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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1-03/03/content_5004447.htm。 ②参见周平：《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演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金炳镐：《中国城市民族区运行现状的调研报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关凯：《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 ③参见李大健：《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与完善民族政策的和谐取向》，《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陈华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价值》，《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青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理性解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 ④参见陈云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周勇等主编：《民族、自治与发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戴小明等：《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的科学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 ⑤任勇：《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人民日报》2017年5月21日。 ⑥作为一种动员型政治，政党是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和变革的发动机，政党的意识形态充当了“启蒙”和“唤醒”国民、推动现代政治进程的工具，并由此获得了统摄、规划和引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地位。作为一种整合型政治，政党的各级组织机构遍布国中，按照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上而下将地方机构、社会团体和政治人口“整编”纳入既定的政治框架中，形成行政性、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参见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⑦[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⑨虽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建设战略主要侧重于阶级解放层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侧重于民族平等层面，如同李维汉所说，“我们的民族关系从此根本地改变了，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解放时代。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因此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参见李维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9页。但实际上这两者也不是完全区分开来，两者之间仍然有不少交融。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11)阎步克：《中国传统政体问题续谈》，《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3)从整个中国大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聚合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尊重民族差异发展的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政治文明形成发展史。其中，“中华民族”这一符号日益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概念和归属，近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初步形成。对此，黄兴涛所著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研究。此后，任何讨论中国的民族政治发展的逻辑都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基本主线。 (14)[美]白鲁恂·派伊著、任晓等译：《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5)[美]拉里·戴蒙德等著、徐琳译：《政党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16)孙中山：《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3页。 (17)如同周恩来评价那样：“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延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8)根据金观涛等对近代以来“民族”概念演变的研究，在190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本身存在的民族问题。而1915年以后，中国的民族观念在共产主义思潮中被限定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框架内。参见金观涛等：《观念史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563页。以上这个结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建设战略更加侧重于阶级解放的层次。 (19)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20)正如邓小平说：“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邓小平：《关于西南民族民族问题》，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二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9页。 (21)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建设战略与其统一战线路线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统战与民族有机结合的政治传统，而这一政治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2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23)[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2页。 (24)这种选择与党对民族建设的战略判断有紧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在筹备新政权时，毛泽东专门咨询过党内当时对民族问题深入研究的李维汉，李认为我国与苏联具体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并且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的实践经验起到很大示范作用，如同周恩来所说：“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他回来后说现在的内蒙古的汉、蒙两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中央统战部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0页。 (2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郑莉等译：《作为实践的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26)[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等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27)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30)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也使用过诸如法制等概念，但主要是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与依法治国所强调“法治”的内涵和意义有所差异，后者更加注重维护宪法权威和对公共权力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 (31)如同布莱克(C.E.Black)所说：“尽管涉及各种传统形式极不相同，但在过去，国家之权威一般均未能抵达每一臣民。国家的权威通常限于对外抵御侵犯，对内维护纲常法纪，从事全国工程，并征收足够的税赋以完成这些功能。”参见[美]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32)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3)《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央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34)《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35)1949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在《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两个文件，规定了党在国家机关内设立党委或者党组，在下属单位设立分党委或者党小组，基层则设立党支部，以上单位的党员都要参加党支部组织及活动，党通过对其各级组织的领导来实现党对相应部门的领导。此后，党开始设立各种与政府职能相互对应的工作部门，开始实行党的归口管理体制。 (36)[美]利昂·D.爱泼斯坦著、何文辉译：《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0页。 (37)从世界范围来看，确立不同民族的归属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如同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归属的问题实在太过复杂，无法单用语言来加以界定”“不过，无论如何，民族归属实在是一大政治难题，不是统计专家能够完全了解的”。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38)任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多民族国家整合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39)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其形成的不同的认同之间会被国家介入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因素所改变，原有的认同类型和新生成的认同就会形成包括碰撞、冲突、激活在内的复杂关系网络，影响了原有社会系统的自行维持和再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认同序列形成过程。参见任勇：《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5页。 (40)参见中央统战部网站http://www.zytzb.gov.cn/tzb2010/zyzz/201012/690110.shtml。此外，一般情况下，主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国家民委主任都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018年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则更加明确提出“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41)1950年中央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颁布了《中央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专门指出为了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要求对于少数民族须遇事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向各中央局、分局和中央报告与请示，不许下级擅自处理，既不报告，又不请示。明确以后各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应集中由中央局处理，重要的问题则报告中央处理，民族地区严格按照此项规定来执行。 (42)[英]安东尼·D.史密斯，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4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4)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45)毛泽东：《加强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46)中央分别在中央党校、中央团校和全国重点大学及一般大专院校中开设民族班，注重从军队中培养和输送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之间交流，通过汉族干部的成长和相互流动来带动民族干部成长，实现了少数民族干部来源的多样化。 (47)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配局等编：《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2页。 (48)[美]贾恩弗朗哥·波齐著、陈尧译：《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66页。 (49)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50)马俊毅：《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51)[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9页。 (52)这种思想上混乱在具体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社会上和党内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质疑和错误认识，甚至出现了“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错误说法；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一旦涉及民族事务社会治理事件，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加大了地方政府处置的难度等等。 (5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156页。 (5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51页。 (5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59页。 (5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54页。 (5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52-153页。 (58)[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著、周建勇译：《政党：组织与权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304页。 (59)因为认同序列不仅涉及家庭、社区、地域、族群、国家等结构层面的认同类型，也涉及身份、语言、宗教、传统、习俗、道德等文化层面的认同类型，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认知和理解框架。参见任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认同序列及其优化：基于两个案例的研究》，《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3期。 (6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61页。 (6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60页。 (62)[法]让-马克·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6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谈到，“现在，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上来了，但结构不够合理，政工型干部偏少，具有适应市场经济和复杂环境能力的干部少，梯队不完整，急用现找现象突出”。参见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64)[美]亨利·A.吉罗克斯著、刘惠珍等译：《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65)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民族地区好干部的标准。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30/c1024-25763359.html。 (66)王延中等：《民族地区的廉政建设与社会稳定》，《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 (67)[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王江、程文浩译：《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6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151页。 (69)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二是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