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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波斯商贾与海上丝绸之路 波斯萨珊王朝(221-651)从建立起，一直延续自帕提亚王朝而来的与东方丝国交往的传统，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无论是通使、传教还是经商，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在6世纪前，双方的交往多以陆路为主，中国文献记载也多为使节的往来，可能有不少是商胡冒贡使之名而来。不过至6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控制了波斯湾，几乎垄断了东方贸易，与中国开始建立了贸易往来。当时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已变成东西方商贾约定俗成的中途交易站，来自东亚和西亚的商人每年都到锡兰岛来互市，此地也是波斯湾与中国贸易的中途汇合点。(21)可以说在七世纪之前，波斯人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亚洲海洋世界之牛耳，影响相当深远。(22)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西北陆路日渐萧条，波斯地区与中国海上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这个时期波斯早已亡国，但波斯所在西亚及周边一带仍以波斯的名义发展外交关系。 唐初，印度人虽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但这一时期由海上来华通好的国家，较之以前增加不少。除南海诸国及印度外，尚有西亚、东非海岸的商旅。《通典》载：旧时“所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23)这其中，波斯国的商旅及商舶影响较大。 有唐一代，来自波斯湾诸港口的“波斯舶”，在当时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波斯商人也经常泛海，前往印度寻宝。《广异记·南海大蟹》云：“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人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24) 不过，波斯等商胡更主要的目的地还是东方丝国——中国。前述僧人慧超《往五天竺传》即载：“波斯常于四海泛舶，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当时许多僧侣到海外求法，即乘坐波斯舶。僧人义净由广州赴室利佛逝(印尼苏门答腊)，金刚智从狮子国(锡兰)经苏门答腊回国，均搭乘波斯海舶。如史载：开元五年(717)，金刚智“到狮子国(锡兰)勃支利津口，逢波斯舶三十五只，其国市珍宝。诸商主见和尚同心陪从……至发行日，是诸商主并相随渡海……行至广府”。(25)这些在狮子国进行商贸的几十艘波斯舶最终目的地也是广州。 随着大食帝国国势鼎盛，阿拉伯人将罗马人、印度人等排斥在东来的航运之外，而与波斯人共同垄断，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一海上通道。可以说，唐代时期南海至波斯湾一带的贸易，是由波斯、大食人共同来完成的。阿拉伯人其实是直接继承了早期波斯人的航海传统和经验，有时甚至雇用当时已经降服阿拉伯帝国并改信伊斯兰教的部分波斯水手，让其为阿拉伯商船服务，至晚至10世纪时，波斯人还承担了阿拉伯在东西海上的大部分商业贸易。(26)12世纪及以后的阿拉伯人航海指南多是由波斯文翻译并增补的，许多古代波斯人使用的航海术语也被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采纳、吸收后成为其航海著作的一部分，如波斯语“港口(bandar)”一词，就成为阿拉伯语对港埠的称呼。事实上，在阿拉伯人摧毁了波斯帝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波斯商贾和水手仍然活跃在波斯湾与印度洋上，掌控着波斯湾对东西方的海上贸易。(27)而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的发展也是波斯与大食商旅前赴后继的结果。 自广州、安南等地出发的海上交通出现较早，西汉时期中国即与南海、印度等有通航，最远曾到已呈不国(其地或以为在今印度半岛南部，或以为在今斯里兰卡)，(28)但主要是沿海岸线的近海航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穿越马六甲海峡等直航印度一带的航路得以开辟，但此时南海诸国船舶承担主要航海任务。东晋义熙八年(412)，高僧法显自印度返程时由狮子国搭乘商船回国。宋元嘉十二年(435)，罽宾僧人求那跋摩自罽宾转到狮子国，然后“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29)即乘舶汛海到广州。这条航线到隋唐时，已成为联系南亚、欧洲海上交通的主要航道。(30)尤其是狮子国(又称锡兰)成为近东、印度和远东之间海上贸易的集散地。 唐五代时期东南沿海一带海上交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穿越马六甲海峡之路得以进一步延伸，向西可以到波斯湾以远，向南直达广州等地。这条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与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萨珊波斯帝国扩张与海外贸易有关，至少波斯湾沿岸成为海外商船聚集之地，此后又为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所继承。关于这条航线中外文献均有记载。如《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所载“广州入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香港九龙半岛西北岸一带)，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岛东南)。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北)。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部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今马六甲海峡南部)，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今马来半岛西边吉打)。个罗西则哥谷罗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日里一带)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之巴鲁斯岛)。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洋之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马拉巴尔)，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今印度西海岸孟买北之布罗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 国(今印度西北海岸或巴基斯坦卡拉奇东)，其国有弥兰太河(今印度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 国北，入于海。又自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西部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一日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拉克奥波拉)，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今波斯湾)。小舟，流泝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31)可以看出，当时唐代海船可以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南，绕马来半岛南端，从苏门答腊岛东南行至爪哇岛，又西行，穿过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尼科巴群岛至狮子国即斯里兰卡，然后又绕印度次大陆南端，从印度西海岸向西北，至伊朗西部波斯湾头，过波斯湾，到末罗国，即伊拉克巴土拉，海路航行至此。此后再沿陆路行千里，最终到缚达城，即巴格达一带。 有学者研究贾耽所记载这条路线可能跟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有关。1984年在陕西泾阳发现《杨良瑶神道碑》，由碑文可知杨良瑶在肃宗、代宗时为宦官，贞元元年(785)，曾奉诏为国使，“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即出使黑衣大食，其“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州……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这里的南海即指广州。可知杨良瑶一行是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前往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的。(32)贾耽曾经和杨良瑶同时在长安，二人当有交往，贾耽所记应是杨良瑶亲口所述内容。 另外在一些稍晚成书的波斯、阿拉伯文著作中，也记载公元8-9世纪间这条自西向东的航线。如阿拉伯文史籍《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至广州所经历的各种见闻。该书约成书于公元851年，书中提到阿拉伯商人将货物从巴士拉(Bassorah)、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iraf，今伊朗波斯湾港口)，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巴士拉距尸罗夫水路一百二十法尔撒赫。从尸罗夫航行到阿曼北部一个叫马斯喀特(今阿曼首都)的地方，然后从马斯喀特前往印度。先开往故临(Koulam Malaya，今印度西海岸奎隆一带)，此间等风力需要一个月，这里供应淡水，并对中国船只征收关税，每艘中国船交税一千个迪尔汗(dirhems)，其他船只交税十到二十个迪纳尔(dinar)。从故临航行前往箇罗国(Kalah-Vara，约在今马六甲地区)，这是爪哇王国。此后大约又航行一个月左右，到达一个叫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的地方，然后航行近一个月，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即中国海)前进。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今广州一带)(33)。虽然该书是指阿拉伯商人见闻，但其所记载航路也应是波斯商人所开拓的，可以看出至少在9世纪时，中国船只可以直航波斯湾口。 成书于公元846年由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亦载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湾海岸航行到东方去的海上航程道路。即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湾航行，“海(即波斯湾)的右岸属阿拉伯人，海的左岸属波斯人……从巴士拉至哈莱克(今哈尔克岛)为50法尔萨赫……至乌尔木兹(Urmūz，即霍尔木兹，今伊朗阿巴斯港一带)……至代义布勒(AlDaybul，贾耽称提  )，从代义不勒至米赫朗(Mihrān，贾耽称‘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的入海口，须行海路2法尔萨赫……至穆拉(贾耽记为‘没来国’)为5日程……从穆拉到布林(Bullin)须行2日程……前往塞兰迪布(今斯里兰卡)须行1日程……至艾兰凯巴鲁斯(Alankabālūs，今尼科巴群岛)，其间有10日至15日程……前行六日，抵凯莱赫岛(Kalah，贾耽称之为‘箇罗’)，这里是印度人的加巴(Jābah，即爪哇)帝国……再行15日，即抵香料园之国(今马鲁古群岛)……至海岸上的栓府(Al-Sanf，即占婆，今越南一带)为3日程。栓府产栓府沉香……从栓府至中国第一个港口鲁金(Lūqīn，即龙编，今越南河内一带)，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Khānfū，即广州)，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为中国最大港口。”(34)该书还记载从汉府可至汉久(Khānjū，应指杭州)，从汉久可至刚突(Qāntū，即江都郡)，这几个港口，各临大河，海船能在这大河中航行。该书可以说对巴士拉到广州所行经的地点和里程都有记载，与贾耽所记载的自东向西航路有不少地方相互重合，正好可以补充、印证，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条航线的重要性。此外该书自马六甲海峡以西一段航程多与《中国印度见闻录》重复，而该书对马六甲海峡以东的航路记载更为翔实，从爪哇岛一带可以航行至香料之园马鲁古群岛，然后向北航行至中南半岛东部越南一带，可以看出这段海路在南海及印度洋一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阿拉伯学者马苏第《黄金草原》也描述了阿拉伯商人从巴士拉，乘船前往阿曼，然后又由海路前往吉打，并乘一艘中国船前往广州。其中他也提到“中国的船只驶往阿曼、尸罗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到中国”。(35)《黄金草原》成书较晚，约10世纪初，其记载也说明中国南海和波斯湾、东非海岸等海路交往的频繁，并且亦可以看出，东西方之间的直航十分普遍。 从东西方文献记载的分析可以看出自6世纪以来随着波斯帝国称霸海上，东西方的航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6世纪至9世纪，波斯舶横行于从波斯湾至中国南海之间海面上，而中国的船只也大概在8世纪前后可以直航至波斯湾什罗夫、巴士拉一带，双方的贸易联系持续而有序的展开，大量的波斯商贾循海路来到中国，更加促进了这个时期海路的发展。尽管10世纪以后阿拉伯海上贸易向东非一带转移，自波斯湾至中国南海的海上航行依旧持续地进行。 总之，萨珊波斯帝国存在四个多世纪，其与东方中国的联系也存在了数百年，虽然相隔遥远，但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萨珊波斯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6世纪前后波斯湾一带为其所控制，与东方的海路贸易达到一个高潮，有唐一代，不少波斯商胡泛海东来，活跃于中国东南沿海，有的继而北上中原，来到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他们泛海经商、识宝卖宝等本领为中国人所熟知，从而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成就了唐及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大的发展，继之而起的阿拉伯人等在唐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与早期波斯商胡的努力和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此文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唐史学界老师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