”不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多民族文学”，而是指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客观形态。因此，其不仅在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更在于立足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点，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多民族、多历史、多传统、多形态、多语种的特征以及冲融交汇、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促进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型和世界意义上的文学话语革故鼎新。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则是吸纳人类学的一些方法与理论，从民族关联与历史透视的角度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多民族性，并由此阐述与多元一体相关的文学史观。内容包括“国家、边界和族群”、“文本、表述和民族志”与“地域、世界和跨文化对话”三编，论述了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的相互关联及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国家与底层双向叙事的互动关系等。该书以多元互动的视野审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力求将由古至今的中国历程建构为从石器时代的“星斗满天”以及依托生态分解而形成的“牧耕交映”，直至如今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的“民族团结”等纵横类型。 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范式的转移具有跨学科的自觉，试图重接将“和而不同”的古典理念解释为新时代的“不同”而“和”，其中包含着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与此同时，将地方性与族群性融合的区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将性别理论引入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传播与媒介研究，以及新兴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等从不同路径切入的研究也纷纷兴起。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就是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的一个代表，该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异域中国”的后殖民话语、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藏族汉语诗歌、少数族裔题材小说中的“土改”等话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黄晓娟、晁正蓉、张淑云等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和任一鸣等著《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初探》则基本上属于以点带面地从女性作家角度勾勒了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当代风貌。罗庆春（阿库乌雾）《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立足于自身的彝汉双语诗歌创造与研究，较为系统地对“双语书写”、“第二母语”、“文化混血”、“濒危语种写作”等提法和理论进行了述介。杨彬《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发展现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写作现象形成的原因、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策略及其对促进民族沟通理解和民族团结的贡献，同时从文化语言平等的角度研究，研究族际共同语汉语同各民族语言相互交融的现状，认为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写作扩展了汉语的范畴，并描绘了汉语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双向互动图景。李瑛《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对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的兴起原因及发展道路作了论证，展示了它们的风貌和艺术特点：苦难的主题、失落的痛楚、民族文化的追恋、人文精神的表现、传统原始观念的奇异、道德伦理的古朴、原生语言的精妙、意象的流动表达、变形的魔幻色彩、象征的隐喻使用，以及背离与对比现象而带来美学取向上的悲情风格，书中还比较分析了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与台湾文学的相通默契之处。王志彬《山海的缪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族群、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在把握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以及台湾地区社会和族群关系变迁的基础上，对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成因、发展规律、美学品质、发展困境及其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展开了研究。陈祖君《汉语文学期刊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探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在实证基础上探析了汉语文学期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空间的生成和演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族群经验及作家身份认同等的作用和影响，并以《民族文学》等为个案考察其具体联系，解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及社会文化内涵。樊义红《文学的民族认同特征及其文学性生成：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从语言、叙事、文体、形象等角度切入到民族认同建构的问题。马季、肖惊鸿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批评与梳理也在资料积累等方面作了开拓。 与新兴方法和视角切入的研究并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得以继续和深化，体现在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中。该书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包括东北文化区、内蒙古高原文化区和西北文化区）、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包括青藏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和云贵文化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包括黄河中游文化区和黄河下游文化区）、江南稻作文化圈（包括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和华南文化区）四大板块十一大区，各民族之间经济相依，政治相从，文化相融，血缘相通，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进而在少数民族文学关系中呈现出“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的风貌。这项研究视野开阔，清晰凝练，尽管板块划分过多依赖于静态地理而于动态流动着墨不多，但无愧于从多元到整合的理论尝试。族别文学和族别题材写作的研究已经超越一般族别文学史的写作而进入到专题性层面。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将满族小说创作的总体业绩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流变相联系，对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汉族文化而又注意葆有自己的审美特征加以探究，对满族小说通盘成就作出梳理，旨在展示出满族小说与汉族小说的“同”和“异”；既认定汉族文化给予满族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也区分出满族小说创作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审美差异，从而阐释出满族小说创作回馈给中华文化的多重价值。《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以中华多民族文化交相互动为参照系，宏观把握与微观细读相结合，将满族书面文学作为自成民族文化体系的具有自身流变规律的历史事实来观察，由文本入手总结“后母语阶段”满族文学的审美呈现，对满族历史上经典的作家作品从满学视角加以解读，对以往未受重视的作家作品给予民族文学视角下的观照。张春植《日据时期朝鲜族移民文学》则系统地介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这一段时期的中国朝鲜族移民文学的发展历程。汪荣《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在多民族比较诗学的视野下，对“蒙古帝国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凸显了“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为学术命题的也在新世纪出现。中国各少数民族中人口在十万人以下的有二十二个，一般被通称为人口较少民族。二十一世纪初，国家民委推出了“兴边富民行动”和重点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群众摆脱贫困的战略决策。同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二○○五年，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成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务院还通过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二○○五-二○一○年）。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这些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研究，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对鄂温克、普米、阿昌、毛南、京、撒拉、鄂伦春、裕固、德昂、赫哲、保安、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鄂温克等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整体发展情况作了简要的分析综述。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生成的诸多殊异性审美现象与其叙事经验加以理论概括及实践总结，从而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生成及其相关问题加以探源，以呈现出该类型文学与其它文学的特征。应该说，这个学术命题与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政策息息相关，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组织和制度的优越性，否则这些少数者的声音与表述在市场与商业化的夹击中只会处于自然放任的层面，而不会得到集中的展示与关注。 可以观察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分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和长足的发展，其中尤为突出地体现于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以及新生代学者的出场。略举颇具代表性的丛书，如“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等。“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的刘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孙诗尧《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邱婧《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等。 不过，在蓬勃涌现的研究成果之中，很大一部分的方法论和范式（比如女性文学、身份认同和传播媒介研究）来自于对主流文学学科的移植，也存在着研究话语“内卷化”的问题：缺乏理论创新与范式突破，日益受限于既有思维定式和沿袭已久的学术套路，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资料的叠加、数量的累积、封闭式的精耕细作、孤立化的内向生长，而没有横向开拓和质的飞越，无法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外与当代文学研究产生影响与对话，从而也就丧失了文化生产的功能与意义，只是成为一种半封闭的教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卷化”具体表现为：方法论上生产性不足，多借用自兄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较少由自身材料中生发，存在着机械搬用后殖民理论、北美少数族裔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现象，往往使得少数民族文学鲜活的材料成为佐证外来理论的材料。囿于“民族性”话语与身份政治，往往无法突破某种族群身份的限制，以身份要求作家与作品，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寻找某个作家、某个作品的“民族特质”，这就倒果为因，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个中原因在于，一部分少数民族学者在摹仿式民族主义的观念中，刻意强化少数民族的差异性以之作为文化资本，另一部分则是汉族学者潜在地谋求风情化，拒绝少数民族的同时代性，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建立在它必须具备“民族性”之上：这两种思路都形成了路径依赖，以至于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民族性”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纠结。而“民族性”其实并非某种固化、停滞、静止的本质性存在，它总是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在自我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性”与“中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性”在逻辑层面上并不等同，不加辨析地使用，容易造成错置。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的“单边叙事”问题，即将某个族别的文学话语孤立进行讨论，而忽略了关系性的视野，不是双边、多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是刻意地建构独特性。欧阳可惺、王敏《“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注意到现代性背景，尤其是经济开发与消费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割裂，提出了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公共性诉求，在边疆与民族关系的现状中这种提醒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从九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义”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这种话语建基于新自由主义和微观政治与文化政治之上，与社会主义中国早期的积极的文化多样性话语在内在理路上截然不同，它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对于学术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显出其水土不服的端倪。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国家学术规划，在多元共生格局的描摹、概括与展望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强调在启蒙共识断裂、多元话语分歧的语境中极具现实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在学术史上跨越了现代转型，同时又是依然在鲜活发展着的现实，对未来中国的文化建构与走向有切实的影响。《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提出一种“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出于此种考虑，一方面是对既有学术史上诸种话语的综合，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考量。该书以现代思想史中“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概念辨析为关节点，梳理从“天下”式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的学术史为主线，站在“前现代─近现代─现当代”的时间维度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度反思。就“辨名析义”和分析材料的选择而言，作者在辨析“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线索上，有清晰的框定，还引入欧美“少数族裔文学”进行横向比较，既还原其文化属性，利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给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知识谱型与解释策略；又着重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定政治属性与文化内涵，进而从文学史写作、文学主体与身份认同、文学语言与文化翻译等核心问题的阐释，渐次进入空间维度上的多向剖析，将文学地理与文化地域、话语关系的地方性、全球性和跨界性，社会关系的“制度性空间－文本空间-传播空间”勾连为充满学理的意义网络，最后回归文学本体研究；从“迷信”与“科学”的颉颃及现代启蒙的产生，探究了少数民族文类与功能的美学原型、政治诉求、宗教归属，乃至情感研究的可能性问题。这种以时空和人文意义为转换的研究格局在学术视野和叙事阐释上的双向统合，将现代民族主义背景的宏通观照，聚焦于学术发展及其内在理路的厘清，有效地将近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及其间纷纭复杂的历史变革与社会思潮、人物和事件、著述和观点汇聚为一个步步深入的学术阐释空间，其中既有“史”的透视，又兼有“论”的引申，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该书在文献资料的发掘上、在方法论的架构上、在学术史的钩沉与论评中形成了多方面的突破，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事件阐释的理论力度，“揭示出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所提供的新鲜资源、生产可能与另类的选择”（巴莫曲布嫫语），也为补阙和完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构建了一种可资参照的工作框架。 国家文化的统一性与国家内部文学的多样性之间天然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民族学学者试图提出重叠共识的理念，这当然因应着九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背景。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文学的共和》一书则是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结合中国现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本土理念的尝试。该书切入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生态与批评现场，力求以“史”带“论”，以在历时性线索勾勒自晚清至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考察所涉及到的学术脉络、文本个案、影像呈现和田野作业，结合对于“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阐释，最终提出“文学共和”的理论性命题。全书分为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部分，形成立体结构。“史”的部分从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入手，描述总结从革命中国的少数民族“人民”话语的建立，到新启蒙时代各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的产生，再到文化多样性视阈里的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融合性，最后讨论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的形态变化，揭橥少数民族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论”的部分首先梳理与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学术史发展，然后进入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并讨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民族文学所携带的族群记忆、身份认同以及地方性文化，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多元性与共同价值的参考。“文本”、“影像”和“田野”部分则选择文学人类学写作、少数民族科幻小说、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少数民族电影、区域性民俗信仰、口头文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产业等代表性个案，展开具体的论述。正是通过敞亮这些在文类、风格、审美趣味、文化传统都“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全景展示“和”的风貌与理念：“文学共和”（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是由“人民共和”（政治协商、历史公正、民主平等、主体承认）扩展与推衍而来。通过彰显多元共生的“不同”来抵达“和”的目标，意味着各民族文化在自我发声之后向多民族国家文化的集体性的皈依与升华。“文学共和”是“人民共和”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两者具有政治、伦理与情感的连带性。中国多元族群文学的历史遗产与发展现实，显示了重新定义“文学”、正典标准、批评律则、美学风格的可能性。此书尝试通过“文学共和”的本土批评创造，探讨全球史与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丰富中国文学话语的多样性存在，希冀它生发出来的理念可以扩展与推衍为其他学科可以参考的精神资源。但这种理念只是理想类型的归纳，如何在现实中发生效用还需要创作现场的实践。 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呈现出诸多可能性和巨大的潜力，也得到了来自创作与研究、官方与民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部门、机构、人员构成、学理脉络的合力推进。二○一二年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年”，标志性事件是九月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颁奖。同时，各个民族地区也纷纷组织了各类文学奖和文学活动。作为国家宏观政策“十二五”规划（二○一一-二○一五）的重要时刻，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续后之年，十八大的召开年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体制建设、市场推广和美学传播，这都是继往开来的一年，既是阶段性的收官，也是瞻望性的开局。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从二○一三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后，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扶持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编辑出版项目等纷纷展开。 其中“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和二○一八年新设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都包括理论评论部分，而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系统发展工程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对于评论与研究的推进最为直接。二○一三年十一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二○一三•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召开，围绕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少数民族文学与全球视野，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与生命气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追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精神坚守与形式创新等六个议题展开论述。这开启了此后每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论坛”的序幕。二○一四年八月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在银川举办，主题为“中国梦的多民族影视文学呈现”，旨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和影视艺术创作互动，扩大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影响力。二○一五年八月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在兰州召开，主题为“丝路文学语境下的多民族文学审美”，旨在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发现和挖掘少数民族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学实践和成就，探讨和拓展少数民族文学对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担当，深化少数民族文学对丝路文学书写的参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及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二○一六年八月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在新疆库尔勒举行，主题为“审美天堑五彩桥——多民族文学翻译”，旨在加深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重要性及其价值意义的认识，并且把它扩及到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以及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个领域而存在的高度；健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体制，使之既有党政领导体系，又有组织实施主体，更有法律保障及监督制度、市场运营秩序，实现从人才培养、实际操作、成果推广，到学术研讨、学科建设、国际交流等都配置合理、有制可依、有法可循、有度可遵、有纪可守；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总体规划，并与国家“十三五”（二○一六-二○二○）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相一致，给予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使之有组织、有目标、有任务、有监督、有验收地运营；完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机制，进一步鼓励教育培训、评奖激励、宣传推介等方面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调动一切有效手段，协调各方积极因素，配合好少数民族文学原创，并推动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二○一七年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八月在呼伦贝尔举行，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会议”，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适应网络文学异军突起这种迅猛发展的形势，面对这场文学浪潮的冲击并进行突围，如何在坚持传统创作的前提下建设自己的网络文学园地，在网络时代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创新文学观念及样式，壮大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队伍，提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审美水平，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传播、交流、评价体系等话题。二○一八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十二月于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研讨，回顾四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绩，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追求和多样性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现状与发展对策、少数民族走出去的策略、母语文学创作与翻译问题、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等。以上逐年论坛的论文都结集出版，留下了史料与见证。 学术界具有节点意味的事件是，二○一五年三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三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诸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会发言，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其后，《文史知识》于当年第六期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栏目陆续发表相关论述。“中华文学”的提出，接续“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和“中华文学通史”等综合研究的理路，试图全面继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遗产与经验，并在前人基础上萃取理论概念，预示了新一轮的总体性研究范式的到来。二○一七年十一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及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七届“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讲习班：图像、叙事及演述”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葡萄牙、蒙古国的十二位学者就诸多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包括视觉转向，即从语言学研究方法到文化创造力的转向，强调口头叙事传统中的视觉创造力；口头实践与传承中的图像、文本及叙事模式，包括这三个维度在认识论方面的联动考察；叙事话语和接受中的视觉经验、空间再现及口头演述；活形态史诗演述中的口头叙事之音声化与视觉化；语言-图像表达创造的多重叙事途径；交流诗学中的互动性叙事及其视觉表达等。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以口头文学为切入点向整个文学研究提出了观念上的挑战与更新，是一种将口头文学置入到文学生活实践中去的尝试，摆脱了书面文学的单一形态、功能与意义，这无疑的对各民族文学实况和“少数民族文学”兴起之初的“泛文学”观念的回归，在媒介融合时代，面对日益发展变化的文学现实，此种转型是势在必然，也将推进新一轮学科、方法与理论的整合。 从七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由最初带有“一体化”意味的顶层设计，到八十年代以降的多元共生，再到新世纪头一个十年之后又出现了分化重组后的“合”的趋势。从族别文学史、文学概况的书写，到作家作品论与多种思想与方法的引入，再到“多元一体”论的奠基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益走出单向度的研究范式，突破学科框架和观念束缚，呈现出区域联合、横向学科互补、多媒体介质与跨文化交流的态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立足于审美自律的“纯文学”学术，而是密切联系着政治身份、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它在缘起之初就具有国家文化普查与普及、文学组织与建设、文学教育与提高的内涵，对于“文学”的认知也带有“泛文学”或者说“大文学观”的意味，中间经过八十年代被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所简化的阶段，如今在融媒体语境中重新让文字文本之外的图像、音声、表演、仪式等文本的意义呈现出来——这更符合中国文学存在样貌的实况，进而也会逐步影响到研究范式乃至文化观念的迭代更新。任何文学研究都不是由某种超越于历史实践的纯粹个人趣味所决定，少数民族文学的正当性和学理性，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本土文化实践，一方面致力于多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另一方面着眼于新兴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就学科生产性和可能性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尝试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多个视角与维度，对于整个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与观念的更新，对于认识中国各民族文化彼此交流融合的历史与现实，对于想象与筹划文化复兴的远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生动的启示。 （原刊已载于《东吴学术》2019年0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