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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涛 许宏 王振祥 孙慧男 卜莹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本文从田野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利用五个方面,对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来的工作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总结了对二里头遗址的重大内涵、价值的揭示、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收获和进展,反思了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问题,并对二里头遗址未来在上述五个方面可能开展的工作提出一些设想和展望。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回顾;反思;展望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为调查“夏墟”,率队于5月16日发现二里头遗址,认为“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赵芝荃和高天麟先生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1959年秋,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已经60年整。60年来,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图一) 一 回顾 (一)田野考古工作 二里头遗址考古是近6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根据工作目的、任务和内容的变化,可大致将二里头遗址前6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1979年,对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的全面了解,是本阶段的主要目的和任务。 考古工作队在遗址多处钻探、发掘,并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果。首季工作,发掘者就依据层位关系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还发现有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推测晚期是洛达庙类型商文化,“或许相当于商汤建都的阶段,更早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这一认识影响了以后数十年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研究。 工作第二年的春季,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间的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9个发掘区,平面略成“井”字形。当年秋冬季时,钻探发现长、宽各约100米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即1号宫殿基址),并进行了试掘。 图一二里头遗址航拍图 此后一直到1978年,先后进行了多次钻探和发掘,钻探出34块夯土基址,完整揭露1号宫殿基址,揭露了2号宫殿基址的大部分;在遗址Ⅲ—Ⅸ区特别是Ⅲ、Ⅴ、Ⅵ、Ⅶ区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铜容器、青铜武器、大型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遗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区域发现较多铜渣、陶范和坩埚残块;在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3]。 第一阶段的发掘,以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的分期方案,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可靠时间框架,为进行其他方面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其他遗址建立时代框架提供了参照。与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同步,工作队也注意及时发表田野考古成果,至1983年,发表1篇考古调查简报、7篇考古发掘简报、1篇征集的重要文物介绍资料,1999年出版了考古报告《偃师二里头》。特别是1号、2号基址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Ⅲ、Ⅷ区青铜容器、玉器,Ⅵ区出土物丰富的中型墓葬,Ⅶ区精美的青铜爵、多件大型玉器等重要资料的发现和发表,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为夏商考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资料。 第二阶段,1980年—1998年,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的而开展的主动发掘,又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 1980年春季开始,工作队先后发掘Ⅳ区铸铜作坊,Ⅲ、Ⅴ、Ⅵ、Ⅸ区的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Ⅵ、Ⅸ区的祭祀遗存,Ⅵ区的制骨作坊,Ⅻ区现洛河河滩内灰坑、墓葬及与建筑有关的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抢救、征集了青铜鼎、盉等重要礼器。 发表了1部图录、7篇考古简报和13则考古简讯。本阶段发现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将每期分为早、晚两段,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现洛河河滩中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存,更新了对遗址范围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对洛河河道变迁、遗址出现和受到破坏的地貌背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遗址内涵和布局方面,确认了铸铜作坊的位置,新发现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重要内涵[4]。 第三阶段,1999年—2019年,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多为围绕特定学术目的的主动性发掘。 1999年秋季开始,对遗址全面测绘,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系统钻探和地形、地貌考察,并结合钻探情况对东部发现的沟状堆积进行解剖发掘,确认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与成因。2001年春季,以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区发现的道路为线索,对Ⅲ—Ⅵ区进行钻探,在宫殿区东侧、北侧和南侧发现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同时,对1号宫殿基址补充发掘,对宫殿区东北部2号基址区域发掘,发现3号基址及其院内的中型墓葬,此后直到2006年春季,先后在宫殿区发现、发掘4—9号基址,宫城东墙、南墙、北墙、西墙及其同侧的大道,11号、12号基址;2004年—2006年,在宫殿区以南的道路南侧,先后发现、发掘作坊区3号墙、绿松石器制造作坊、5号墙、10号基址。 2010年春—2011年春,对宫殿区北部进行系统钻探和发掘,勘探基本摸清了宫殿区北部的遗存分布情况,发现有巨型坑1处,灰土集中分布区3处,大面积夯土、路土多处。通过发掘,对1号巨型坑及5号建筑基址的年代、结构及性质等问题有了初步认识。2014年—2018年继续对5号基址进行全面揭露。 5号基址位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东中部,与其东侧的3号基址并列,二者中间以通道和暗渠间隔。总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方向约为南偏东4.5°。自南向北由4进院落组成,分别编为1—4号院。每进院落包括主殿、院内路土,各进院落的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不同房间的连间排房,每进院主殿的连间排房均自西向东编号1、2、3……室,南侧多有门道,第2、3号院的主殿北侧也有门道。台基以东、以北、以西有路土活动面。在第2—4进院落内共发现3排5座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打破基址的院内夯土和使用时期的路土,其上又被稍晚的使用时期路土所叠压,确证这些贵族墓葬是在5号基址使用时期埋入,之后基址继续使用。5号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了3700年前。其与3号基址这种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以及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邑整体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5]。(图二—图五) 2011年秋—2012年春,对围垣作坊区进行了勘探,2012年秋—2013年春,在作坊区西侧进行发掘,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墙垣、道路、墓葬、灰坑及建筑等遗迹。 本阶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比较注重采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测绘、记录、测试、分析,提高测绘的精度、记录的质量和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程度。2002年开始,发掘中全程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全程使用数码相机拍照、摄像,并使用三角架,提高影像的质量;2015年开始,全面使用数码拍照、精确测绘、三维建模制作遗存的数字影像、图纸,并以全站仪测绘校正,提高工作的精度和效率;2015年开始使用arcgis软件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考古资料地理信息系统。 至2018年,已发表22篇考古简讯、7篇考古简报,并于2014年出版一部5卷本考古报告。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及成因、遗址的宏观布局及聚落的历时性变化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宫城城垣、井字形道路网络、围垣作坊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贵族墓葬、绿松石龙形器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与发掘,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工作 与发掘工作基本同步,60年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包括二里头文化)的遗物(包括文字与刻划符号)、建筑、墓葬、年代学、宏观态势(以文明演化进程、国家形成为主要议题)、地理环境、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这9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6]。其中绝大部分论著是关于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 根据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内容,可将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76年,研究起步阶段。 仅有十余篇论著涉及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研究内容以探索夏文化为主要议题,少量涉及到建筑、玉器。安金槐先生等人提出的洛达庙类型是商代早期遗存的观点,以及文献功底深厚的徐旭生先生在调查简报中提出的“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的论断, 影响深远。根据发掘材料,发掘者逐渐形成了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的观点。许顺湛先生在1960年提出二里头遗址下层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观点,惜未引起学界重视。直到1974年1号宫殿基址,1975年Ⅲ、Ⅷ区中小型房基、青铜容器、大型玉器资料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首次出现2篇专门研究二里头的论著。“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目前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李民和文兵先生在1975年即提出并论证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确是一个系统,一个类型,是逐渐发展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同“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所推算出来的夏王朝中、晚期的年代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二里头遗址及其遗物很可能属于夏文化”,“其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出现的”。在当时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商代早期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认识并详细论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图二二里头遗址5 号基址 图三5 号基址院内灰坑 图五5 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部分器物 1、2.5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铜器3、4.5号基址院内墓葬出土玉器 图四5 号基址院内墓葬 第二阶段,1977年—1995年,研究的较快开展阶段。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影响深远。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召开,主要围绕登封告成遗址的发掘,探讨夏代文化的问题,发表了四种意见,多数学者认为至少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代早期的汤都西亳。邹衡提出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颠覆了此前20多年来所建立的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四种意见都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就应当从这个时期和其前后去进行发掘和研究。1978年《河南文博通讯》发表了此次会议上夏鼐、邹衡、赵芝荃、安金槐等先生的会议论文,学界随后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此后每年都发表数十篇(部)不等的相关论著。 前两个阶段以解决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内涵、分期、分布、类型及古史复原研究为主要议题,体现出明显的文化史研究特色。 第三阶段,1996年—2019年,研究的深入开展阶段。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并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极大地推动了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及古史复原研究。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被普遍应用。尽管文化史研究仍然占据着重要比例,但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这极大地推进了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002年6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采取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将碳十四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广泛地运用到二里头遗址研究之中,在年代学、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此外,从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渐趋深入,涉及到二里头遗址的都邑归属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传世文献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夏文化”的内涵、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王朝更替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阶段划分、考古学的特征与短长等方面。 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大增,甚至超过之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总和。尽管古史复原研究仍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在研究理念转变、自然科学技术广泛介入等因素的刺激下,二里头文化在聚落形态、环境考古、生业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 综上,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已取得不菲的成绩,以此为先导的二里头文化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二里头文化的本体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学界开始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积极探索,涉及到礼乐制度、都邑规划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体系、人口、精神生活、音乐艺术、社会生产、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饮食加工、婚姻生活、交通等内容。相信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考古学理念的进一步应用,二里头文化社会生活研究将会进入更为广阔的阶段。 (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里头遗址发现不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在二里头遗址设立专门的工作队伍进行钻探、发掘和研究工作。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和意义的揭示和阐释,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工作队肩负起保护遗址、抢救文化遗存的重任,随时监督遗址安全情况,与地方文物主管部门一起,竭力保护遗址,与一切破坏遗址行为做坚决斗争;进行大量抢救性发掘,对于遗址保护和抢救,做出了巨大贡献。 考古发掘在获取遗存信息的同时,也对文化遗产造成了破坏,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1号夯土基址开始,即注意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发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部位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后来随着发掘理念的提升,注意对重要遗存的套箱提取。近20年套取了多组重要遗存,在室内进行精细发掘,绿松石龙形器即是套取到室内发掘清理出来的。2015年以来套取的几座贵族墓葬,自然科学和技术多个学科参与论证、取样、研究,室内精细发掘,获得了更多关于墓葬中所用材料及其使用方式、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细节。 二里头遗址于1963年、1988年先后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基于二里头遗址重要的学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以及遗址面临的安全形势,偃师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2002年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二里头文化遗址、汉魏故城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的通知》《关于切实保护二里头遗址的紧急通知》,加强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2006年、2011年、2016年分别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专项规划的大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科研、保护、利用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2006年,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制的《二里头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通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评审,并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这是第一部专门针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规划,划定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并划定了建设控制地带,制定了保护措施。2009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根据遗存分布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划宫殿区、铜铸作坊区、祭祀区、绿松石作坊区、贵族墓葬区为重点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并明确规定了保护措施,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 (四)展示利用工作 充分利用和展示二里头遗址的重大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舞群众,促进当地社会全面发展,也是近年来各级政府、机构关注的工作。二里头遗址出土遗存一直是从偃师市到国家博物馆在内各级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临时陈列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二里头工作队为时任二里头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王中岳同志代笔的《建设二里头博物苑建议书》成为全国人大正式提案,希望创建一个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2001年4月,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专门到二里头遗址调研,提出“要高度重视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好二里头遗址展示、利用工作。2016年3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并于2017年6月奠基;2017年12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二者均将于2019年10月建成开放。 (五)价值传播及普及工作 60年来,二里头工作队发表过2部考古报告、1部陶器图录、21篇考古简报、36篇考古简讯,比较及时、全面地公布调查、发掘资料,供学界研究。学界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多,甚至一度成为夏商考古领域的热门题目。研究成果也进入大中小学教材,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近10年来,考古学者撰写的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央之国形成过程的学术普及读物《最早的中国》,以及近年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电视、报纸、网络报道,将二里头遗址在普通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