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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及其演变

http://www.newdu.com 2019-12-05 《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 徐龙国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汉魏两晋南北朝历时近800年, 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 前段为统一王朝时期, 后段为大分裂时期。通过对两个时段都城的考察发现, 在继承与创新的共同作用下, 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 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等, 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而这些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是渐进展开的, 有的则是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探讨他们形成及演变的进程, 对认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形成及演变
     
    秦朝灭亡以后, 中国历史进入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建立至隋统一, 经历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六个大的时段, 历时795年。如果作长时段考察, 可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两汉时期, 为统一王朝时期, 时间达400余年。后段自三国至南北朝, 南北对峙, 战乱频繁, 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 时间达370年。大分裂时期, 北方主要有曹魏、西晋、北魏及十六国等, 南方主要有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
    因王朝及割据政权较多, 此时作为都城的城市近20座, 但是, 做过较多考古工作、面貌大致可知的, 不过几座而已。 (图一) 现选取西汉长安城、魏洛阳城、北朝邺城、南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大夏统万城等几座有代表性的都城, 对他们作长时段考察, 以探讨诸如一门三道、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坐北向南的朝向等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正是这些都城模式的确立, 为隋唐长安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也为后世都城规划树立了典范。
    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考古发现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 是西汉王朝建立后所筑的第一座新城。该城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60多年, 是上古都城中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充分、也是布局最清楚的都城。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 南、北城墙多有曲折[1]。每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 共12座, 合十二地支之数, 这是中国都城十二城门的开端。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 开创了一门三道的都城城门模式。东面3座城门有向外伸出的夯土, 可能是门阙建筑遗迹, 表明都城的方向应是向东的。
    8条平直的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1区, 宫殿、官署、武库、太仓、官僚和贵族府第、市里分布其中。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位于南部的龙首原上, 两宫东西并列, 占居了城内高地。未央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 前殿大致位于未央宫的中部[2]。长乐宫是太后之宫。两宫之间有武库等建筑[3]。其他宫殿、手工业作坊及市场等, 都安排在两宫以北。武帝时建筑的建章宫, 位于汉长安城西郊。南郊为礼制建筑区, 有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社稷等[4]。
    西汉灭亡后, 汉长安城受到破坏。十六国北朝时期, 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在此建都。在原汉长安城内, 发现20余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5], 推测此时该城仍被沿用, 而宫城已移至东北一隅。宫城有东、西并列的两城。西城应为主要宫城, 其南墙上的楼阁台遗址, 可能是宫城南门。在两宫城之间有一座东西向的宫门, 为一门一道[6]。 (图二)
    汉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7]。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 也是继西汉长安城之后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东汉洛阳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 有12座城门, 东、西两面各3门, 北面2门, 南面4门, 分布与汉长安城稍异。城门形制与汉长安城相同, 都是一门三道[8]。文献记载, 城内大道分三股, 中央为御道, 两边筑土墙[9]。城内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北宫之外, 东部为永安宫, 西部为濯龙园, 东北部还有太仓和武库。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等官府位于南宫外东南部[10]。工商区有金市、南市和马市, 金市在城内, 南市在南郊, 马市在东郊。
    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深受王莽南郊礼制建筑的影响。辟雍、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都集中在城南。与西汉不同的是, 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明堂是一座多层台阁式建筑, 中间为方形殿堂, 周围环绕着圆形夯土台基, 台基之外为方形附属建筑, 外围未发现环水。辟雍中间为方形建筑, 外围环水呈方形, 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灵台为多层高台建筑, 平面呈正方形, 高台四周有围墙。太学位于南郊辟雍东北部, 在此发现大量熹平石经及正始三体石经残块[11]。
    图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主要都城分布示意图
    图二十六国北朝东、西宫城之间宫门遗址全景 (东北→西南)
    魏晋时期沿用了东汉旧城, 城内布局有一些变化。魏明帝仿效其祖父曹操邺城铜雀三台, 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筑了金墉城。金墉城有甲、乙、丙三城。发掘表明, 魏明帝只筑了丙城, 其他两城筑造时间可能晚至北魏时期。由于战乱频仍, 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魏晋及北魏时, 在洛阳城西北城墙外和金墉城外还修筑了许多马面[12]。
    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曹魏时期废除了东汉的南宫, 扩建北宫及其以北的华林园, 又在北宫以东建东宫。宫殿苑囿集中到洛阳城的北部, 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布局形式。宫城南门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道, 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两侧分布太庙、太社等建筑, 北魏宫城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 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13]。魏晋洛阳城的这些变化, 显然受到邺城的影响。
    北魏时期洛阳城最大的变化是在汉魏旧城之外又建一个大的郭城, 使洛阳城变成既有宫城, 又有内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孝文帝在吸收北方平城和南方建康城规划的基础上建成的。据《魏书·世宗纪》载, 景明二年 (501年) 规划修筑323坊。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当时可能只修筑了220坊[14]。因为宫城、官署、寺院等公共空间是不可能修筑里坊的。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外郭城。近年来, 北魏洛阳城先后发掘了永宁寺、阊阖门、二道门、三道门、太极殿、西南角楼等重要遗址, 探明了宫城的城墙范围, 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三台村附近, 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 东魏在邺北城南部加筑邺南城, 两城共同作为东魏都城, 北齐继续沿用, 前后达370余年[15]。
    邺北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东、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墙基。虽为曹魏时期的魏王之城, 却第一次出现了中轴线布局,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北城南面3门, 东、西面各1门, 北面2门。1条东西向大道, 连接建春门与金明门, 把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此道南、北, 各有3条和2条南北向大道。东西向大道以北, 中央为宫殿区, 西部为苑囿和后宫, 东部为戚里和衙署;东西向大道以南为官署和一般居民区。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阳门, 北对宫殿区, 是城内最宽的道路, 也是城市的中轴线。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建设更加重视防御功能。邺北城西北部的铜雀三台就是防御设施之一。三台分别为铜雀 (爵) 、金虎 (凤) 和冰井台, 西依城墙, 东邻铜爵园, 铜爵园内置武库、马厩、仓库, 既是游宴之所, 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邺北城南墙下还发现一个潜伏门, 是内外交通的秘密通道, 始筑于曹魏时期, 一直使用至十六国[16]。 (图三)
    图三邺城潜伏门南出口遗址
    534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东魏迁都邺城, 并倚靠邺北城南墙修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平面近长方形, 为附会“筑城得龟”的传说, 东、南、西三面城墙稍有弯曲, 城角处为圆弧形, 整体似龟形。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14座城门, 现已发现11座。朱明门是都城正南门, 为一门三道形制。
    受北魏洛阳城影响, 邺南城也为三城制。上述龟形城为内城,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 宫城北部为“后园”, 南部为宫殿区。考古发现的赵彭城、核桃园、北吴庄北朝佛寺及佛像埋藏坑都在内城之外[17], 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四百个里坊, 推测龟形城外还有更大的郭城[18]。
    为了提高军事防御功能, 在内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均设有马面, 现探出50座。马面为长方形, 与城墙一起夯筑而成, 两个马面的间距基本相等。墙外有护城河围绕, 河宽约20米, 具有很好的防御作用。
    建康 (业) 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是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孙吴时名建业, 东晋南朝称建康。自229年吴建都建业到589年陈亡, 建康 (业) 城作为都城前后达322年。因城址压在南京城下, 考古发掘困难, 影响城址的复原研究。根据近年来零星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绘制出一幅大致的东晋建康城平面图[19]。 (图四)
    东晋建康城, 由都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大行宫附近, 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为苑囿。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之南御道两侧, 有官署、宗庙、社稷等建筑。宫城正门南2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 宣阳门南5里为朱雀门。在都城周边, 还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确立的都城布局, 南朝时未见太大变化。因受长江及城东青溪流向的影响, 建康城及其纵向道路走向为北偏东25°[20]。
    虽未发现城门, 但城内主要道路分为三股[21], 推测城门也是一门三道。建康城形制受魏晋洛阳城影响之深, 由城门名称可见一斑, 在6门中有5门使用了与洛阳城城门相同的名称。
    在夯土城墙外敷砖, 是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民国时期总统府附近发现的一段夯土城墙, 从东晋到南朝历经三次兴建修补, 每次都在夯土墙外侧敷设城砖。城墙外侧有砖砌岸边的壕沟。
    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北100多公里的红柳河北岸, 是十六国末期大夏国的都城。因城墙夯土主要成分为石英、黏土和碳酸钙的混合物, 加水夯实, 质地坚硬, 且呈白色, 故又称白城子。据载, 郝连勃勃所筑的其他城也采用这种筑法[22]。统万城是同时期城墙夯筑质量最高, 各种防御设施最完备的都城。
    现在地面上尚存西城、东城和外郭城三城。东、西两城均呈长方形, 四隅有高于城墙的长方形或方形隅台, 城外有护城壕, 但护城壕只是作为城防的一道壕堑, 并不存水[23]。两城并非同时期所筑, 西城为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 东城始建于晚唐五代[24]。西城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 四面各设一门, 城门外均有瓮城。为了加强防御功能, 统万城没有仿照中原一门三道的形制, 而是采用了瓮城的形制, 只有一个门道。西城四面城墙都有大量马面, 有的马面中空, 除具有防御功能外, 还兼作储存粮秣、柴草和武器的仓库[25]。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图五) 外郭城平面呈曲尺形, 城墙上也发现角楼及马面建筑。
    图四东晋建康城平面示意图
    图五大夏统万城“虎落”遗迹
    北魏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自拓跋珪天兴元年 (398年) 建都, 至太和十八年 (494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 平城为北魏都城达97年。
    文献记载, 平城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遗址大部分压在今大同市城区下面, 在大同火车站附近发现了疑似宫殿北墙遗迹及一处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 可能是宫城及宫城前衙署。在大同市城北操场城曾发掘一座北魏皇家大型建筑遗址[26]。孝文帝时代, 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 在平城南郊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汉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市东南柳航里, 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 周围有水渠环绕, 即所谓的辟雍, 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中心建筑上圆下方, 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 北魏明堂上还设有灵台[27]。虽然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 但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28]。
    二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特点
    中国古代城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无论是形制还是筑造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尤其是追求方形或长方形夯筑城墙, 外围设壕沟等, 成为中国土城的基本样式。尽管如此, 布局变化及技术进步也十分明显。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期, 都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防御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 基本确立了后世都城的标准模式。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变化以及推动变化的动因, 刘庆柱先生曾作过长时段考察与深入研究, 兹不赘述[29]。现就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都城模式及其演变作初步概括。
    (一) 不断完善的防御设施
    城墙是一道防御设施, 其高度、宽度与其防御性能成正比, 因此, 各时期都以追求城墙的高大结实为目标。一般而言, 城墙的高与宽是等比例的, 如汉长安城城墙高约12米, 基础宽亦约12米。据研究, 后代城墙也基本如此[30]。根据笔者对这一时段城墙的观察, 城墙是用连片版筑技术夯筑起来的, 墙内一般添加垂直于城墙走向的木材作为韧木, 以增强夯土之间的拉力, 尤其是增筑城墙与原有城墙之间, 也以韧木作为连结体[31]。
    北方地区均为夯土筑城, 汉代城墙上未见包砖者。在未央宫南宫门发现大型方砖, 四角各有一个穿孔, 可能贴于宫墙底部, 作用是防止雨水侵蚀, 增加城门美观。虽然与后来的包砖所起作用相似, 但二者砌筑方法及形式不同, 贴砖为立贴于墙面, 包砖为依墙平砌。包砖最早见于潮湿多雨的南方城址上, 如广汉雒城, 包砖年代约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32]。其后, 北方的邺北城及南方的建康城都有发现。邺北城砌砖发生于后赵石虎时期, 《水经注》浊漳水条载, “其城东西七里, 南北五里, 饰表以砖, 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 皆加观榭, 层甍反宇, 飞檐拂云, 图以丹青, 色以轻素”。南方使用情况更为普遍, 北方城多在城墙重要部位使用, 如城门附近或城隅一角。统万城城墙本身由三合土筑成, 其致密度远超一般的黄土, 城墙的坚固程度大大超过以前。这种三合土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非常坚硬, 但一经雨水冲刷则极易崩塌, 因此这样的筑城材料只有在这一时段的北方地区应用, 其他时段和地区则比较少见。
    护城壕是筑城取土的副产品, 一般都蓄有较深的水, 与城市周围的河道相连, 既起到城市防御作用, 也肩负交通、城市给排水及防洪等功能。而统万城的城壕没有水, 城壕两侧坡面夯打光滑, 也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汉代都城未发现马面及瓮城之类的建筑, 但在城门内侧发现登城的马道及马道旁边士卒藏身的房间。因战争需要, 汉代流行于北方边城的一些防御性设施, 如马面、瓮城、虎落等, 魏晋以后被引入中原, 这是考古见到的明显的北方因素。考古发现, 从魏晋时期开始, 洛阳城就加筑了马面, 此后新筑之城, 马面也成为必备设施。在防御方面, 统万城更突出, 不但内外城各墙均有马面, 而且有的马面还成为储藏粮草的设施。该城现存的内城西南隅台, 高达26.62米, 也是古代都城现存最高的隅台遗址。在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城门外设瓮城等, 都是借鉴了汉代边城的做法。中原及南方的都城, 不见在城门设置瓮城者, 但伸出城门外的门阙, 既具有礼仪的功能, 又起到瓮城的作用, 可谓一举两得。曹魏邺北城的三台建筑及城墙下的潜伏门, 魏晋洛阳城的金墉城, 都是在社会动荡情况下的防御新举措。
    (二) 两城制到三城制
    以公元4世纪上半叶为界, 此前, 中国的都城还是内外两城的形制, 如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魏晋洛阳城及南朝之前的建康城。之后, 则盛行宫城及内城、郭城三城形制, 如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南朝建康城等, 都有三重城墙。这样一来, 宫城处于核心位置, 并被层层城墙所包围, 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是否存在郭城的问题, 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文献记载比较模糊, 考古发现表明, 此时的郭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区域, 可谓有名无实, 如西汉长安城、东晋建康城等, 仅在关键部位设置象征性的郭门而已, 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墙。
    (三) 多宫制到单一宫制
    宫城的变化与中轴线的出现、两城制向三城制的过渡是同步的。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 都城盛行多宫制, 之后逐渐向单一宫城过渡。汉长安城内大部分空间被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具有独立宫墙的宫城所占据, 至东汉时期, 这样的宫城减少, 城内只有南宫、北宫、永安宫等不多的几座。从曹魏洛阳城开始, 废南宫, 强化北宫的地位, 逐渐形成独立的单一宫制。
    (四) 中轴对称布局的出现
    从城门的形制可知, 汉长安城是以东为正向, 东城墙上的3个城门两侧都有伸出城门的土墙, 而其他三面城门均无此类建筑。至王莽时期, 在南郊建了大量的礼制建筑, 使城市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出现了都城南向的理念[33]。
    东汉在城南建有很多礼制建筑, 正对南宫的平城门也成为最重要的礼仪之门, 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为正向的理念[34]。此时南宫偏东南, 因此还未出现中轴对称的布局。至曹魏邺北城时, 随着一宫制的出现, 宫殿集中于北部, 南部正对正殿的大道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产生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继承了邺北城的做法, 废除南宫, 只保留北宫一个宫城, 连接北宫太极殿和圜丘的阊阖门大街 (铜驼街) 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对称布局得以确立。受地形地貌的影响, 建康城轴线稍微北偏东, 但城市中轴线是存在的。中轴对称的设计, 使都城布局更加规整, 到隋大兴城、唐长安城臻于完美。中轴线出现以后, 改变了以前中央官署分散布局的状况, 也为隋唐两京皇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伴随宫城的变化, 池苑也由宫城西南逐渐移至宫城北部。西汉主要池苑位于宫城西南, 东汉池苑位于宫城西北, 这样的安排, 是受地形地貌的影响所致。因都城一般建于背山面水之处, 北部地势高, 南部地势低, 把池苑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有利于调节城市水源, 确保城市用水。因此, 东汉洛阳城池苑的安排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有学者认为, 池苑放在北部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结果, 此论尚需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撑。
    (五) 里坊的规划
    两汉都城都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区──里。据记载, 汉长安城有160个里, 但至今没有发现其遗迹, 尚不清楚分布情况。据已有的研究, 这些里多数分布在城内北部、东北部以及城郊的“郭区”。此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郭城, 里坊的规划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曹魏邺北城把里坊放在城市南部, 通过道路将其与宫殿、衙署区分隔开来, 对里坊做了整齐的规划。真正的郭城出现以后, 里坊的规划性更强。北魏洛阳城即是郭城出现以后里坊规划的代表。宿白及傅熹年先生对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复原研究, 可以明显看到里坊的规划痕迹[35]。
    (六) 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
    从汉长安城开始,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是都城区别于其他郡县城的重要标志之一[36]。汉代只有都城城门为一门三道, 宫城仍是一门一道。至魏晋南北朝之时, 宫城南门也都采用一门三道, 而且建筑体量大, 从发掘的北魏洛阳城阊阖门看, 采用殿堂式建筑形式, 规格超过了都城城门。建康城宫城南侧发现的南北向道路, 明确分为三股道, 与城门形制相对应。两汉时期道路并没有铺砖, 仍为夯筑的土路。南朝建康城发现三股道, 两侧道路铺砖, 中间的道路为土路。西汉长安城道路虽分三股, 但未见各股之间有路沟分隔。东汉洛阳城的三股道以夯土墙相隔。位于辽西的三燕龙城也采用一门三道形制。大夏统万城四面各有一座城门, 但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从城内布局, 到城门、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差异看, 统万城都与同时代的都城存在很大差异, 与其说是一座都城, 不如说是一座军事堡垒。
    (七) 佛寺与石窟的出现
    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建筑就开始立足都城, 由城外而城内, 由少到多发展壮大, 至南北朝时达到鼎盛, 城中佛寺林立, 成为新的都市景观。近年来发掘的东汉洛阳白马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魏赵彭城北朝佛寺、建康城同泰寺等, 都是当时都城重要的宗教及文化场所。都城周边往往也开凿很多石窟, 如北魏大同石窟与龙门石窟、东魏北齐的响堂山石窟、建康城的栖霞山石窟等, 都是皇家开凿的礼佛之地。佛教作为一支外来宗教,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改变着都城的面貌。
    (八)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影响
    西汉末年, 王莽设立《周礼》博士, 并以此作为其改制的理论依据。东汉以后, 虽不再设《周礼》博士, 但通过郑玄等人的注疏, 成为后世经典文献。《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礼》中的一篇, 篇中所确立的“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等内容, 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蓝本[37]。中原王朝所建立的都城自不必说, 那些北方民族所建立的都城, 也依照《匠人营国》所描绘的蓝图, 努力模仿中原的都城模式, 打着文化正统的旗号, 抢夺政权的正宗地位。北魏在平城时期就“模邺、洛、长安之制”, 迁洛以后, 不仅沿用了汉魏洛阳城, 而且宫殿、城门的形制、名称也多未变动。东魏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 下则模写洛京”, 平面形制附会“筑城得龟”的典故, 充分发挥其内在寓意, 说明他们理解与把握中原汉文化还是比较深入透彻的[38]。
    至于南郊祭祀之礼, 西汉末年南郊礼制建筑的形式及内容, 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 虽然明堂、辟雍分开, 与西汉稍异, 但基本沿袭了西汉的布置及形式, 也成为郑玄阐述《周礼》的重要依据。由于郑玄学说的影响, 祭天礼仪被区分为圜丘、南郊两个场所, 并在魏明帝时期一度付诸实践。西晋建立后, 放弃郑玄学说而采用王肃的郊、丘合一主张, 圜丘被合并于南郊, 并为东晋和南朝所继承。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 又采用郑玄学说, 在平城南郊设置太庙、明堂辟雍及圜丘, 迁都后又设置于洛阳, 形成郊、丘分立的祭祀景观, 并为东魏北齐邺城所继承[39]。虽然各代有异, 但均源于两汉南郊之礼及《周礼》经义。在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 各外围民族既向慕中原汉文化, 又以汉文化的继承者与捍卫者来标榜自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此时都城的空间模式及内在特征。
    三 小结
    笔者把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分前、后两段, 前段是中国历史的统一时期, 此时的都城延续了先秦城邑的发展轨迹, 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式, 如十二城门的设置、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南北郊礼制建筑的安排、宫殿及市场的布局、坐北向南的朝向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考工记·匠人营国》中。后段是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 伴随北方民族入主中原, 都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如三城制的形成、单一宫制的出现, 宫城宫殿居北居中、城市中轴对称、里坊市场的统一规划等。这些都是后世都城模式的基本要素。考察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是与时代的推演与技术的进步有关, 二是与当时社会的巨变有关。尤其是后段, 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后, 在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 也给中原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为了适应战乱局面, 都城的防御设施更加完备, 这也是后世都城特别重视的因素。总之,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 有后代对前代传统的继承, 更有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因素, 所有这些形制变化和文化积淀, 都为隋唐宏大而整齐的都城设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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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王志高, 贾维勇.六朝古都, 掀起盖头[N].中国文物报, 2004-3-10 (1) .
    [22]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描述延州丰林县城曰:“紧密如石, 凿之则火出, 其城不甚厚, 但马面极长且密……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 兼密则矢石相及, 敌人至城下, 则四面临之。”引自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5.
    [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统万城遗址近几年考古工作收获[J].考古与文物, 201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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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后汉书·孝灵帝纪注引蔡邕曰:“平城门, 正阳之门, 与宫连, 郊祀法驾所从出, 门之最尊者。”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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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 有龙马从黄河出现, 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 背负“洛书”。通过附会, 把漳河变成河洛, 使都城成为天下之中, 进而获得正统地位, 现邺城内尚有一村名河图村, 概与此有关。
    [39] 《魏书·儒林·李业兴传》记载, 朱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业兴曰:‘委粟是圜丘, 非南郊。’异曰:‘北间郊、丘异所, 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曰:‘洛京郊、丘之处专用郑解。’”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1863.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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