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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导出/参考 摘 要: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前后开始,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超大型聚落,如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良渚遗址群等,它们在各自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代表。本文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为例,讨论了二者所代表的两种城市营建形式,其中石家河聚落群的营建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的形式;陶寺城址的营建则具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即宫城(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它代表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市规划思想,并对后代的城市规划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初期城市;城市规划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生产活动以非农业为主、为区域中心的大型或较大的聚居地。中国在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出现了大型聚落,还出现了城堡。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史前城址总数超过60座,规模有大有小,其中除了极其少数特大型聚落,大多不能定性为城市。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前后开始,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国家形态,聚落演进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少数聚落在各自所在的考古学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具体表现为聚落规模超大(上百万平方米或数百万平方米,面积甚至与后来商周时期的都城规模接近)、功能多元、有高等级大型建筑、高规格或特殊文物等有别于普通聚落的超常特征,这些特点已具有初期城市的一般特点,这种大型聚落可称为中国古代初期的城市。考古发现的这类大型聚落有汾河河谷的陶寺城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聚落群、长江下游附近杭嘉湖平原的良渚城址、山东日照两城镇城址和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等。其中陶寺城址、石家河聚落群分别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初期城市的代表。这些初期城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功能和区划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是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文以陶寺城址、石家河聚落群为例做具体分析,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讨论。由于现今对两城镇、良渚、石峁城址的布局、内部结构缺乏较详细的了解,这里暂不讨论它们的营建问题。 城市的营建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实施的,有相对稳定的功能和结构,其形态与城市所在地理环境、性质、规模、发展进程等要素相关联。像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这类历史上的城市,今天所见只有考古发现的埋藏于地下的遗存,对于这类城市的营建作详细的动态考察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尽管这些城市在长时段内或许有一些变化,但一般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以城市的规模、功能、环境等为视角,以其二维平面形态为对象作静态考察。 图一石家河聚落群分布图 (据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图二改制,文物出版社,1 9 9 9年) 一、石家河聚落群与陶寺城址的基本信息和平面布局 (一)石家河城址与石家河聚落群 石家河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1 6公里的石河镇西北土城村(图一),城址所在的石家河聚落群主要分布在镇北土城乡境内,绝大部分位于东、西二河交汇的三角地带,石家河古城城垣围住的部分只是石家河聚落群的核心部分[1]。 1 9 9 0春和1 9 9 1年春的调查发现,石家河镇以北海拔3 0～4 5米、约8平方千米范围内,古代遗址的分布十分密集,很多遗址之间的文化堆积没有明显间隔,以谭家岭为中心,外围分布着数十处遗址[2]。当时初步判断城址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晚期。虽然整个聚落群分为城内、城外两个区域,但一些城外的聚落距离城垣、城壕并不远,还有一些则大致与城址的兴衰同步。而这个范围以外,仅零星分布少量遗址,所以石家河聚落群被视为一个大型聚落群体。此后经过对城内外的多次考古发掘尤其是1 9 9 2年对城西北角的邓家湾[3]、2 0 1 1年对三房湾东南的南城垣中段解剖发掘[4]以后,明确石家河城址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晚期[5],2 0 1 4～2 0 1 6年在城中部发掘的谭家岭城址,年代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始建年代或早至油子岭文化晚期[6]。2 0 0 8年调查显示,在石家河大型聚落形成之前,这里在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聚落只有1处,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明显增多,多达1 6处,石家河文化时期大增,达3 3处[7],此后聚落地点的数量大减,这为观察石家河聚落群的兴衰过程提供了明确证据。综合来看,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城为核心的聚落群才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所以下文有关石家河聚落群的讨论中,只涉及石家河时期的遗存。 1. 石家河城址石家河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约为1 2 0 0余米,东西长约1 1 0 0余米。其中南城垣西段呈东西向,在三房湾东侧与黄金岭南侧间有一个长4 0 0米的缺口。1 9 9 2年对邓家湾遗址北部的勘探和发掘,进一步证实了石家河古城北城垣的存在。2 0 1 1年3～4月在南城垣向东的延长线上、今三房湾东南低洼地带的发掘、钻探,确认三房湾东南向东到黄金岭南一线4 0 0米的低洼地带也存在城垣,向西与南城垣西段相接,东经蓄树岭遗址南部与黄金岭一线的东城垣相连。至此,石家河古城城垣基本得以确定。2 0 1 1年对南城垣的钻探和发掘,可知南城垣为东北—西南走向,而不是原先估计的东西向。由此可见石家河古城平面大致呈菱形。这样,城内面积要重新计算,应该不足百万平方米,但它仍然是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古城。 (1)城垣 1 9 9 0～1 9 9 1年调查所见,西城垣南段及南城垣西段保存较好,东城垣中段也比较清楚,北段则被晚期的土城破坏。部分地段城垣底宽5 0米、顶宽1 5米、顶面距环壕底部深6米左右,系由生黏土分层堆筑而成,各层一般厚1 0厘米左右,经简单夯打。墙体坡度甚小,仅2 5°左右,即使考虑到后期冲刷坍毁的因素,从三房湾的剖面分析,它的原有坡度也是比较小的。1 9 9 2年发掘城垣的西北角内的邓家湾地点,所见此地带北墙体宽约2 5～3 0、残高2.9米。2 0 1 1年在三房湾东南发掘的南城垣所见,这一带残存宽度约3 0～3 5、残高1.5米。 (2)城壕 1 9 9 0～1 9 9 1年调查所见,最宽处达8 0～1 0 0米,窄的地方也有4 0～6 0米。环壕底部多有较厚的一层黑灰色淤泥,为当时长期水淤所致。 (3)城外人工墙体 2 0 0 8年在城壕以外的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外侧还发现有一圈断续的长条形土岗。通过2 0 1 4～2 0 1 6的考古工作确认,城外的西、北部有两条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状堆积,其中内侧的一条位于城外西北角的黄家山—严家山一线,外侧的一条位于鲁台寺—扁担山—三星台一线;城外一条位于东北面京山坡—毛家岭一线。 2. 城内外不同性质的聚落点2 0世纪5 0年代,为配合石龙水库干渠,调查并发掘了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和三房湾四个地点,其中三房湾就在后来发现的城内南部,其他地点距离南城壕也不远。发掘所见,这一带遗址分布广泛,堆积丰富,是一处大型遗址群落,其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延至周代[8]。1 9 9 0～1 9 9 1年调查所见,城址东南角一带的蓄树岭、杨家湾等地堆积基本连接成片,所以起初认为杨家湾也在城垣内。石家河聚落群的两次系统调查都是将城垣内外的所有同期遗存视为一个时空上的整体,关注城垣外围遗址与城内遗址的关系,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认识。所以,讨论石家河城址的营建,不能仅着眼于城址本身,还要充分关注城垣外的聚落。 有关石家河聚落群的功能区划,除有关考古报告和简报外,很多学者对此有所涉及或专门作过分析[9]。由于迄今对石家河聚落群的考古工作所获信息有限,除了少数地点作了发掘,其他地点大多限于考古调查,所以有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下面按照有关田野考古工作,依照发现的遗迹及其功能对几个主要工作地点的信息作大致的讨论。 (1)普通居址 这类性质的建筑遗存,在城内外多地都有发现。 谭家岭地点为学界关注重点[10]。它位于石家河古城内的中西部,呈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形,面积约1 2万平方米,这里居于城内中心,地势也最高。调查所见,从地表暴露的文化堆积情况来看,谭家岭台地南北两侧较低处散布有大面积的灰土文化层,北与邓家湾文化层相连,南与三房湾、蓄树岭文化层相接。台地顶部耕地下是连接成片的红烧土建筑堆积。发掘所见,这里主要是屈家岭文化时期(“谭家岭第四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谭家岭第五期”)的遗存,遗迹主要是房址、墓葬和灰坑等。在谭家岭台地东部,2 0 1 5年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建筑台基1座[11],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南北长1 3.1、东西残宽1 1米,残存面积约1 4 4平方米。 另一处重要地点是肖家屋脊[12]。这处台地位于城外东南,经过多次发掘,发掘面积较大,揭露的现象比较丰富、全面。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遗迹有房屋、灰坑、排水沟、露天灶和墓葬等。房屋基址多残破,但据残留现象看,房屋一般成组集中分布,有的围成院落。如F 1 5、F 1 3、F 3、F 2、F 5几座共同组成“凹”字形院落,南北接近4 0米。其中F 1 5为单间房,F 1 3似为三开间以上的多间房屋。肖家屋脊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三处墓地,每处包括1 0～2 0座墓葬。其中东南区墓地,有2座石家河早期墓葬,这处墓地位于F 1 5等组成的“凹”字形院落外的西南角,两者之间应有一定关联。这种以建筑群落与附近墓地构成的单位是石家河聚落社会中最小的家族一级单位。从整个肖家屋脊6 7 0 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至少发现3个以上这样的墓地看,这里是一处至少3个家族单位组成的聚落[13],表现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特点,这与商周时期常见的家族生活方式是相似的。 在南城垣东段外不远的罗家柏岭,2 0世纪5 0年代经过调查发掘[14],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这里清理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建筑群,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偏西北部有一组东西向双开间台式建筑,长1 4、宽4.2～5.5米,距它南面1 4.5米处的东南部还有一组略小的建筑,似为三小间,两者的方向一致;两组房址西侧有一道长3 9.5米的墙将两者连接,组成了一组建筑群。 在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以及明确的祭祀类遗存[15]。其中墓葬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共1 0 0余座,分土坑竖穴墓和瓮棺两类。此外发现有2座房址,一座明确属于祭祀遗迹,另一座残破,性质不明。这里的信息虽然相对有限,但既有一定规模的墓地,或许会有居址,这里可能也是一处居民点。 黄金岭上也发现建筑遗存。黄金岭顶部三个分立的小土包应当是三组建筑废弃后的堆积,这些建筑直接建于城垣上,生活垃圾则倾倒于城垣内侧的西坡上。 1 9 9 0～1 9 9 1年代调查所见,蓄树岭、杨家湾一带与黄金岭和三房湾延续过来的文化层相连,两地的遗存也是连续的,所以1 9 9 0～1 9 9 1年代调查认为南城垣在杨家湾东北与黄金岭的西城垣相接。2 0 1 1年在三房湾东的发掘和钻探确认,蓄树岭位于南城垣内侧,杨家湾则居于南城垣外、蓄树岭的对面。蓄树岭地表及断面所能见到的遗迹现象是大片连续的红烧土堆积,岭上南北两个较高的地方可能为两处集中的建筑区。杨家湾台地上两处较高的地方也分布着一些连续的红烧土堆积。杨家湾绝大部分文化堆积年代在石家河文化早期,蓄树岭也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堆积。 (2)特殊性质的遗存 城内邓家湾、城西的印信台等地还发现功能独特的非生活类建筑及附属遗存。 邓家湾遗存是性质明确的祭祀遗存。这里发现有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套缸”祭祀遗存,即将陶缸套接成列地摆放在地上,比较完整的有两组,其中最长的一列有陶缸2 3件。“套缸”遗迹附近的1 7个灰坑以及其他堆积物中还发现上万个陶塑小动物,个体不大,一般为5～1 0厘米,造型十分生动,有人、鸟、鸡、狗、羊、兔、龟、猪、象、虎和猫头鹰等十余种,这些动物类陶俑可能作为祭祀中的祭品来用。这些陶塑品的来源耐人寻味,有学者认为,它们应该是邓家湾本地生产的[16]。 在城西濠外的印信台,发现5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建筑台基以及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扣碗、扣缸等遗迹,推测这里是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17]。 (3)制陶手工业区 1 9 9 0～1 9 9 1年调查发现,位于南城垣内侧的三房湾有石家河文化的堆积层压在城垣内坡上。这里的堆积中发现有非常多的红陶杯,在大约9 0×7 5平方米范围内,埋藏的红陶杯数量可能在数万乃至数十万只以上。这种特殊现象显示这里并非普通生活居址。2 0 1 6年,又发掘出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迹,确认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 有关石家河聚落群的基本信息大致如上所述,可知一些比较明确的信息。综合有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可知,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除了有明确的以房址、墓地构成的居民点外,其他独特的功能区还有祭祀场、三房湾的制陶手工业作坊等,还有学者认为,邓家湾附近应有陶制品的专业生产地[18]。与中国各地同时期的聚落相比,石家河聚落中发现的生活类建筑的规模小,缺乏大型建筑,如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城内谭家岭一带,这里位置相对居中,聚落的延续时间也最长、规模最大,但建筑级别不高,很像为普通居民所有[19]。这到底是城址中还没有发现高级别的大型建筑,还是因为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内部分化不显著,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今后做更多工作。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石家河聚落群的营建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第一,城市的建设以原屈家岭早期的谭家岭城址为中心营建。石家河文化时期,谭家岭城址已废弃,在外围堆筑起包含更大范围的大型城垣。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内建设空间明显不足,城东南部出现跨越城垣、向城外扩展的现象。调查和发掘所见,从邓家湾到谭家岭、蓄树岭一带,文化堆积特别是红烧土建筑遗存堆积几乎连成一个整体,显示这一带空间被完全占用。城东部的黄金岭、蓄树岭地段的城垣上出现石家河文化的建筑房址,从城东南的蓄树岭跨过城垣到城外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红烧土建筑堆积也很密集;这些地点时代明确的建筑遗存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这些迹象显示,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城内的居民区扩展到了城东垣上,因此出现了在城垣上建造房屋的现象,而且形成了居民区向城外拓展的态势。 第二,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城外聚落、聚落群,这也是对外扩展城市建设空间的表现。调查报告认为,城外聚落可分为多个小群。城北的胡家湾、周家湾、晏家新场和晏家光岭等几个遗址可划为一小群,城西有枯柏树、谭家港、堰兜子湾等为一群,城东北有毛家岭、王家台、敖家全、榨锅坟头为一群,东南部因地表后期堆积太厚而情况不明,也可能是单独的一群[20]。由于南城垣的确认,重新审视可知,南城垣外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等地,这一带堆积基本连接成片,这里或可能为独立的一组,它是距离城垣最近的一组。 图二陶寺城址位置示意图 (据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图三改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 0 0 9年) 第三,城外各聚落,除了具有普通居民点的功能外,有的地点具有比较独特的功能性质。如毛家岭遗址采集到大量红陶钵,同样的器形1 9 8 9年在谭家岭发掘区也收获颇丰,而在其它遗址无论发掘品还是采集品均没有这两个遗址多;枯柏树后的台地上曾采集到大量彩陶纺轮,这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常见之物。比照性质明确的三房湾红陶杯制陶作坊,那里或许有产品较单一的制陶手工业作坊。 第四,城外聚落的发展不平衡。像城南面的肖家屋脊地点,据充分揭露的信息,它的聚落规模很大,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发展得更大。但像城北周家湾、胡家湾、晏家新场和晏家光岭等几个地点,虽然共处于一个大冲湾边缘的岗地上,但各自总体面积、以红烧土堆积所标示的建筑区面积,相互之间并没有连接成片,遗址面积均远小于城内及较城垣更近遗址[21]。 (二)陶寺城址 图三陶寺城址布局示意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 0 0 3年发掘简报》图一改制,《考古》2 0 0 4年第7期) 陶寺城址[22]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的塔儿山西麓,处于陶寺村、中梁村、宋村和东坡沟村之间(图二)。地貌东南部高,向西北逐渐低缓。城址按时代分为早期和中期两个时期,分别属于陶寺文化早、中期。延续自早期城址规划的中期城址外有郭城,内有宫殿建筑区(新确认为宫城[23]),城内各功能区划比较清晰。总体布局是宫殿建筑区(宫城)居前(偏东北),其他功能区居后(偏西南)[24](图三)。 (1)郭城 中期城址的郭城已发现三面城垣,即东墙Q 4、南墙Q 6、北墙Q 2,走向都较直,大致围成圆角方形。城垣方向不是一般所见的正方向,而是与正方向偏离4 5°左右,其中南墙Q 6与北墙Q 2平行、相对,东墙Q 4与南、北墙的延长线夹角在9 0°左右。东墙Q 4最宽,宽8～1 0米[25]。由这些外郭墙围起的郭城面积,最初认为在2 0 0万平方米以上[26],后确认城址东西长约1 8 0 0、南北宽约1 5 0 0米,面积约2 7 0万平方米;另加上中期小城的面积,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 8 0万平方米[27]。据笔者推算,以此城为圆角方形为基准,南墙Q 6与北墙Q 2间距1 7 5 0米;西墙没有发现,以南墙西端一线(未到头,为宋村沟冲断)为西墙位置计,东、西墙间距也有1 7 5 0米,此范围的面积达3 0 0万平方米有余,由于郭城的城角为弧形的缘故,郭城面积可从此数中适当减去一部分,再加上城垣Q 5、Q 6围起的中期小城(面积还有1 0万平方米),则陶寺中期城址面积有3 0 0万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龙山时期最大的城址之一。 (2)宫城 宫城位于中期城址的前面(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 7 0米,南北宽约2 7 0米,面积近1 3万平方米,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部分[28]。城垣内有数座大型建筑,规模宏大,可与后代王都的宫殿建筑媲美。 I F J T 3[2 9]是这里的中心建筑,只残存地基部分,但形状完整,平面大致呈正方形,四角略向外凸出。边长约1 0 0米,总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其上可见两座主体建筑,分居前(东北)、后(西南)对称建置[30],面朝东北。出土了当时少见的铜容器残片等珍贵文物,确证陶寺中期城址的东北部是城内的最核心区。I F J T 3东南侧、西侧各发现一片夯土基址,面积有1 0 0 0～2 0 0 0平方米,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I F J T 3西北部有一片陶寺文化晚期的夯土基址,面积约2 0 0 0余平方米。 (3)特殊建筑 在中期城址南的小城内发掘一座形制较特殊的建筑ⅡF J T 1[31],发掘报告称之为观象台。它背靠背面的城垣Q 6,面向东南。残存基础部分平面呈半圆形,由中间的台基和外环的路基组成,总面积约1 7 4 0平方米。在建筑后部近城垣Q 6处有一个圆点标记,围绕此中心点之外的东、东南方向1 0.1～1 1.1米处有弧形夯土墙,墙体每隔一段有一垂直缝,共1 2道,将整段墙分割成1 3段。透过1 2道墙缝,视线正好可共同聚焦于内部的圆圈标记上。 (4)普通居址 调查可知[32],在郭城后部今中粱村一带有普通居址,这里距核心建筑区约8 0 0米。城内的普通居民点肯定不限上述一处。由于资料所限,有关城内普通居民区的信息还相对有限。对于一个面积达3 0 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尤其需要对城中、西部广阔区域作比较详细的工作。 (5)仓储遗迹 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的仓储区,在中期时仍然使用。从方位看,它处于中期城址的宫城右侧。 (6)手工业作坊区 发现有制作石器、烧陶、烧制石灰的作坊以及相关建筑遗迹。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发现陶寺时期的遗迹,有中型和小型房址、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石灰窑等,临近地带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器半成品[33]。 一座中期的大型建筑ⅢF J T 2平面为圆角方形,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方向为北偏西4 5°左右。南北最长约4 7米,东西残宽约2 8米,面积1 3 0 0余平方米。联系到前述的陶窑、石器半成品、灰坑、墓葬等遗迹,它或与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有关。 石器作坊:在城内西部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器半成品,这里当有制作石器的场所[34]。 制陶作坊: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钻探发现陶寺时期遗迹,除中型和小型房址、灰坑、灰沟、墓葬外,发现陶窑l3座,附近有操作坑及活动面。可知这里的制陶作坊相对集中。在城东北部、今大南沟东头之东发现陶窑5座[35],似也有一定规模。 已有信息可见,像城内西南、西部的手工业作坊有的一定规模,成片分布,似乎是有意安排的,它们位于中期城址的宫城的后面(西南部)。 (7)墓地 在城南的小城内西部近北墙Q 6一带钻探出墓地,清理了2 2座。其中大墓一座,即ⅡM 2 2[3 6],口部长5、宽3.6 5、深7米。墓内有丰富的随葬品,诸如玉钺、戚、琮、璜、玉石兵器、玉兽面以及成组的彩绘漆木器(豆、觚形器)和彩绘陶器(簋、大圈足盆、深腹盆、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等,无疑具有礼器性质。随葬有1 0具完整的猪骨,还有半剖者以及猪下颌,显示墓主相当富有。这些证明墓主为高级贵族。附近还清理陶寺中期的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它们如同大墓一样,在陶寺晚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几乎被扰乱一空。 另在城内西南、今沟西村北钻探发现陶寺中期的墓葬[37]。估计城内的墓葬和墓地不会限于这两地。 (8)道路 在小南沟边和中梁沟崖边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有零星的路土;据地质专家分析判断,纵贯陶寺早期城址南北的大南沟—南沟、纵贯中期城址的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很可能是大路[38]。在中国的黄土地带,道路经雨水冲蚀不断下切而产生“路在沟中”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黄土路历经长期冲刷,就会逐渐形成深而宽沟壑。横穿陶寺城址的南北向大沟,其中赵王沟—中粱沟位于核心集中区一侧而非横穿,如果比照后代城市中干道的位置与走向,在此条沟的位置与走向上原有一条道路,也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总体来看,陶寺城的建设以宫城为核心,城内各功能区划建置有序,城市的建设空间以圆角方形的外郭城垣为边界。 二、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的营建方式和规划思想 古今城市的营建,首先要考虑选址问题。陶寺城址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背依东南的塔儿山,前出(西北方向)7千米即为汾河。城址坐落于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台塬上,东面紧临一条汾河的小支流南河。据考察,南河在陶寺文化时期就已存在[39]。可见从环境选择角度来看,陶寺城的选址具有近山临水的特点,其中近山更重于临水。因为如果选址更近于汾河,当然更会有水利之便。但陶寺城并没有建在更近于汾河的地方,而是在汾河的一条小支流旁,这种选址可能更多地考虑到防洪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群位于石家河镇北东西二河交汇处,这里是从北部大洪山的山前剥蚀低丘向平原低地的垄岗过渡地带,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聚落群所在微地貌相对高程虽然不是太大,但地形颇为起伏崎岖,前出不远即为地势更低、河湖密布的平原。可见石家河聚落群的选址与陶寺相似,也更重视防洪方面的因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乘马”篇总结城市的选址时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可见,石家河和陶寺先民基于非常朴素的认识,对聚落的选址是很成功的。 石家河城址与陶寺城址在建筑技术、平面形态等方面既存在相似因素,也具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其放在城址所在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可见两个城址的一些特点具有那个时期的一般性。 从建筑技术看,石家河城址的城垣堆筑而成,墙体宽大,约3 0米左右;夯层不明显,结构较疏松,土质不致密。城垣不论外侧还是内侧都比较缓,坡度在2 5°左右。陶寺城址墙体、大型建筑都为板筑而成,土质明显致密;墙体显得较窄,如外郭墙体以最宽的东墙Q 4计,宽8～1 0米。这两种建筑技术是当时流行的筑城技术,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土质相对干燥,基本用版筑,南方地区土质湿度大,普遍用堆筑[40]。 从城址的平面形态看,石家河城址的形态为菱形,石家河城址的西城垣大致为正南北方向;陶寺城址以陶寺文化中期的完整形态为代表,平面为圆角方形,城址有两个角的对角线大致为南北向,另两个角的对角线大致为东西向,整个城址、建筑面向东北,城址的方向为北偏东4 5°左右;两座城址的城角有明显的弧度,后代城市的城角多见折角。两座城址的这些特征表现出商代以前中国早期城址的一般性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 5 0 0～公元前2 0 0 0)的城址已经发现的数十座,按分布地域可分为大致可分为多个群组[41],即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高原等区。平面形态多样,有圆形、矩形(包括方形),四边形(包括菱形)等,但以圆形和矩形(包括方形)为多。有学者认为[42],这个阶段城址是更早阶段环壕聚落的发展,其中时代偏早的平面多为圆形,年代较晚的有方形或矩形,似乎存在过一个从圆变方的过程。综观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方形(实际是矩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城址以方形为多的情况说明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晰的是中原地区。这个认识是很有道理的。 从聚落角度看,整个石家河聚落群是以城址为核心、城址与周围的聚落共为一体的形态。以新确认的城垣计算,城垣内面积不足百万平方米,但整个聚落群达到数平方千米,这个规模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由于城内面积相对有限,居民点和其他功能区除了城内有少数几个地点外,大量的分布于城外、围绕城址的周围,地点有数十处之多;聚落群以外的聚落地点明显稀少,与聚落群距离也较远。陶寺城址城内面积3 0 0万平方米以上,这个规模比石家河城址大2倍。但陶寺城址作为一个聚落,它是一个基本以外郭城垣为边界的聚落形态,与周围的其他聚落没有关系。系统考古调查所见[43],在陶寺城址周围所见遗址地点仅有5处,它们与陶寺城址有一定距离(超过2千米以上),从聚落的角度看,明显与城址不属于一体。由此可见,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 中国古代很多城市是有明确规划的,建筑史学家对商周以来古代城市的规划深有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规划特点,这方面的讨论还比较少。有学者认为,包括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态以方形为基准,是古人“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44],有学者对陶寺城址的布局思想作了宇宙观视野下的哲学性思考[45]。笔者也曾认为,陶寺城址布局比较严谨,城市的营建之前有初始总体规划,即有将宫殿区(宫城)置前、其他功能区置后的总体安排,整个城市大致以郭城城垣为外边界规划和建设,城市的功能区划严谨有序[46]。具体建设过程是以陶寺早期所建的宫城为基础,中期时建造了外城,城内各功能区也逐步完善。相比之下,石家河聚落群缺乏明确的总体规划,它是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的谭家岭小型城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聚落开始扩大,以谭家岭为中心的几个居民点外围筑起了城垣,城外散布着十多处居民点;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内的空间被充分利用,一些地带的几个居民点连为一体,甚至出现东城垣上部被占压的情况;城外的居民点更多达3 0多处。石家河聚落群的整体形态没有陶寺城址那么规整有序,内部显得相对分散。所以,石家河聚落群的营建更像是一种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的形式。两者的差异说明当时城市的营建有着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像陶寺这种具有初始总体规划形态的城址,颇引人关注。在陶寺以后,夏代的都城遗址如新砦城址和商代的偃师商城、洹北商城也是在这种规划思想下建设的。在周代,具有这种规划模式的城址很多[47],周代及以前的这些城市规划实例是成书于战国的《考工记·匠人营国》篇所蕴含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这个规划模式的内涵为,城市建置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有宫城(宫室)在内、郭城在外;宫城(宫室)居前(商周时期为偏南)、其他功能区据后(商周时期为偏北)等安排,这种城市的布局严谨规整,各功能区建置主次有序。如果考虑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背景,汇聚成这个规划思想的主要贡献可能来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 类似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石家河文化聚落群,在商周时期也有可对比的例子,如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西周的沣西遗址,东周的侯马晋都等,都是通过不断汇聚人群和各类资源发展起来的;汉代以后,城市大多建有外郭城垣,都城级别的少有这样的城市建设模式,但中、下级城市仍存在这种发展方式。 总之,通过对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的比较分析,可知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与后代城市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循着这些城市的踪迹,我们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演变和建设的宏伟历史进程。 附记:本文为2 0 1 5年1 2月在湖北天门召开的“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 0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本次刊发时略有修改。 注释: [1]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2]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 [3]石家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4期;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5]同注[4]。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表 [8]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9]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杨权喜:《石家河古城探讨》,《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7年;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1期;孟华平:《试论长江中游古城的兴起》,《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冈村秀典著、黄晓芬译、赵辉校:《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属城市文明吗》,《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何介均:《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8~453页;张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张弛:《石家河遗址第五次发掘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5日第1版;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石家河考古队:《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 [11]同注[6]。 [12]张弛:《石家河遗址第五次发掘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5日第1版;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张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考古学研究》(十)第34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5]荆州地区博物馆等:《天门邓家湾遗址1987年春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1期;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石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4期;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17]同注[6] [18]同注[16]。 [19]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20]同注[2],第281页。 [21]同注[20],第276页。 [22]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3]何驽、高江涛:《2013~2014年度陶寺遗址发掘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8期,2015年。 [24]牛世山:《陶寺城址的布局与规划初步研究》,《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26]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 [27]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28]王学涛:《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现早期宫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27日。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30]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陶寺城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周一九。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32]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 [33]何驽:《陶寺遗址群调查与陶寺城西钻探收获》《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高江涛、何努、王晓毅:《山西陶寺遗址2012年春、秋季发掘新收获》,中国考古网2012年12月12日。 [34]同注[32]。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3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38]同注[32]。 [39]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陶寺城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40]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41]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7年。 [42]同注[40]。 [43]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 [44]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中原文物》1984年4期。 [45]何驽:《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46]同注[24]。 [47]牛世山:《<考工记·匠人营国>与周代的城市规划》《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