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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玉器在中原地区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开始出现,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 龙山时代进一步发展。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器大多来源于周边地区, 且不同时间玉器的来源地域并不一样, 仰韶时代主要来源于红山文化和崧泽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主要来源于大汶口文化, 龙山时代主要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传播之路也是礼制的引进之路, 通过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不断引进, 中原地区的礼制也在不断地整合、完善, 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 关键词:中原地区；玉器；来源；传播路线 玉器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人爱玉, 以玉饰物, 以玉崇礼, 以玉比德。远在8000多年前, 中国人就开启了使用玉器的传统, 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玉器的存在。因此, 有很多学者直言, 中国史前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 目前, 中国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多发现于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 中原地区发现的玉器不仅年代晚, 数量和种类也不甚丰富, 而且大多来源于周边地区。但是, 这些玉器却极大推动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并深刻影响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展。鉴于此, 有必要对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器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 中原玉礼器的发现情况 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早期, 一直用石斧或石铲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墓葬中也多随葬石斧或石铲, 不见玉器。到了仰韶文化中期, 中原地区依然不见玉器的实物资料, 但在一些遗址的器物上开始出现玉器图案, 如洪山庙遗址的一座合葬墓共出土瓮棺136座。作为葬具的泥质大口缸外壁彩绘有各不相同的图案, 共计40余幅。其中, 和玉器相关的有玉璧纹、双联璧纹、玉梳和勾云纹器等[1]。双环形图案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联璧十分相近, 只是孔径较大, 更接近“好倍肉”的玉瑗。但是,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古人在制作玉器时, 对于玉璧的孔径与器体的比例并没有严格规定。因此, 将这种双环形图案解释成双联璧也是可以的。W117∶2大口缸上绘有类似“工”字形的纹饰, 上下两“横”的末端外撇, 中间还有三个点形装饰。这一图案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2] (N5Z1M1∶4、N16-79M2∶1) 以及城子山出土的勾云纹器十分相像[3]。另外, 阎村遗址发现的“鹳鱼石斧”图彩绘缸上的“石斧”实际上也应是一件石 (玉) 钺。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 玉器开始在中原地区出现, 但数量有限, 主要发现于两个地区。第一, 洛阳的伊洛河流域, 主要为伊阙城遗址。该遗址清理仰韶晚期墓葬5座, 形制、大小基本相同, 都为土坑竖穴墓, 带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墓内有棺有椁, 部分有漆痕, 随葬有少量玉器, 其中M9随葬有石斧、石铲和玉圆柱形短棒形器, M5随葬有玉璜和玉饰品[4]。第二, 三门峡地区, 以西坡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发现有仰韶晚期的墓地[5]。墓地内墓葬统一规划, 多成排分布,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多数墓葬都有生土二层台, 头均朝西或略偏北。在22座墓葬中, 有17座发现有随葬品, 种类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象牙器等, 其中玉器一般为斧 (或钺) 。 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后, 中原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开始增多, 种类也日趋多样, 以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最为典型[6]。该墓地2004年共清理墓葬262座, 南北成行, 东西成列, 排列有序。这些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是玉石器, 共计200余件, 其中较常见的有玉璧、环类、石刀和玉 (石) 钺, 此外还有一些玉琮、小玉饰等。 龙山文化时期, 中原地区发现的玉器不仅数量多, 种类丰富, 而且分布地域广泛, 主要集中于晋南和淮河上游一带。这一时期, 晋南属于陶寺文化的范畴。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翼城、曲沃、襄汾一带, 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前后相承, 可分为三期[7]。陶寺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陶寺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 发现有较为完整的龙山时代墓地, 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8]。大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富, 一般都有玉 (石) 钺和石斧, 如M3015随葬品在178件以上, 其中玉钺1件、石钺3件[9]。 (图一:1) 中型墓有少量随葬品, 部分发现有石 (玉) 钺, 如M1364随葬有1件玉钺[9]。 (图一:2) 最为重要的是, 在2002年发现的陶寺晚期大型墓葬M22[11]中, 更是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玉 (石) 钺。总体来看, 陶寺墓地随葬玉器的种类包括礼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 器形以斧钺为主, 另外还有琮、瑗、璧、臂环、管、笄等。 图一陶寺文化墓葬平面图 1.M3015 2.M1364 淮河上游及其附近地区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范畴, 这里发现的玉器虽然没有陶寺文化丰富, 但较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例如,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玉刀、玉饰各2件, 玉璜、玉环各9件[12];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玉璧、玉铲、玉鸟各1件[13];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玉琮1件[14];汝州煤山遗址发现玉斧1件[15]。 从目前中原地区出土的玉器来看, 中原地区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并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当8000年前人们开始对美石有所认识后, 北方地区率先走上了使用玉器的道路, 而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则主要使用一些绿松石类的小型饰物。直到仰韶文化中晚期, 玉器才初现于汉水、伊洛及灵宝西坡等地的遗址中。从这些遗址发现的玉器来看, 此时的制作工艺已经比较进步, 西峡老坟岗和灵宝西坡遗址的钺都采用了线切割、管钻的技术和方法, 运用了琢磨和抛光等手法;大部分器表都不见使用痕迹, 说明玉器已初步完成了向礼器的转化, 由“以玉饰物”迈向“以玉崇礼”阶段。可以说, 玉器在中原地区一出现就扮演了礼器的角色。因此, 将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器称之为玉礼器则更为恰当。 二 中原玉礼器来源分析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 中原地区的玉器并不是本地产生的, 而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 (一) 红山文化的影响 上文已提到汝州洪山庙彩陶上双联璧、勾云纹器等图案的出现与红山文化的影响有关[16], 这里不再累述。事实上, 除了洪山庙遗址外, 在中原地区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有红山文化的玉器。例如, 近年河南西峡县老坟岗遗址中发掘的10座庙底沟时期的积石冢, 其中8座是长方形竖穴土圹墓, 2座为平地堆石成冢, 具有鲜明的红山文化的特征。这些积石冢中的随葬品大部分为陶器和石器, 但在2座墓中各发现钻孔玉饰1件, 其形象与红山文化玉斧极为接近[17]。M6中出土的玉饰一面石质, 一面为绿松石, 应是使用绿松石传统的庙底沟人在吸收了红山玉器因素后创作的产物。另外, 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二期墓葬M239中出土的玉斧[18]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因素。 (二) 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 (或大崧泽文化) 的影响 长江下游地区是我国史前玉 (石) 钺发现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 石钺是玉钺的最初形态, 在马家浜文化的遗存中就已经出现了石钺。进入崧泽文化时期, 石钺的应用相当广泛, 大部分高等级的墓葬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到了崧泽文化晚期, 玉钺开始问世, 并在墓葬礼器群中占据主要地位。马家浜文化 (或大崧泽文化) 的玉 (石) 钺在灵宝西坡、伊川伊阙城等遗址中都有发现。灵宝西坡遗址墓葬发现的玉钺形态近似早期的石质工具, 属于玉钺的早期形态。但它却从多种生产工具中脱颖而出, 率先成为黄河中游地区比较固定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器物, 很可能标志着该地区以玉钺为主体用玉习俗的出现。除此之外, 虞城马庄遗址也发现了马家浜文化 (或大崧泽文化) 的玉 (石) 钺, 数量较少, 共有5件。这些石钺与鼎、豆、觚等礼器一道出现于墓葬中, 构成了马庄随葬器物的组合。因此, 玉 (石) 钺的传播之路也是一条礼乐的引进之路, 通过这条通道, 长江下游的礼乐制度被逐渐传播到中原地区, 并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社会的变化, 文明的兴起。 (三) 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中原地区与大汶口文化所在的海岱地区相毗邻, 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频繁, 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 两地之间的人们便有一定的来往。大汶口文化时期, 中原与海岱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不断向中原腹地迁徙, 并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目前, 中原地区所见的玉礼器中, 具有鲜明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主要有牙璧、方璧和玉琮等。 1. 牙璧牙璧因周边有同向旋转的齿牙而得名, 以三牙者多见, 也称“璇玑”。中原地区发现的牙璧数量稀少, 仅在芮城清凉寺有所发现, 如M100∶7, 颜色青绿, 形状规整, 平面呈方形, 中心孔较大, 四边切割并磨制出牙形凸出[19]。 (图二:1) 牙璧不见于中原地区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中, 相反在大汶口文化中常有发现。五莲丹土遗址曾采集到1件牙璧, 青黄色, 平面近方形, 中心孔大而规整, 三牙较细, 边刃明显, 牙之间还有不明显且数量不一的扉齿[20]。 (图二:2) 临朐西朱封遗址也曾采集到2件三牙牙璧[21] (图二:3、4) , 无论整体造型、颜色质地, 还是制作工艺均与丹土遗址所见的牙璧接近。尽管这两个遗址发现的牙璧都为采集品, 但它们的年代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之前, 比清凉寺出土的牙璧略早。有学者们业已研究, 牙璧首先产生于山东东部和辽东半岛南部地区[22]。因此, 中原地区牙璧的出现当是受到了山东地区的影响。 2. 方璧方璧在中原地区发现不多, 目前仅见于芮城清凉寺, 如M150∶3, 圆角方形, 一侧略宽, 中心有一圆孔, 璧肉由中心孔向外逐渐变薄, 边缘有破损[19]。这类器物最早发现于红山文化中, 且数量丰富, 如牛河梁第二地点的M11∶2[24,24], 与清凉寺M150∶3风格相近。另外, 在属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初期的莒县杭头[25]、胶县三里河[26]等遗址也发现有方璧的存在。 (图三) 由于红山文化无论是年代还是地域均较庙底沟二期文化较远。因此, 中原地区方璧的发现应不是直接来源于红山文化, 它首先从东北地区传播到山东地区, 然后再由山东地区传播到中原地区。 图二大汶口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牙璧对比 1.芮城清凉寺M100∶7 2.丘莲丹土采集3、4.临朐西朱封采集 3. 玉琮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 外方内圆, 分多种型式, 有高体的, 也有矮体的, 有复杂兽面的, 也有简化兽面的。芮城清凉寺遗址发现的M52∶1玉琮[19], 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玉琮。该琮双面管钻, 孔内壁光滑, 外部制作粗糙, 四角高度不一, 纹饰简略, 每面中部各有两条竖线。这种风格的玉琮与良渚文化相比, 甚是简省, 但却能从大汶口文化中找出端倪。例如, 五莲丹土遗址曾采集到一件矮体玉琮, 形状规整, 外部饰三组横向平行线, 不见兽面, 与清凉寺玉琮形制相似。因此, 无论从年代、地域还是形制上, 中原地区所见玉琮都与山东地区更加接近, 应是直接受到了山东地区的影响。换言之, 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琮经由山东地区继续西传, 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为中原人所接受, 并纳入了自身的礼制体系。 (四) 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 龙山时代, 虽然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没有之前的大汶口文化强烈, 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较多的联系。这一时期, 中原地区受海岱地区影响的玉器因素首推陶寺遗址发现的玉兽面M22∶135, 它整体作戴冠兽面状, 冠上有人字形尖顶, 两边向上卷起, 玉面上的纹饰则较为简略[28]。这一造型与山东日照两城镇、临朐西朱封等遗址所见的玉兽面极为相似。两城镇发现的玉圭正面和背面均刻有精美的兽面, 头顶尖冠, 边沿上卷, 旋状兽目[29]。西朱封M22出土的兽面冠饰虽然更加繁复, 但整体造型和两边上卷的尖冠与陶寺和两城镇发现的兽面并没有实质区别[30]。从绝对年代来看, 日照两城镇和临朐西朱封遗址均早于公元前2300年, 而陶寺遗址M22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晚于公元前2300年。因此, 尽管兽面纹这一母题在良渚文化中就有发现, 但由于龙山时期中原所见兽面纹与山地区东最为接近, 且年代略有先后, 因此陶寺文化玉兽面的出现当是直接受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 除玉兽面之外, 这一时期, 中原地区发现的玉器中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因素者还有牙璧、方璧、玉 (石) 钺等, 它们均可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相似者。例如, 陶寺遗址T7464∶7牙璧、M3015∶56石钺、M3015∶2玉钺[28]分别与海阳县司马台牙璧[32]、朱封M203∶16、M202∶8玉钺风格相似, 下靳遗址M235∶2方璧[33], 与茌平尚庄M26∶4方璧[34]形制如出一辙。 图三大汶口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方璧对比 1.芮城清凉寺M150∶3 2.牛河梁IIM11∶2 3.莒县杭头M8∶16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对陶寺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且在其文化末期, 又将一部分因素传播到豫中一带的新砦期遗存中。“新砦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东部一带、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双洎河、贾鲁河、颍河、沙河等流域, 涉及郑州、新密、新郑、巩义等市县, 典型遗址有郑州牛砦、新密新砦、新郑人和寨、巩义花地嘴等。“新砦期”的重要遗迹有城址、大型建筑和祭祀坑等, 出土的遗物有陶器、骨器和玉器等。新砦期所发现的器物中有很多东部地区的文化因素, 如各类折壁器盖、夹砂褐陶甗, 子母口的鼎、罐、缸等。 新砦期的玉器发现数量不多, 但却意义重大, 特别是花地嘴遗址发现的玉璋T17H40∶1, 形制规整, 两端稍宽, 中间稍窄, 首端凹弧, 有双面刃, 下端有一单面钻孔, 扉牙对称排布于下端两侧[35]。此玉璋的造型与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庄遗址[36]、海阳县司马台遗址[32]、五莲上万家沟遗址[38]发现的玉牙璋十分相似, 细微的差别则可能是时代和技术等因素导致的。中原地区在新砦期之前并没有发现玉璋的存在, 花地嘴的玉璋应直接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玉牙璋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高等级玉器, 据文献记载, 其有“以頫聘”“以敛尸”“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等功能。 (五)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玉器发达, 常见各种神人像以及虎、龙、凤、鹰、鸟等动物形象。它的玉器对陕西、河南等地龙山时代文化以及夏商周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9]。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偶见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如禹州瓦店的成人瓮棺葬出土的玉鹰等, 形体特征都与石家河晚期一致, 显然属于石家河文化因素。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仰韶时代中晚期, 红山文化和崧泽文化分处中原南北。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十分强势, 且都较早地进入了文明阶段, 出现了很多文明的因素。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与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中, 吸收了它们的玉礼器等文明因素, 由此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经过长期的酝酿, 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它的西进在豫东地区形成了“尉迟寺类型”, 有学者甚至将豫中颍水一带也归为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称之为“颍水类型”[40]。大汶口文化的西进, 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大汶口文化将自身的玉器传播到中原的晋南盆地一带。进入龙山时代后, 一方面, 山东龙山文化循着大汶口文化的踪迹, 继续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 将一部分玉器传播到中原地区。另一方面, 蛰居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也开始大规模北扩, 并将自身的玉器传播到郑州一带, 且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玉礼器向中原的传播之路 长期以来,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由于交通闭塞, 人们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但是, 多年的考古发现却呈现了另外一番景象, 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极为频繁。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一个远距离的交流网, 在这一交流网中流通的不是一般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而是涉及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 是标志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 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41]。实际上, 这个交流网是由多个交流路线编织而成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 玉礼器向中原地区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仰韶文化中晚期太行山西麓“S”的传播路线 前文提到, 仰韶文化中晚期, 豫西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中已发现一些红山文化的玉器因素。那么, 它们是如何从遥远的东北传入到中原地区的呢?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 晋陕豫相邻地区的仰韶文化早在7000年前就顺着黄河北上, 进入到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到了仰韶文化中期, 这种趋势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愈演愈烈。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 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花瓣纹彩陶从华山脚下开始, 经由晋南、北方地区而与东北联系起来, 大体呈一个“S”形的传播路线[42]。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圆点勾叶、同心圆纹和四棱山出土的器座、圈足碗与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具有内在联系。到了仰韶文化晚期, 随着庙底沟文化的解体以及红山文化的强盛、繁荣, 红山文化又沿着这条路线由北向南对各个考古学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 河套地区海生不浪文化中的筒形罐、敞口折腹钵都来源于红山文化, 而斜肩小口双耳罐、盆、钵类陶器外表常饰的连涡纹花纹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因素。晋中北地区的义井类型中也发现有一些红山文化的因素, 如敞口折腹钵等。近年来, 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中也发现有勾旋纹等典型红山文化的彩陶图案[43], 而在西峡县老坟岗遗址中又发现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积石冢。由此看来, 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正是通过这条“S”形路线相互交流的, 红山文化的玉器也是通过这条线路传播到豫西地区的。 (二) 仰韶文化中晚期沿淮河支流汴水、睢水等的传播路线 仰韶文化中晚期, 在崧泽文化的强势影响下, 皖北、豫东南部纳入到了崧泽文化圈。同时, 在豫东北部、豫中, 甚至豫西都能见到崧泽文化的因素, 如马庄遗址发现的墓葬及墓葬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伊阙城遗址一期墓葬出土的石钺、玉璜等, 大河村遗址陶器中的敛口折腹豆、深腹缸、斜腹盆等[44], 灵宝西坡墓葬出土的玉钺、玉璜、大口尊等。 崧泽文化向皖北、豫东地区的扩张, 主要是沿着淮河支流传播的。历史上, 这一地区的汳水 (即汴水) 、睢水、泗水等淮河支流都在沟通南北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 仰韶中晚期玉 (石) 钺正是从长江下游地区, 经过江淮地区, 沿着淮河支流首先传播到豫东地区;然后以豫东为立足点, 再进入中原腹地, 直至豫西地区。 (三) 大汶口文化晚期沿淮河支流颍水的传播路线 大汶口文化晚期, 江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沿着淮河支流颍水北上, 首先深入豫东周口地区, 将其纳入自身的分布范围, 这在郸城段寨[45]、商水章华台[46]、周口烟草公司[47]等遗址有着鲜明的体现。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都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高度相似, 如段寨遗址发现的2座墓葬, 形制、结构、随葬品皆与大汶口文化相同, 其中M1死者头朝东, 有拔门牙迹象, 随葬品为杯、背壶、罐、鼎等。之后, 大汶口文化以豫东为基地, 向豫中地区辐射,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河村五期文化, 这在郑州大河村[48]、禹县谷水河[49]、前后屯[50]、平顶山寺岗[51]等遗址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大河村五期文化中有很多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如陶器中的横篮纹鼎、高柄杯、长颈壶、背壶、鬶、豆等。大汶口文化继续西进北扩, 对洛阳盆地和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偃师二里头[52]、孟津寺河南[53]、垣曲古城东关[54]、夏县东下冯[55]、芮城清凉寺等遗址都发现有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四)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沿济水的传播路线 自古以来, 济水就是联系中原和山东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大汶口文化晚期, 豫北地区先后分布有大司空文化、孟庄二期文化, 这两个考古学文化中均发现有较多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如长颈壶、杯等。龙山时代, 豫北地区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范畴, 在后岗二期文化中发现了很多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 如鸟形足鼎、三足盘、圈足盘、单耳杯、豆、鬶等。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山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因素在豫北地区的出现应是沿着济水传播而来。然后又以豫北为基地, 穿过太行山上的通道传播到晋南地区。实际上, 晋南清凉寺遗址和陶寺遗址中具有东方特色的玉器应主要通过这条线路传播而来。 (五) 龙山晚期沿淮河支流汝河、颍水的传播路线 龙山文化晚期, 石家河文化曾向中原地区强势扩张, 深刻地影响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这在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煤山类型的陶宽扁足带成排窝状的鼎、桶状刻槽盆、杵形杯、陶鸟、陶人等都是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另外, 石家河文化的葬俗也对中原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汝州李楼T5M1随葬3件高领素面深腹陶罐[9], 与邓家湾石家河文化墓葬随葬的素面高领罐形制相同;李楼T3M1为成人和婴儿合葬墓, 成人大腿之下随葬有半个猪下颌骨, 婴儿置于瓮棺内放在成人脚部, 又与随州西花园石家河文化M34成人和婴儿合葬墓相似。 石家河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路线可能不止一条,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应是沿着淮河支流汝河、颍水进行的, 而豫中郑州一带发现的具有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器就是通过这条线路传播而来的。 四 结语 中原地区玉器出现晚, 在仰韶文化中期之前, 玉器随葬并不流行, 几乎不见玉器的存在。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 玉器才开始在中原地区出现, 虽然种类和数量较少, 但却作为礼器而存在, 并由此开启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玉器较多地出现在墓葬中, 种类也由简到繁。到了龙山文化时期, 中原地区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与周边地区玉器的比较可以发现, 中原地区玉器的出现大多是异地传播的结果, 且不同时段不同器物的来源并不一样。仰韶文化时期的玉器主要来源于北方的红山文化以及东南地区的崧泽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中原地区的玉器几乎全部来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 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都向中原地区传播, 但以前者为主。由此看来, 在玉器传播上, 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玉器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路线有很多条, 一般都是沿着河流进行。仰韶文化时期, 红山文化玉器沿着太行山西麓的黄河河道远播到豫西地区, 崧泽文化的玉器沿着淮河支流汴水、睢水等传播到豫中和豫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北向沿着济水传播到豫北地区, 然后穿过太行陉径到达晋南地区;南向沿着淮河支流颍水传播到豫中一带, 然后继续西进北扩至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代,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沿着济水传播到豫北地区, 然后穿过太行陉径到达晋南一带;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主要沿着淮河支流汝河、颍水传播到豫中地区。 夏商周三代礼制发达, 礼乐制度是维系当时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 三代的礼制载体大多可在新石器时代觅得踪迹, 玉器就是其中之一。玉器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一开始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们大多以礼器的身份出现于高等级的墓葬之中。玉器的传播之路其实也是一条礼制的引进之路;通过不同路线, 东北、长江中下游、海岱等地区的礼制被逐渐引进中原地区。然后, 在中原地区的不断整合、损益下, 最终形成了完备、稳定的三代礼制。 玉器的传播之路也是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之路。仰韶文化中期, 随着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玉器的传入, 中原地区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处于天地之中、四方辐辏之地的中原地区, 由于地利的优势, 在文明化进程中, 能够更加直接、便利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 并加以改造、利用。在对周边文化的不断吸收、整合、利用中, 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断加快, 最终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形成了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内部结构稳定发展的二里头文化, 由此真正地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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